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刘弄潮(23):走向光明(上)

吴再洪

在上海,刘弄潮住在郭沫若家里,并与叶以群、郑倚虹(注:即郑德音、郑韵涛)、刘尊棋夫妇接上了组织关系。后来上海形势趋紧,组织上命刘弄潮等同志与一批文艺界进步人士随时待命,准备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于是,刘弄潮急电丽火,催她尽快携儿子赶赴上海会合。

自刘弄潮远赴上海后,丽火独自带着丹岭留居重庆,当时她已调任菜园坝保国民小学校校长。她时时担心着丈夫的安危,也为家庭团聚的无望而忧虑着。

1947年夏,她接到刘弄潮“立即赴沪”的通知后,没有惊动任何人,也来不及与远在成都的亲人打声招呼,更顾不得收拾变卖本就不多的家当,带着不多的一点积蓄,匆匆赶到中央航空公司,购买飞往上海的机票。当售票员量了刚过两岁生日没几天的小丹岭的身高后,告诉丽火:“小孩儿刚巧达标,要购1/4儿童票。”

数数手中的钱,仅够一张成人机票,她恳求说:“我急于要走,一时筹不到钱,孩子刚刚碰杆,能不能帮忙通融一下?”售票员无情地拒绝了。无奈中的丽火,失望地走出中央航空公司,站在大门口,茫然四顾。看来只好回去借了钱再说了。

蓦地,瞥见对门正是中国航空公司。为早日赶到上海,丽火来不及多想,立刻决定再去试一试运气。她拉起儿子就走,刚要进门,忽灵机一动,说:“丹岭,把鞋脱下来,光丫丫。”

两岁的儿子听话又顽皮,他赤着脚在地上跳了跳,觉得妈妈让他在大街上光脚丫儿十分滑稽。他蹦蹦跳跳跟着妈妈走到售票处。标尺一量,小丹岭满头浓黑的自来卷儿,正在标尺之下,他顺利过关。丽火如释重负,买到了机票。

临行前,丽火收拾了几件简单的衣物,装进一只小小的牛皮手提衣箱。才出大门,她又踅返回来,目光久久盯视着床下的青砖。反复掂量,犹豫再三,终是丢不下对刘弄潮的承诺,舍弃不了他们爱情的信物。于是,年轻冒失的她把心一横,竟置生命安危于不顾,毫不迟疑地挖出埋藏地下的红绸包,卷裹在孩子的衣物中,塞进了衣箱。

登机前,丽火的心忽悠一下绷紧了。天呵,手提箱里还有一本要命的禁书!但事已至此,后退是没有出路的,只能硬着头皮朝前闯了。她稳定一下情绪,从容地领着儿子向前走去。

也许是她雍容的气质,势利眼儿的安检人员以为她是什么达官的眷属;或是慵懒松懈的安检人员,对于一个领着孩子的少妇毫无戒备,总之,她顺顺利利登上了飞机。空中小姐还笑吟吟地接过箱子,把她送到座位上。

飞机腾空而起,丽火的心为之一松。此刻,她只盼着一下飞机,就能见到分别数月的丈夫。飞机上越坐越冷,那时的飞机就那么简陋。身着凉爽夏装的丽火母子,一会儿就冷得瑟瑟发抖。这时,旁边一位先生从大手提包里掏出一条薄毛毯,给他们搭盖上,令丽火感激不已。

一下飞机,丽火就紧盯着接机的人群,她以为刘弄潮会一下子冲到面前。但直到人群散尽,翘首以待的丽火也没有见到丈夫的踪影。

丽火立时发懵,待她回过神儿来低头一看,天呐,脚边只有一个衣箱,不见了宝贝儿子!她顿时慌了手脚,慌慌张张大叫着:“丹岭……”没头没脑乱找起来,却又完全忘记了箱子。

一位搬运工人拎着箱子赶了上来,她顾不得说谢,只是焦急地说:“我的儿子不见了,儿子不见了……”

工人连声说:“太太别急,别急,我帮你找。现在人不多,丢不了。”

旁边有位太太说:“是不是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儿,满头卷毛儿?我看见他朝那边跑了。”

工人立刻追去,不一会儿就抱着丹岭回来了。丽火搂着失而复得的儿子,久久说不出话来。好心的工人说:“你家里没人来接吗?我送你去搭车。”

工人热心地把丽火母子送上航空公司运送旅客进市区的交通车。到了市区,丽火即雇一辆三轮车,按刘弄潮给她的地址,找到了郭沫若家。

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大姐见到丽火汗津津地带着儿子从三轮车上下来,连声问:“弄潮呢,弄潮哪里去了?”

