走近刘弄潮(27):阴晴圆缺(中)

吴再洪

经过慎重考虑,刘弄潮向组织提出“辞官教书”的请求。经斟酌研究,组织上同意他的请调,但却决定调他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刘弄潮对这一决定坚辞、谢绝。他的理由是,不想做官,只想做学问。他想进入高等学府,静静地徜徉于书山学海,做些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工作,像父亲一样教书育人桃李芬芳,在世间播撒知识的种子。

也许是长期从事学生运动的经历,使他的兴趣定格,他对于单纯、热烈的青年学子情有独钟。他愿作年轻人的师长和朋友,他想与年轻人倾心交谈,梳理他们的思维;与年轻人沟通交流,把握他们的脉搏;与年轻人相互交心,洞悉他们的灵魂。这在他来说,才是一件畅快淋漓的惬意事体。

时值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为加强党在教育领域的领导,组织上陆续抽调党员领导骨干到各高等院校工作。

“中国革命史”是院系调整后各大学新开的4门政治课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无到有创建起来的新课程。于是,借着这个机会,刘弄潮拒绝了到浙江任教育厅长的委任,主动要求调到清华大学,担负起创建中国革命史教研组的工作。

清华大学,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它不仅是一座藏宝储金的知识殿堂,也是一处美轮美奂精致的水木园林。

1952年,刘弄潮抛弃仕途,到清华大学创建了中国革命史教研组,任教研组主任,二级教授。

由于中国革命史新学科,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在这个新组建的教研组里,身为主任的刘弄潮事必躬亲,倾尽全力从事着开创性的学术研究工作。直到36年后刘弄潮去世,他的学生,当年的助教、讲师、同事们,现在其中的不少人,已经是著名教授了,他们在缅怀刘弄潮的追思会上,还都深情地提到:

“弄潮同志的讲课有三大特点,可悬为我们的圭臬。第一大特点,弄潮同志的课,是以革命史实的系统结构为重点,讲革命斗争的来龙去脉,讲党在各时期的方针政策,讲千百万战士前仆后继为之奋斗的目标……革命斗争的史实,是最有说服力最有教育意义的……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的史实系统,弄潮同志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阐述,与一般人脱离革命史实而单纯讲解党的理论、政策的授课方法不同,效果自然不一样。他的讲法在革命史界独树一帜,深受学生欢迎。加之,许多革命历史事件是他亲身经历过的,而他满怀激情的讲述,就非常吸引人,感动人,给学生们留下深刻的影响。”

“第二大特点,根据清华大学党委的决定,以解决学生的思想认识问题为难点。弄潮同志设立了学生工作小组,定期研究学生的思想动态。讲课前充分研究,决定如何讲解才能结合学生思想实际;讲课后研究如何才能巩固学生思想认识。根据学生不同的问题,指定不同的文件阅读,要求学生作笔记,写发言提纲;然后组织课堂讨论,进行自我教育;最后由教师画龙点睛作小结……弄潮同志把学生思想认识作为难点,狠抓政治思想教育,形成了清华大学政治课有的放矢的原则与传统。”

“第三大特点,弄潮同志讲课充满革命激情,爱憎分明地讲敌我斗争,感染力极强。这是弄潮同志有毕生的革命经历作底气,一上讲台就进入角色,几百学生的大课,台下鸦雀无声,广大学生对他都极为爱戴与赞颂。”

“弄潮同志是好的学术带头人。为培养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他处处作表率,他的课总是安排在我们讲课之前,哪怕是讲第三遍也是这样,以作示范。他每讲一遍,都有新发展……他也要求大家不断提高授课水平,要融会贯通,不断修改自己的讲稿……所以,他讲课的三大特点中的前两点,都贯穿在大家的讲课之中,形成了清华政治课的特色和风格。唯独第三点,囿于革命经历,一时还不能全部学到。他对青年教师言传身带,欢迎大家听他的课,参考他的教案,同时特别要求我们讲出自己的特点,必须针对各自学生的思想,要求各个都做到有的放矢。我们讲课的效果,实际是受他老影响的效果。因此,弄潮同志讲课间接就影响到全校六七千学生,一届一届地培养出新中国的专业建设人才。”

