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刘弄潮(14):鏖战狂潮(下)

吴再洪

李汉俊在出任湖北省教育厅长的同时,还兼任湖北省青年部长。他深知刘弄潮有着丰富的领导学生运动、从事青年工作的经验。因此,特请刘弄潮出任武昌市青年部长,兼任湖北省教育改组委员会常务委员,直接领导武昌市学生联合会的工作(注:参看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胡兰畦回忆录1901——1936》第185页)。

刘弄潮又推荐1925年在北京同时由团转党的刘弃逸任武昌市组织部长,以掌握人事权;推荐社青团员陈原曼任工人部干事代理工人部部长,便于让中山大学的学生前往各工厂从事宣传活动;派社青团员姚琴曾、洪仲铭、覃萦英、王俭白4人,协助联络中山大学学生工作。

李汉俊、刘弄潮以第二中山大学为团结青年、教育青年、组织青年的革命基地,在白色恐怖下的武汉,坚持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湖北省教育改组委员会提出,首先清查本改委会内的进步校长,继而再清查全省中、小学校长。妄图以排除异己的办法,把教育界的进步力量一网打尽。刘弄潮以常委身份力持正义,主张必须掌握具体证据,方能撤换。经过毫不妥协的斗争,掩护了各校进步校长,稳定住中、小学原有的进步基础,保护了进步力量,使全省教育大权仍然掌握在左派手中。

刘弄潮任青年部长期间,始终坚持与工人部联合作战。他发动中山大学学生和武昌各校学生,联合到英美烟草公司和震寰大纱厂等工厂,协同工人开展罢工除贼运动,清除了各厂的工贼,使工人运动蓬勃兴起。

三民社是汪精卫领导的反动组织,骨干分子罗贡华诬陷李汉俊和刘弄潮组织什么“左社”和“新左社”,并开列黑名单,妄图清除湖北的革命力量。在李汉俊领导下,组织部长刘弃逸搞到了三民社的阴谋证据,告发于省委会,逮捕了首犯罗贡华等人,进行公开审判,形成轩然大波的公审“三民社案件”,打击了反动气焰,长了革命者志气。

6月,汪精卫和蒋介石决定“宁汉合作”,共同反共。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公然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武汉局势骤然严峻。

公开的共产党人董必武、钱介磐等奉命转移。史叔隐虽未暴露身份,但要随军南下广东,行前向李汉俊推荐刘弄潮,到中山大学代理预科部主任,并指定预科部秘书、共产党员何任重,为刘弄潮的党内单线联系人;指示刘弄潮运用平日与李汉俊之兄、辛亥革命元老、老同盟会会员、湖北省军事厅厅长李书城的深厚私人交谊,在其掩护下,坚持留在白色恐怖中的武汉,继续开展地下斗争,领导青年运动。

中山大学预科部主任撤退后,李汉俊嘱刘弄潮作代理,顶住中大得来不易的阵地(注:参看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岩春秋》2006年第4期,甘犁《弄潮儿向潮头立——刘弄潮传》)。当时,中大礼堂就像海德公园,人人登台演讲,交锋激烈。一次,刘弄潮在向学生讲话间,突然电灯熄灭了,黑暗中响起枪声。会场顿生骚动,人们夺门乱跑。电灯复明后,发现刘弄潮神色自若地站在台上,招呼人们重新入场。会后才发现,刘弄潮肩头的衣服上有个弹孔。适才的枪击,是冲着他来的。

李汉俊(图片来源:新华社)

武昌,辛亥革命的首义城市,刘弄潮利用1927年的双十节,以武昌学生联合会名义发出通知,在阅马厂召开纪念“双十”民众大会,宣传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

