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刘弄潮(22):山城抗暴(下)

吴再洪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在民主浪潮冲击下,不得不假意谈还政于民,而实际上仍大搞法西斯统治。以刘弄潮当时的身份,当然不能公开讲马列主义,便打出蔡元培的旗帜,提倡兼容并包。其实兼容也好,并包也好,都是用马列主义真理同反动统治作斗争的策略。以后,他多次在学校的各种会议上,宣传自己的这一办学主张。

他一到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同盘踞重庆教育界多年的三青团势力做斗争。抗战后,一中要由沙坪坝迁回两浮支路原址。可原校址被重庆三青团机关总部占据。当时的任觉五、陈介生等三青团头目势力极大,一般人不敢去碰。刘弄潮就全副戎装地去面见国民党重庆市市长张笃伦。张笃伦是李书城的部下,深知刘弄潮素与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交谊深厚,再加上他又有陆军大学将官的身份,张笃伦不敢怠慢,几经交涉,就让三青团退还了一中原址。

第二件事,刘弄潮着手对教师中的国民党、三青团势力进行整肃。他果断地用解聘的方式,把他们清除了。然后,就延聘大批思想进步、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入校。他聘请的教务主任黄石山,是大革命时期结识的老战友;担任总务主任的画家尚莫宗,是他在山东坐牢时的难友。在他组聘的一中教职工队伍中,有中共地下党员,有民主党派地下成员。新聘的教师有许多是北大、北师大、清华、西南联大、中大、武大、复旦等名牌大学毕业生;还有不少是当时著名的诗人、画家和新闻记者。师资力量阵容强大,而且进步教师占了压倒优势。

学生方面,有在《新华日报》青年组领导下的学运核心小组。而对其中的学生骨干,在他们毕业后,又被留校当教员,以保存学运领导力量。

校长、教职工和学生三方面进步力量的结合,使当时的一中很自然地成为重庆学运中的一座民主堡垒,被称作重庆三大学运据点之一。

刘弄潮大刀阔斧戬除反动势力的做法,受到进步师生热烈欢迎。为进一步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他经常邀请进步民主人士、知名学者来校演讲。如邓初民、杨杰等民主人士,以及作家艾芜、经济学家陈豹隐、画家汪子美等,都来校做过演讲,举行过学术报告会。每当举行大型、重要、政治色彩浓厚的演讲活动,刘弄潮都特意着戎装到会,以备在特务捣乱时,便于出面保护演讲人。因而,人们在评论他时,总是习惯地称他为:民主校长,佩剑将军。

刘弄潮多次发表演讲,向学生们痛陈中国近代百年耻辱史;宣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讲解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林觉民给妻子的《诀别书》;讲鲁迅,讲五四,讲三一八惨案。总之,他抓住各种机会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迪工作。

这一时期,校内民主空气空前活跃。《新华日报》的订户遍及各班;进步学生掌握了自治会;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萌发,成立了各种读书会、壁报组、国乐社、剧社、无线电研究组、滑翔机小组等;体育活动也很出色,篮球比赛夺过重庆市中等学校冠军,航模比赛获“滑翔杯”;校晓原剧社演出过大型话剧《雷雨》《升官图》等;还举办过校园壁报大联展,刘弄潮特请《大公报》《新民报》记者参与指导评比,《针与真》《积极》《透视》等壁报,形成了一中进步舆论的核心力量;当时重庆民主斗争中的重大事件,如较场口事件、胡世合事件、李公朴和闻一多追悼会、抗暴运动中二八惨案,都有一中学生参加。一中成为重庆民主学运中的一支中坚力量。

刘弄潮支持学生运动的言行,在当时的重庆教育界,确属大胆和少见。虽引起反动势力不满,但他有陆军大学将官身份,又有很好的上层关系,所以,也把他奈何不得。特务们要在一中搞什么动作,顾忌到他的身份,也必有所收敛,这就对民主学运起了庇护作用。

刘弄潮一面在教育界以学校为阵地,做进步师生的思想发动、宣传、组织工作,在学运高潮中,对保护和促进民主学运起过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还同时活跃于文化界、新闻界,向知识界的朋友们传递民族解放的信息,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鞭笞蒋介石之流不顾民族大义,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给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罪行。他还与《新民报》记者、共产党员胡作霖,共同组织进步知识分子研读《联共(布)党史》。

胡作霖年轻热情,多才多艺。刘弄潮对他十分器重,请他兼课,并常创造机会,让他到校举办讲座。胡作霖也十分钦佩这位老大哥,平日常到刘家摆摆龙门阵。他非常喜爱小丹岭,一大一小玩耍嬉戏,开心尽兴,简直是个活泼可爱的大男孩儿。

胡作霖

由于刘弄潮的不懈努力,一时间重庆各校青年知识分子的反对内战的爱国热情极其高涨。他这种自觉为党拓展工作,为民族解放事业不顾自身安危、奋斗不息的精神,多次受到吴玉章等人赞扬。

1947年春,刘弄潮组织领导了重庆市学生,因北平沈崇事件而爆发的反美反蒋抗暴的游行。身为校长的他,亲率市一中的游行队伍,昂然走在队列最前面,徒步从沙坪坝走到市区,沿途与学生一起高呼口号。他还一路前行,一路演讲。他的激昂,他的无畏,把广大市民的爱国激情也同时点燃。民众汇集街头,不断为勇敢冲破军警拦阻的示威学生鼓掌、喝彩。

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暴大游行,在山城震撼久远。特别是刘弄潮亲自率学生游行的大无畏气概,更是令人钦佩。人们称颂“他走在学生队伍前面,是保护学子的一面特殊盾牌”!