“弄潮同志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是全面的:在政治上,鼓励我们靠拢组织,做一个共产党人;在品质作风上,要求我们政治教师要作学生的表率,一言一行都要遵纪守法,建立良好的形象;在生活上,对青年教师关心得无微不至,他老待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子侄,平易近人,诚挚亲切,当他悉心培养青年教师的先进经验,在《光明日报》刊登后,董必武同志曾来信祝贺与鼓励。”

“弄潮同志除完成教学任务外,还从事党史的研究工作。他严谨治学,一丝不苟,我们一辈子也学不完。他的研究重点,都放在革命的关键事件上……他的全部讲稿都是非常忠实于史实的。他认为对史实的珍重,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心。作为一个革命史、中共党史教员,珍重史实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尊重客观是一个科学态度问题。只有有了这种认识,才有他老讲课的第一大特点……弄潮同志常鼓励我们写文章……当一些青年教师投稿后,编辑不是从文章的内容考虑有无社会价值,而是要求组织点头来决定是否刊用。他不以为然,愤愤地说:‘怎么不用鼻子闻闻呢?一闻不就决定了吗?’他说文章对教学起了作用,就是最大的成功。教学、科研与实际相结合,就是我们研究的目的,目的达到就胜利了。他总是鼓励我们再接再厉。”

“1953年,高教部政治教育司组织京津八院校编写《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1954年高校出版社出版)。分章由各校写出,每写完一章,就组织八院校有关教研室(组)主任(组长)讨论。弄潮同志不是一个人去,而是争得机会让全组教师参加,以便掌握每章的精神。当时分配给清华的编写任务,在我们分头执笔后,都由他老亲自修改订正,然后先油印寄给各院校征求意见,再修改后才定稿,非常严谨慎重。这是我国第一本政治课教材,全国各大院校都采用,起了很好的作用,弄潮同志是付出了自己的心血的。参加讨论会听他跟人民大学的何干之、王真、王禹夫等老同志讨论问题,十分生动有趣,长学问。许多问题经他们一争论,就解决了。甚至连胡思杜问起自己的父亲胡适应划什么成分,他们几位老同志也进行分析。会上有关革命史的问题,无所不谈。弄潮同志还在会上介绍过辅导工作的经验。”

“弄潮同志总是率先写讲稿,他那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字斟句酌,偶有一字修改,也是挖洞填补的认真态度,给我们青年教师树立了样板;他老总是率先讲课,那摆革命事实,讲革命道理,满怀激情地讲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斗争史,十分吸引人,十分感动人,给学生留下深刻影响,给我们青年教师树立了光辉榜样。”

“弄潮同志不管是指导我们写讲义、写论文,还是指导我们讲课,做学生工作,总是先要求我们是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员。这一条对我们终身受用……弄潮同志离开我们了,他的独到性的教学经验,严谨的治学精神,关怀青年成长的诚挚感情,永远留在我们师生的心中!”

刘弄潮讲课有个特点,即使在阶梯教室上百人大课,他也不用扩音器,几小时下来,声音宏亮,滔滔不绝。他热爱青年,又有一种善于把全场听众注意力调动起来的魅力,枯燥的课程能被他讲活。他还把一些难懂难记的理论、史料,形象地用图表形式表现出来,既新颖又好理解,好记忆,深受学生欢迎。学理工的大学生们,往往对政治课缺乏兴趣和重视,进课堂时,常常夹着闲书或带着其他科目的作业,但只要是刘弄潮来讲课,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聚精会神。

因此,当时刘弄潮的名声很大,威望很高。他不仅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兼课,不少高校甚至外地院校,以及社会上许多单位如团中央、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军委等都常请他去讲学。就是在“文革”岁月中,刘弄潮也曾多次在街头,在校园,被一些多年前的学生认出来,向他自我介绍:“曾经是您的学生”“听过您的课”“仅听过刘先生一次大课,却终生难忘”。甚至直到21世纪的今天,当他的夫人在清华园散步时,也时常遇到一些并不熟识、已经白发苍苍退了休的教授向她打着招呼:“师母,身体可好?”原来,他们曾是20世纪50年代在清华读书,后留校任教的、刘弄潮当年的学生。