当天,不仅武昌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和工人参加,就连汉口也有1万多名布厂、纱厂、棉麻厂的女工,乘船过江前来参加大会。最引人注目的是,扛着红色大旗的肥料工会上千名工人的浩荡队伍。会场上群情激昂,气氛热烈,人们一遍遍高呼“革命成功万岁!”“拥护孙总理的政策!”“实行总理的全部遗教!”刘弄潮以及汉口市妇女部长兼武汉总工会女工运动委员会主任胡兰畦等,都在会上作了精彩演讲。胡兰畦是唯一会见过高尔基的中国女作家。刘弄潮与她相识、战斗在大革命时期的武汉,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胡兰畦的回忆录中,对这段战斗经历有过深刻记述。

这次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轰动了武汉三镇,检阅了革命力量,引起由汪精卫领导的反动组织三民社的一片惊慌。

时至11月下旬,湖北形势急剧恶化,汪精卫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中山大学被围,刘弄潮等集体被捕。

关押三天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刘弄潮撬破单人囚室的木板墙,乘隙爬出,从后院的高墙翻越到老百姓家中,换装逃脱。刘弄潮遭到当局的张榜通缉。

就在这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何任重向刘弄潮传达了党的命令:“目标太显,速离武汉。”指示他立即经广州转移到上海。

行前,刘弄潮出于对李汉俊的由衷景仰和多年情谊,不顾自身安危,冒险前往汉口日租界李汉俊家中告别。李汉俊没有想到刘弄潮会在这样危险的关头来看自己,十分感动,一再催促刘弄潮赶紧按党组织的指示前往上海。

许多年后,刘弄潮在回忆这次别离时,还在伤感地低语:当时便有生离死别之感,是这种感觉驱使我在离开武汉前,一定要去见汉俊一面。揣着心中隐隐的不安,刘弄潮建议李汉俊亦应尽快撤离武汉。

李汉俊大义凛然地说:“他们还不敢!”并告诉刘弄潮,自己还要利用公开的特殊身份,抓住各种机会,尽可能为革命多做些别人不便去做的工作。

然而,匆匆晤谈,终成永诀……

12月下旬,刘弄潮由粤抵沪,从报纸上得知桂系军阀在武汉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于12月17日在汉口日租界逮捕了李汉俊、财政厅长詹大悲,以及中山大学左派教授林可彝、刘弃逸、陈原曼、姚琴曾、覃萦英、王俭白等,未经审讯,即被枪杀。

伫立在黄浦江外滩,凝望着滔滔江水,刘弄潮的串串热泪滚入江中。亲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生气勃勃到惨烈失败的悲壮过程,追思接连失去的恩师李大钊、李汉俊,以及许许多多视死如归的战友,刘弄潮心中充满痛,深深的痛。目睹蒋介石和汪精卫反动集团先后叛变革命,背信弃义的残暴戮杀,想到陈独秀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刘弄潮心中充满恨,浓浓的恨。这深厚浓重的痛与恨,更激起刘弄潮为自由而战、为信仰而死的坚定信念……

就在刘弄潮撤离武汉绕道广州期间,正值广州爆发创建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的大规模武装起义。

1927年12月11日至13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聂荣臻在广州领导工人、士兵成立了苏维埃政权。但在反动派镇压下,经过三天三夜浴血激战,张太雷壮烈牺牲,无数英烈血染广州,起义悲壮地失败了……

刘弄潮在广州虽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但视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他,刚一接上组织关系,在等待安排赴沪期间,就主动请求参战。在起义的腥风血雨中,他结识了张太雷、叶剑英。

张太雷永远地倒在了起义英烈的血泊之中。叶剑英与刘弄潮后于1938年春在武汉重聚,并代表党组织指示刘弄潮忍辱负重从事地下对敌斗争。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叶剑英看到刘弄潮发表在天津《历史教学》杂志上的《广州苏维埃政权的光辉》一文后,非常重视,曾让秘书致电编辑部,要求与刘弄潮联系见面叙谈。但终因人事倥偬岁月蹉跎,阴差阳错无缘相见,未遂心愿。1978年,为纪念广州起义50周年,经胡耀邦亲荐,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101期和1978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新华月报》都重载了刘弄潮的《广州苏维埃政权的光辉》一文。许多失散多年的亲朋老友,都是通过报刊上的这篇署名文章,才知晓在茫茫人海中,销声匿迹沉寂多年的刘弄潮尚存人间。我的母亲吴诚荃也就是看到了这篇文章,立即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编辑部将信又转至清华大学,弄潮伯伯才知道他的四姑妈尚在人间,断了几十年的联系终于又接上了。