教务主任黄石山曾写长诗缅怀其人其事,其中有这样几段摘录于下:

西蜀文章百代源,昂然有士出新繁。

社会主义前导日,深研马列薪火传。

……

一中校长有何求,剑胆琴心我姓刘。

反美游行前导列,俯首甘为孺子牛。

……

刘弄潮这段不寻常的斗争经历,载入了重庆市一中爱国民主运动的光辉史册。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在重庆市一中的校史上,还记录着这段不退色的闪光历史。校史记载:后来市一中在全市学生的反蒋爱国运动中,成为不畏强暴、敢闯敢冲的先锋,以及成绩好、升学率高的有名中学,是与刘弄潮的教导和鼓舞分不开的。所以,至今当年市一中的师生都很怀念他。他在世时,每年重庆市一中在校庆日,总会向他发出邀请及问候函电;远在北京工作、读书的重庆市一中一届届年长、年轻的校友们,也会在这一天把德高望重的老校长请去欢聚。像这样,在一个人离开自己工作年头并不算长久的岗位后,还在几十年间,被人们念念不忘的尊敬、爱戴着,足见他的个人魅力之不同凡响了。尤其是当他去世的消息见报后,远在山城的老教师和他当年的学生们,无不感到悲痛。《重庆晚报》专门刊登了悼文、挽诗和《民主校长 佩剑将军》的纪念专栏,纪念曾在41年前在这座山城留下过英名的刘弄潮。老教师汪国桢赋诗悼念:

捧讣怆然泪满襟,欲临祭奠隔云程。

巴山知遇同风雨,北国哀荣哭老成!

早岁铁心崇马列,一身创气任继横。

讵知坎坷伤迟暮,风范长留勖后生。

大游行后,形势越来越紧张,刘弄潮受到国民党政府的严重警告,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山城,3月,中共中央代表团撤退,吴玉章行前指示艾芜立即通知刘弄潮:身份已太暴露,处境危险,必须尽快离开重庆,转移到上海,与地下党员叶以群等接头。

刘弄潮不肯为个人安危即刻撒手就走。他从容而迅速地向活跃的进步师生、文化界友人示警,帮助他们先行转移,并把有关文件、进步书刊妥善销毁或收藏。只有那部厚厚的《联共(布)党史》,使他几欲投入熊熊火盆焚毁,却又实在舍不得。

丽火也不忍将这爱情的信物焚毁,不忍看丈夫痛心疾首的神情,就决然说:“把这宝贝交给我,我一定想办法把它保存下来。”丽火将书和30年代刘弄潮坐牢时磨镌的数枚铜板肖像,用红绸裹起,外面用几层油纸扎紧,挪开木床,掀起青砖,把这个包包埋藏起来。

一天,有消息传出,军警宪特可能在当晚有所行动,进行大搜捕。刘弄潮不顾丽火劝阻,执意出门。他说还有几个文化界的朋友没有通知到,一定得安排他们避一避。说罢,匆匆而去。

这一夜,只听警车穿梭呼啸,撕心裂肺地狂叫声划破夜空。丽火紧抱丹岭,在黑暗中度过了揪心不安的一夜。

次日清晨,刘弄潮回到家里,讲述了昨夜形势的危急,以及虎口脱险的经过。丽火一颗悬着的心尚未放下,刚想去为他弄些早点吃,哪知刘弄潮只是为了回家报声平安,连早点也顾不得吃,又赶着要走。他说昨夜有同志被捕,放心不下要去设法营救。丽火催他不要再耽搁拖延了,尽快按组织安排离开山城,转移到上海去。刘弄潮正色说道:“我是校长,得把大家安排妥贴才能走。否则,怎么对得住同事,对得住学生,对得住朋友!”寥寥数语,道出了刘弄潮做人的原则、真谛。

一直坚持到1947年5月底,山城形势愈加严峻,刘弄潮再也无法存身。于是,他借率重庆市一中学生赴上海参加全国滑翔机比赛之机,从重庆飞抵上海。一到上海,便悄然脱身,住到老朋友郭沫若家,并按吴玉章指示,及时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叶以群、唐守愚接上了关系。

