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刘弄潮(15):铁窗烈火(上)

吴再洪

那是一个考验人的灵魂的时代。

时代的滔滔洪流奔腾激荡,以锐不可挡之势冲刷、荡涤着世间一切污泥浊水。大浪冲刷,沙石俱下;大浪荡涤,淘尽泥沙。沙泥在激流中沉沦,顽石被浪涛卷扫,唯有闪光的金子,始终在波中绽烁华彩……

是参天大树,就要拔地而起;是横溢江河,就要奔腾向前。刘弄潮虽然失去了组织关系,但坚定的信仰不曾泯灭,前行的航向不曾偏离。不计较个人名义,只追寻人生目的,刘弄潮忍辱负重出生入死地执着跋涉于探求真理的坎途上……

1930年,正当刘弄潮奉中共党组织之命,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单枪匹马地在北方默默地、不为人知地营救着一批批素不相识的政治犯之际,突然得知与他保持单线联系的何任重同志不幸在上海被捕,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这消息好似晴天霹雳,但是作为训练有素的中共早期党员,刘弄潮自觉地独当一面继续从事着艰苦危险的营救工作,直到完成了党交派的任务后,他才日夜兼程赶回上海。他要设法营救何任重出狱,他要设法接上中断的党组织关系。但是,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打听不到何任重的下落,得不到党组织的消息。不肯死心、不能罢休的刘弄潮,只有滞留上海,苦苦寻觅着。

这时已是1931年的春天,南行至缅甸流浪了6年之久的艾芜,也来到上海。刘弄潮与艾芜合住在天潼巷的陋室,他俩邀约了沙汀,打算合办一个文学刊物。

正在筹办阶段,刘弄潮接到中共党员陶钝(又名:徐步云)的热情邀请,聘请他到济南第一师范去讲授《新兴社会科学》。当时,山东进步空气浓厚,反封建的民主思潮渐次卷入压抑窒息的校园,一些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士纷纷被请去讲学。刘弄潮了解了这种情况,考虑到在上海接不上组织关系,不妨到济南去寻访。于是,答应陶钝的邀请,去了济南。

但时隔不久,由于刘弄潮在讲坛上大声疾呼,热烈宣讲马克思主义,引起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通缉。刘弄潮不得不离开济南,转回上海继续寻找党的组织。但形势凶变,知交凋零……

九·一八事变后,刘弄潮学生时代的好友、在上海招商公学时的同事任白戈电请他,到设在山东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主讲社会科学。刘弄潮知道任白戈是中共党员,便欣然应允,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身份,到了曲阜。他希望能够接上中断的组织关系。

曲阜,是古鲁国的都城,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故乡,也称“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曲阜位于南北畅通的津浦铁路东侧,交通十分便利。但在曲阜这块出了“圣人”孔子、有着特殊地位的“圣地”,也有着特别不便利的怪状。既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被奉为传统文化正宗的孔子圣地,封建势力自然独特地强大。甚至不准“西洋的怪物”——火车,通过县城,怕破坏了“圣人的风水”,只许在离城18里处,换坐中国的骡车。

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设在曲阜,因而人们习称其为“曲阜二师”。大约因了曲阜是孔子家乡阙里的独特文化吸引力,以及交通往来的便利,更由于当时二师的校长是思想倾向共产党的张郁光,他大力扶植进步力量,所以学校里聚集了许多在知识界、教育界有造诣、有名望的进步学者。他还尽力保护共产党员,使校内充满浓厚的进步气氛,十分有利于共产党的活动和发展,二师渐渐成为曲阜进步势力活动的中心。更因时势发展,风云际会,一些共产党员先后来校开展革命活动,并于1926年在二师建立了中共曲阜特支,党的组织和一些党员处于半公开状态,学校的革命斗争开始纳入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同时,也成为曲阜周围地区共产党活动的发端。

曲阜师范学校老校门(图片来源:山东教育新闻网)