这一时期,是刘弄潮在教学、研究方面收获最丰的时期。因为他向来把名利看得很轻很淡,只要给他为革命工作的空间,他就心满意足。所以,他忘情地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领域,教书育人,笔耕不辍,连续发表学术论文,并被翻译成俄、英、日文,被外国报刊转载。

治学严谨的刘弄潮,在对中共党史的搜集、研究、传播中,以冷峻的目光,凛遵历史真实,恪守史学工作者严肃的治学态度,一段段,一程程地审视着中国革命所走过的每一艰难行程,从中挖掘着鲜为人知的史实,剖析着刻骨铭心的教训,揭测着未来潜在的可能。著书立说,登台演讲,弘扬的都是中华儿女为争独立、自由、和平、民主,几十年不屈的浴血奋斗精神。

出于对李大钊的无限景仰之情,刘弄潮一个极大的心愿是:要为搜集和整理李大钊的遗著竭尽全力。鲁迅先生曾称李大钊遗文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而李大钊和鲁迅这两位伟人,都是刘弄潮所衷心爱戴的导师,他更觉得自己做这一工作是责无旁贷。所以,“建国后,北京刘弄潮、刘桂生、张静如、丁守和诸同志也都致力搜集。1951年2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刘弄潮的《李大钊著述目录试编》比《守常文集》的篇目多101篇。”(注:参看朱成甲《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的丰碑——为新编〈李大钊文集〉出版而作》)。他以审慎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进行学术研究,“有的文章如《新纪元》尽管没有署名,但是经过刘弄潮的考证,早已被公认为李大钊所作”(注:参看《对李大钊早期研究中两个问题的辩析》)。

为不埋没中国革命的先驱李大钊的历史功绩,刘弄潮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还历史真实的坦荡,组织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30周年展览、报告会,撰写大量研究、纪念文章。他还与陈毅一道前往北京万安公墓,凭吊革命的指路人李大钊烈士。

1955年6月,刘弄潮出席了中共北京市第一次党代会。

1958年4月22日,在天安门广场落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永远铭记为民族与人民解放牺牲的英雄而建立的历史丰碑。纪念碑高达40米,基座上镌刻着八幅勾勒中国人民自1840年至1949年,在整整109年间前仆后继浴血奋斗缩影的浮雕:鸦片战争、金田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敌后抗战、渡江战役。在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征集审议浮雕构思中,刘弄潮首先提出了增添“虎门销烟”浮雕的建议,得到采纳。

刘弄潮给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首先就是为青年学子解惑释疑的教师;而且,更是肩负着宏扬中华民族浩然正气、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中共党史教师。因之,他随时随处自觉、主动地抓住一切时机,向青年传播灌输革命思想。在清华大学教授谭浩强写的《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在50年代以前,在清华大学大礼堂西边小河的南面小山坡下,有一个断碑,那是“韦杰三死难纪念碑”。韦杰三烈士是在1926年纪念“三·一八”爱国示威运动中被反动军阀段祺瑞杀害的清华大学一年级学生。当时清华大学学生会为了纪念他,从圆明园的废墟中搬回来一段断了的石碑,竖立在小山坡下,断碑的含义是:祖国的栋梁被反动派折断了。30年来它一直在荒草丛中,缺乏护理,也很少有人去参观凭吊。1957年,当时的中国革命史教研组主任、老党员刘弄潮教授提出应加以整修,作为清华大学重要的革命文物,让后人瞻仰纪念。在1957年3月举行的清华大学第12次学生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并经党委批准:将断碑整修后移到图书馆前草坪中。让每一个清华学子到图书馆学习时,都能想到今天良好的学习条件是用烈士鲜血换来的。迁碑仪式是在学代会期间进行的,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仪式由我主持,各系的学生代表几百人参加了仪式。哀乐足足奏了3分钟,大家在悲痛和怀念的凝重气氛中沉思,刘弄潮教授介绍了烈士的事迹。会后将断碑整修后移到图书馆前,它和图书馆内的施滉烈士遗像一起成为清华大学的革命文物,常有校内外的群众来瞻仰,有时共青团支部和少先队在这里举行团日或队日。它成为清华大学的一个重要的景点。断碑在图书馆前屹立了30多年,直到90年代图书馆整修扩建时才又把它移回原址,并对周围环境作了很好的处理。由于我亲身参加了迁碑的活动,所以对断碑感到特别的亲切,以前我每次去图书馆时总是深情地凝视它一会。我想在回顾图书馆历史时,我们不应忘记这段历史。”