丽火委屈地说:“我还要问你呢,弄潮怎么不去接我?”

于立群说:“怎么没有接?接到你的电报,他就坐立不安,今天饭也没吃就赶去接你了。怎么会没碰到?”

约莫过了半个多钟头,刘弄潮急匆匆地回来了。一进门,见到丽火母子就哈哈大笑:“哈,你们好能干,抢先到家了,害我好找!”

听他这话,倒好像他吃了亏似的。大家又好笑又好气,七嘴八舌把他好一顿数落,纷纷盘问他跑到哪里去了。

刘弄潮嘿嘿笑着说:“我要见他们母子,须得打扮光鲜才好,就到理发馆去剃须理发。谁晓得耽误了,赶去一看人都走空了。”听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当大家看到丽火竟然从衣箱里掏出一本厚厚的《联共(布)党史》时,全都吓了一跳。郭沫若说:“丽火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见大家都这么吃惊,丽火才意识到自己实在是太幼稚太冒失了。刘弄潮抚着这本厚书,心里漾满对丽火的爱恋与感激。

这本《联共(布)党史》,现存重庆市立第一中学校史展览馆。原本,这本对于刘弄潮夫妇有着特殊纪念意义书籍,一直被刘弄潮收藏在一个精美的锦缎盒内。但在他去世后,丽火一直找不到这本记录着他们的爱情和革命斗志的书,令她不解、惆怅,万分惋惜。直到2003年10月,她重返成都,重庆市一中老校友们宴请她时,才得知早在20世纪80年代,重庆市一中校长拜望老校长刘弄潮时,他就把书捐赠给校史展览馆了。当时丽火正在外地,不知此事,而刘弄潮也从未提起。当丽火得知这本被她视为传家宝的、冒险带出重庆,如今又回归重庆的书的下落后,虽不胜惋惜,但想到刘弄潮为了丰富重庆学生运动的革命历史,将最珍爱的宝贝慨然相赠,她是完全能体谅丈夫这种无私奉献情操的,也为这本书的归宿感到欣慰。

在上海期间,一家人就住在郭家。多年的老朋友了,人多热闹,过得十分愉快。刘弄潮整日与文化界新老友人联络交往,紧张忙碌。丽火有时与于立群闲聊,有时带丹岭到外滩或虹口公园散步。

由于丹岭一头与生俱来的卷发,非常引人注目。有几次母子俩在街头、车上,都遇到好奇的询问:“你们住在XX路吧?听说那边有个卷毛儿小男孩儿,蛮乖的。”刘弄潮听到这些,认为不亦太过引人注意。所以,丽火母子就减少了外出,尽量不出去露面了。

1948年,经中共地下党安排,刘弄潮一家辗转抵达香港,向冯乃超报到。当时,香港已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大家都在等候组织的安排,准备分批于适当时机进入华北解放区。

初到香港,刘弄潮一家就陷于经济窘迫中,原来就不多的一点积蓄,在上海就所剩不多。多年来,刘弄潮虽有公职收入,但他随时听命于中共党组织,新的任务一下达,他便抛家舍业地奔赴新的岗位,没有家产,不要家当。加之,他又是一个千金散尽无所谓的慷慨之人,曾有过把当月工资转手就全部送给经济拮据友人的义举。无怪他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说过:“弄潮的钱,都花在朋友身上了,他可称得上是个没有牵挂的无产者。”所以,当刘弄潮全家抵达香港时,手头几乎没有什么钱了。

他去拜访先期而至的邓初民夫妇。当时邓家也十分清苦,夫妇俩住在陋巷危楼,但他们恬然淡泊,陶然自乐。刘弄潮一家在他的阁楼里挤住了一夜。

随后,他们在九龙新墟的贫民窟租下半间陋室,一家人暂且安下身来。当邓初民去探望时,因其体胖门窄,只能侧身而入。见到刘弄潮和丽火的住处如此恶劣,比自己那里更差许多,而他俩却能苦中作乐,高傲地安贫吃苦,邓初民不禁长叹:“想不到你们竟这样清苦!”