据1931年11月中共泰安特支向中共山东省委的报告,曲阜已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29人,其中既有教师,亦有学生。教师中的党员有些是组织派遣来的,有些是由张郁光出面从上海聘请而来,其中就有一些在严酷斗争中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如刘弄潮、郑韵涛(注:即北京女师大时的郑德音)等人。尽管许多人都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并且从未间断地始终自觉参与着地下斗争,但由于他们过去的组织手续不隶属曲阜特支,所以即使是因为党的单线联系人被捕、牺牲,或者是像郑韵涛那样,因为入狱,在被病保出来后,便找不到组织,这类在严酷斗争中不可预料、不能避免的正当原因(并非个人脱党)而中断了的组织关系,便悲剧般地无可衔接。

刘弄潮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近半个月时,在上海收到任白戈的急电,邀他速去曲阜二师讲授社会科学的。因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派了张彝堂到二师任训育主任,他常假马克思主义的大名,欺骗蒙蔽学生。刘弄潮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便立即整装赴鲁。

当时,曲阜二师学生的思想已进步到公开信仰社会主义,“一个新教员到校,学生先考问他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不是,就很难呆下去”。但师生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国民党右派分子,他们把持了学校抗日会,以此来打击和排斥共产党人。国共双方壁垒分明,针锋相对,斗争十分激烈(注:参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鲁都星火》、《济宁地区党史资料》第2辑、陶钝:《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等书)。

刘弄潮初来乍到,组织关系又衔接不上,同时考虑到学生们不了解自己的底蕴,所以没有轻易表露政治态度。但为了争取群众,他以大革命时代任武汉第二中山大学教授身份,公开讲授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由于张郁光校长陆续聘入陆剑平、陶钝、任白戈、刘弄潮、纪子培、郑韵涛、潘希言(又名:应人)等,很快就在二师形成了一支以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士为核心的进步教师队伍。他们在课堂上公开宣传马列主义,深深地吸引和影响着广大学生,使学生们争阅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追求真理,倾向共产党。学校里形成了“满口唯物论,两眼世界观”的浓厚进步空气。刘弄潮到校不足两个月,学生们逐渐对他有所了解,开始接近他,信任他。而国民党员、训育主任张彝堂等,却对他的宣传感到不满和惊慌,于是开始发难。

12月中旬的一天,张彝堂一面指使个别学生在训育处的壁报上假名“学者”讽刺刘弄潮:“世界上哪有自命为马列主义者,而对于革命论争,不敢表示自己态度的?无非是来混饭吃,挣得一点钟一块七角五罢了!”另一方面张彝堂又虚情假意自称“晚辈”,其实刘弄潮才26岁,比张彝堂年轻得多,邀请刘弄潮到他家共进晚餐,称要“赔礼”。

刘弄潮当机立断,决定将计就计,他笑道:“都是老朋友了,你请,我就去吃,谈什么赔礼?”

来到张家,张彝堂一面着人置办酒席,一面单刀直入发话:“一些素来崇敬您的学生,想在壁报上请教一些问题。小孩子嘛,固然热情,但过于气盛,未免太幼稚。”

刘弄潮尖锐地问:“他们是年轻幼稚,还是恶意侮辱?”

张彝堂急忙辩解:“当然是尊敬爱护,决不致侮辱,童言无忌,望您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恕其词而谅其意吧。”

刘弄潮朗声大笑:“我不是小孩子,既不能恕其词,更不能谅其意。你赶快端饭来吃,吃了饭好回学校参加抗日大会。”

张彝堂说:“今晚是每月例会,我们不必参加。我们坦白直率地谈一谈吧!”

刘弄潮正色道:“饭要好好地吃,会更要好好地开。至于坦白直率地谈一谈,我到曲阜以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坦白直率过!”