在离开山城前,重友情讲信义的刘弄潮,不顾白色恐怖的笼罩,从容镇定地安排好学校的日常工作;关照一些过于暴露的师生及时转移隐蔽;自掏腰包,为被捕者的家属留下数目不多却情意无价的救济款。他还一一拜望了几位好友至交,虽没言明离去,却有深情话别之意。仅从这些他在危难之中首先想到的是别人,以及他对别人面面俱到的细微关怀与照应,就不难明白,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方方面面、长长久久的私人朋友。是他无私、热忱的人格魅力,他真诚坦荡、无愧于人的做人原则,为他赢得了口碑,赢得了朋友们真心的爱戴,也因此赢得了被董必武称之为“你有着不可多得的社会人脉网络,有其他人所替代不了的宝贵社会关系”。

刘弄潮临行前到王元辉家拜访。两人心有灵犀,王元辉了然他的来意,刘弄潮也不隐瞒去向。那晚,他们长谈许久。虽然就其政治立场,两人分属于敌对阵营,但双方多年的同乡情、同窗情、朋友情、兄弟情,实在浓得化不开,难以割舍。他们心里都明白对方在自己心中的份量,而两个人的个性都特别强,都极为固执,他们谁都不会轻易改变自己认定的政治主张而去迁就对方。不过,他们也决不会因政见不同而反目成仇。人各有志,信仰不同,各事其主,强求不得,该是分手的时候了。

紧握着刘弄潮的手,王元辉无限眷恋惋惜地说:“唉,晓得劝不住你,我便不再多说。这一分手,天晓得何日才得再见!各自珍重,好自为之吧。”王元辉执握着刘弄潮的双手,久久不放。

刘弄潮亦是泪光闪烁,却面带笑意。他朗声说:“元辉兄,走得再远,我们也是兄弟,总能见着的!”

两人谁都料想不到,这一握别,竟成永诀,此生再无相见之缘……

当刘弄潮依依不舍地告辞时,王元辉示意他稍等片刻,便急步进入内室。刘弄潮明白他的用意,不待归来,即悄然而去……

43年后的1990年,92岁高龄的王元辉在儿女陪同下,从台湾回大陆探亲,刘弄潮已不幸于两年前辞世。一对挚友,终因政见不同,无缘聚首。王元辉得知刘弄潮驾鹤西去的消息,老泪纵横,一再喃喃:“我回来晚了,太晚了……”

陪同他的儿子对刘弄潮的家人说:“虽然我们当年太小,对刘叔叔已没有什么印象,但知道他是爸爸最好的朋友。爸爸常给我们讲他的故事,说他是最有骨气的汉子。爸爸经常提到他们最后分手时的情景。爸爸因为无法挽留住刘叔叔,想到他此后的处境更危险,肯定需要用钱,便让他稍候,自己进屋取了一笔款子出来。可是重回客厅一看,已是人去室空,刘叔叔就那么悄悄地走了。爸爸捧着那包钱热泪长流。这段故事我们不知听过多少遍,像电影一样定格在我们印象中。所以,我们一直对这位陌生的叔叔好熟悉,好钦佩。”

而刘弄潮虽然与王元辉因政见不同分道扬镳,但挚友深情则埋藏心中。他是一个对情谊异常珍重的人,在以后的数十年里,即使自己在政治、经济方面处于极度重压之下,甚至在“文革”当中,他仍终生从经济上关照着王元辉留在大陆的女友和她与王元辉所生的一个儿子,以及孙辈。这份不图回报的浓情,超越手足,至深至远……

刘弄潮带参加全国中学生滑翔机比赛的代表队到达上海,即得知重庆在6月1日又进行了大逮捕的消息,各大中学校、报社等共有近300名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被捕。新闻记者胡作霖、市一中学生自治会主席阙雄飞都身陷囹圄。为表示抗议,刘弄潮愤然宣布辞去校长职务,重庆《大公报》发了消息,造成很大的社会舆论。经过全校师生和全市人民奋力营救、声援,阙雄飞、胡作霖终于获释出狱。胡作霖出狱后,根据地下党的指示,继续担任《新民报》记者,而不再到市一中兼课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有关方面正式公布的四川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殉难烈士名单中,刘弄潮赫然看到胡作霖烈士的名字,不禁悲愤交集。后来才知道,胡作霖是1948年7月6日被捕的,关押在渣滓洞集中营。他在狱中受尽折磨,始终坚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在监狱里,他视死如归,用笑声和歌声鼓舞狱中同志们的斗志和信心。叶挺将军的著名《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由狗洞爬出!”这悲壮激越的诗篇,不知激励着多少革命志士保持坚贞气节,坚强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胡作霖极富音乐才能,是他为《囚歌》谱曲,先在本囚室教会难友,又在渣滓洞整个监狱传唱开来。他还参加了“铁窗诗社”,创作出《囚徒大合唱》。1949年11月27日深夜,胡作霖在国民党反动派溃逃前夕的疯狂大屠杀中,英勇就义,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对于胡作霖的牺牲,刘弄潮一家两代人都非常悲痛,他们长久地怀念着这位值得尊敬的好朋友。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吴再洪,曾用名吴再红,四川新都人,1981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放弃留校机会申请到核试验基地工作,2004年转业回乡。曾任基地政治部宣传处长、气象总站政委、试验工程技术部气象研究室政委、靶场部气象研究室政委。出版有《采菊东篱下》《为什么要学哲学》等专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吴再洪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