在清华大学教授王宗淮撰写的《母校育我——我的大学生活》中也写道——

“……记得195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教中国革命史的刘弄潮老师和我班部分同学围坐在气象台北侧的草地上,介绍他解放前参加革命斗争的艰苦历程……”

刘弄潮的社会活动十分频繁,但他从不铺张炫耀,处处本着廉洁勤俭的原则。外出差旅一切从俭,按规定他可乘软卧、头等舱,他却总是坐硬卧甚至硬座、经济舱。

仅以1956年他因病到大连疗养为例,当时他积劳成疾,血压居高不下,但他把病休证明卷成团丢掉,照样备课到深夜甚至黎明。丽火及医生、同事都劝他注意健康,适当休息,他却不在乎地说:“我就是倒在讲台上,也心甘情愿。”后来组织上决定他必须住进大连疗养院,学校发给他来回的路费是125元5角。而他来去都是从塘沽乘海轮统舱,只用了16元6角的路费,节余108元9角。按规定,他还可报销行李费6元,他分文未报;疗养期间应领伙食补助费37元,旅途伙食补助费4元,他分文未领,共为国家节约155元9角,他全部上交学校,归还国库。这份详细的账单,是在他去世后家人从他夹在日记本中的单据上发现的。

刘弄潮外出讲学,从来不住安排好的宾馆,只住招待所的普通客房。他在饮食上更是简单,烟酒嗜好皆无,淡饭粗茶知足。他交的党费,总是党支部里最多的。对于稿酬、讲课费、车马费、差旅补助费等,他或不领取,或者捐出,从不让分文落入自己的腰包。家人在清理他的遗物时,从他的藏书中,陆续发现数张他当年随手当作书签夹在书中的稿酬汇单,数封他为灾区、外地学校、不相识者捐款后,收到的感谢信等不为人知的函件。

至于接受过他资助的友人,以及款额,更是无法计算。有难处急需而向他开口的人,在他那里从不会碰壁;长期生活困难、家庭负担重的人,他总不断接济,以致最终变成“该着了的”亦有人在;没有张口伸手、确有困难被他知道的人,他会主动相帮;有的人并非窘迫,却经常哭穷,他也不计较,照样解囊。顺境时如此,其后数十年他蒙冤受难,经济拮据时,亦然如此。

刘弄潮在清华大学分配到一幢教授待遇的复式独立住宅,但丽火考虑到清华距地处西单的高教部实在太远,每天奔波会影响工作,便带着孩子们住在高教部分配的普通干部宿舍。刘弄潮同样因为怕影响工作,便只在每星期六傍晚才进城度假,星期日傍晚又急匆匆赶回学校。他认为既然家属不搬来,自己没有必要占据一大套住房,就主动谢绝了分配的住宅,搬到荷花池畔单身教工宿舍一间斗室居住,一日三餐就在食堂解决。

50年代初期的刘弄潮,就是过着这样一种精神充实、生活简朴、淡泊名利的生活……

应该说,50年代初期刘弄潮一家的生活,是平静而温馨的,是这个后来更加多灾多难的家庭所经历的最幸福的一段难忘好时光。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吴再洪,曾用名吴再红,四川新都人,1981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放弃留校机会申请到核试验基地工作,2004年转业回乡。曾任基地政治部宣传处长、气象总站政委、试验工程技术部气象研究室政委、靶场部气象研究室政委。出版有《采菊东篱下》《为什么要学哲学》等专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吴再洪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