邓初民去同郭沫若商量,两人设法将刘弄潮介绍到香港达德学院任教授,才解决了经济来源的燃眉之急,有条件在新墟的清凉法院尼姑庵内,租了一间小屋蛰居下来。

1948年8月25日,刘弄潮与丽火的第二个儿子,在香港基督教会为赈济穷人开办的免费接生所里降生。整个月子里,丽火奢侈的营养品,只是两个鸡蛋。对此,丽火无怨无悔,刘弄潮却引为终身的歉疚。

为追寻天红地赤的红色理想,刘弄潮和丽火浪迹天涯海角。这个在海边诞生的小儿子,就叫“丹涯”吧。红岩,赤水;丹岭,丹涯。

即使经济拮据,生活清苦,刘弄潮在时忧断炊之苦和两个孩子啼饥号寒的间隙,还孜孜不倦地研读理论专著。他作学问的特点是博览群书,而不拘泥于书;博闻强记,而不局限于闻。在香港,他得到了在白区秘密油印的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便专心研读,并据此整理出系统的《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表解》。洋洋数万言,纵横捭阖,挥洒自如,提纲挈领,脉络分明。读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他亦作了详细笔记,把这篇文章列成图表。在那样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他还在陋室著书立说,他著的《唯物辩证法笔记》,精辟地阐述了马恩列斯的经典论述,以图表的方式,全面系统、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浅出,融会贯通,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在香港,丽火巧遇一位远亲,也就是王元辉的女友王XX。大陆时局动荡,王元辉就安排王XX带着儿子避居香港。她得知丽火将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与刘弄潮一道冒险投奔解放区,认为这种赔上全家身家性命的做法太危险,就好心劝丽火带着孩子暂留香港,与她一起开办经营一家养身滋补药品公司。丽火婉言谢绝,执意同刘弄潮共踏险途。试想,假若丽火当年作出别样抉择,那么,或许会走出别样的人生,至少不会无辜地经历那么多那么深的屈辱与苦难。

1948年11月下旬,刘弄潮全家经组织安排,登上海轮绕道仁川,经过几天颠簸,终于辗转到达天津,与前来接应的同志接上头。同船赴天津的有李公朴的夫人,有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珍和小女儿,有郭沫若与安娜所生的女儿……大家虽然熟识,却都装作互不相识,不能搭话。

1926年,邹韬奋与夫人沈粹缜的合影

天津地下党的同志告诉刘弄潮,通往解放区的交通线已被国民党严密监管。进解放区的唯一办法是,冒险化装成当地老百姓,装作是去探亲访友或赶集购物,先从天津火车站乘车到陈官屯,也就是所谓的“闸口”。那是大平原上的一条河,河对面就是国共都不管的真空地带,步行一段歇息一晚,过了沧州、泊镇,就进入解放区了。但问题是混过被国民党严加把守的闸口,非常危险。地下交通站的同志考虑到刘弄潮的两个孩子太小,大儿子3岁,小儿子不到3个月,全家4口性命系于一端,所担的风险实在太大,万一在闸口被敌人识破,后果不堪设想,劝他们慎重考虑后再做决定。

但这对倔强的夫妻,投奔解放区的强烈愿望坚定难挡。他们归心似箭,决意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封锁线,早日投回党的怀抱。既然走的决心不可动摇,交通站的同志便审慎地安排行动计划。

离开成都、重庆、上海、香港时,不多的家当被一再抛丢弃掉,他们已经身无长物。到达天津时,一家4口仅有一只手提箱,装着几件必需的换洗衣物。此刻,还需轻装,把一切带有城市、文化人色彩的物品全部清除掉。

交通站的同志送来几件农民、村妇、乡下孩子穿的破衣烂衫,让他们换上。并提出,小丹岭的满头卷发,很是引人注目,必须剃掉。丽火只好给儿子推个光头。看着洒落一地的弯曲发卷,想到两个幼小的孩子将与父母一道经受莫测前途中充满的惊险,丽火感慨万千。她拈起儿子一绺弯弯的卷发,郑重地夹在《联共(布)党史》中,连同换下的行装,都留给了天津的同志们。

这次一同冒险闯关的还有另外几位同志。交通站安排要赴解放区任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聂绀弩的夫人周颖,装扮成丹岭的姑妈,加入刘弄潮的家庭。丽火换上北方农村妇女的蓝色大襟土布褂子,黑色宽腰棉裤,黑棉鞋。头脸抹层灰土,头发挽成一个蓬乱的发纂儿。刘弄潮浓重的四川腔儿,很容易引起敌人怀疑。于是,交通站在给他准备的身份证上,用了“刘大贵”的名字,并注明是“哑巴”。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吴再洪,曾用名吴再红,四川新都人,1981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放弃留校机会申请到核试验基地工作,2004年转业回乡。曾任基地政治部宣传处长、气象总站政委、试验工程技术部气象研究室政委、靶场部气象研究室政委。出版有《采菊东篱下》《为什么要学哲学》等专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吴再洪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