席间,刘弄潮并不饮酒,饭菜却吃得不少。饭后,他执意返校开会,张彝堂阻拦不成,便再三嘱咐:“今晚不必讲话,免生枝节。”

刘弄潮说:“‘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请放心好了。”

来到礼堂,刘弄潮故意挽住张彝堂的右臂挤进会场,与他并坐在主席台前右边的长凳上。见状,一些学生表现出兴奋之色,一些学生露出愤怒之意。

等一个学生刚发完言,刘弄潮就毅然决然地站起来高喊:“主席,我请求发言!”张彝堂死死抓住刘弄潮的左手不放,阻止他上台。

刘弄潮用力甩脱羁绊,几步跨向讲台,大声说:“我今天要讲的话,是要表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这个态度应该向革命群众表明,而不能对敌人轻易暴露。我历来的态度,是踏实前进。譬如人民急需日用品,要我们建筑商店以便供应,这可能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先修围墙和华丽的门面,并且先挂上国货大商店的招牌,请大家都来采购,而里面却连仓库也没有,空空如也;另一种是先修大楼,再从各地运货存放,然后才粉饰门面,向广大群众源源供应。我们二师某些人的行径究竟属于哪一种呢?我看张先生搞的是第一种,在壁报上空谈抗日,还打肿脸充胖子,攻击别人‘吓得发抖’‘怕闹掉了每钟点一块七角五的薪金大洋’。我怕?怕就不敢到曲阜来讲马列主义了。革命本来就是有危险的事业,有时就像在炸弹上工作。但是我们是工作,而不是在炸弹上跳舞。至于‘混饭吃’,人总是要吃饭的,不过要吃得光明磊落。我刚才就在张主任家混了顿很好的饭吃,所以今晚上提了他两次名,这也是中国的‘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的微言大义。回想大革命受挫以后,我流亡上海,做营救工作,曾与张主任会过面。他当时热衷于组建第几党,劝我也加入,我严辞拒绝,力斥其谬。以后他又跟着别人闹开所谓国民会议。试问:真正的国民会议能在你们手里开得成功?除了献媚、唱双簧外,连一根骨头都捞不着啃。你们现在高喊抗日,实际行动究竟在哪里?你们还污蔑中国革命,可你们懂得什么是中国革命?你们一再逼我表明态度,侮辱我,逼我走。在我未表明态度以前,我只有含笑忍受。现在,我已被逼得暴露了自己。‘小不忍则乱大谋’,我既已忍无可忍,挺身应战,个人也就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明白地说,我刘胡子(注:当时26岁的刘弄潮蓄着祖父当年那般的美髯,长约尺余,人称刘胡子)易地再战,今天‘滚蛋’了,我要睁着眼睛看着你们成为革命的罪人!”讲完,刘弄潮昂然走下讲台,拂袖而去。

在场的进步学生,甚至中间派的学生,听了刘弄潮的一番话,都激动起来,要求立即罢免现有抗日会的成员,重新改选。当场即改组了学校抗日会。张彝堂大出其丑,无法在校立足,第二天就灰溜溜地离开了曲阜二师。

当晚,新的抗日会宣告成立,学生即派代表挽留刘弄潮。他恳切地告诉学生们:“抗日是集体共同奋斗的事业,只要大家认清了目标,辩明了方向,认清哪一条是革命的道路,哪一条是叛逆的道路,共同奋斗,就能不断取得胜利。我个人的去留,没有拘执的必要。”

进步师生改组校抗日会后,二师很快掀起抗日高潮,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但这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惊恐。12月中旬,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以“赤化”“袒共”罪名,要将校长张郁光撤职查办,并要来校逮捕共产党人及进步教师。张郁光得到风声,及时安排任白戈、刘弄潮等转移到上海。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吴再洪,曾用名吴再红,四川新都人,1981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放弃留校机会申请到核试验基地工作,2004年转业回乡。曾任基地政治部宣传处长、气象总站政委、试验工程技术部气象研究室政委、靶场部气象研究室政委。出版有《采菊东篱下》《为什么要学哲学》等专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吴再洪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