沉冤还未洗净,龙钟老迈的刘弄潮从《理论动态》上看到自己这篇旧作,以及附载的邓小平、叶剑英、汪东兴等对该文的批示。其中,叶剑英的批示是:“东兴、耀邦、文瑞同志,建议作为党史、军史资料,加以研究,如何?叶剑英 一月五日”。该文自20世纪50年代首次发表,至70年代末,分别在党内刊物和《人民日报》重载,都引起叶剑英重视,可见其史料价值之可贵。刘弄潮与叶剑英两人虽无缘再度相见,却留下一脉绵长余音,足见用血与火铸就的真情,历久而不衰……

刘弄潮在亲历了广州起义的惨烈后,按照组织原定的指示,离粤抵沪。刚到上海便在霞飞路偶遇战友陈子中,立即请他向组织报到。

经陈子中的转达,刘弄潮与何任重接上了组织关系。何任重立即约见,询问了刘弄潮沿途的经历后,布置了新的任务:“你已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广州又经受了锻炼,现在党需要你严格认真地考察一下,围绕在你身边的流亡进步青年,团结、帮助他们,陆续把他们送到斗争的前线去。”

当时,由于刘弄潮来自浴血的武汉和广州,许多流亡战友和进步青年,都聚到他的住处打探消息,互相勉励。在这些青年中,就有社青团员罗瑞卿,两人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面对新的任务,刘弄潮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刚从血与火的硝烟中走出,痛定思痛,想到牺牲的战友,他无比悲痛,怒火难捺。因而,他坚决地向何任重请求:我不留在繁华的上海,要到湘赣前线去,为牺牲的战友复仇。

何任重十分理解刘弄潮的哀痛心情和革命热情,但仍严肃地告诫他:“这不仅是你一个人的仇恨。现在党更需要你来做考察流亡进步青年的工作。”何任重耐心地劝导他,阐明当前工作的重要性。刘弄潮只有强压悲愤,毅然担负起了党内联络、考察干部、营救难友等工作。

1928年秋,吴玉章利用设在英租界、名义上是个不大不小的教育机构的上海招商公学,作为中共党组织的接头联络点。

何任重让刘弄潮去与吴玉章商量,在招商公学先把中学部的教职员,都换成参加过大革命的人,组织成为一个信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具体工作都由刘弄潮负责开展,何任重每天到校向刘弄潮传达新的指示及工作任务,同时听取工作汇报。在招商公学,刘弄潮又与学生时代的好朋友、好战友任白戈相遇。任白戈也已经是中共党员了,他在招商公学任教。这期间,老友巴金从法国回到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刘弄潮常与巴金一起聚会畅谈。

时值中共六大召开不久,何任重多次向刘弄潮、杨伯凯、陈子中和另一位同志组成的党小组传达贯彻决议精神,布置学习文件的任务。置身于窒息、压抑的政治环境中,受到何任重所传递消息的一再鼓舞,刘弄潮真恨不能一下子投入红军的行列,参加武装斗争,与敌人面对面刀对刀地厮杀一场。特别是这时的刘弄潮早就因曾被多地通缉,而很难在社会上公开活动。加之,北方书局又把他在吉林长春中日教育联欢会上的演讲《唯物主义的警钟响了》,一版再版地连印,更增加了他在文教界露面的困难。所以,为了更加有效地开展工作,在招商公学的进步学术团体组建成熟后,刘弄潮再次向何任重提出,希望党组织能派自己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参加土地革命,从事轰轰烈烈的公开斗争。但何任重代表党组织答复刘弄潮,他长期从事大中城市的地下斗争,善于组织开展学生及知识界的群众运动,留在白区工作更适合、更重要,也更艰险。因此,必须服从组织决定,有坚持长期地下斗争的思想准备。

面对党的决定,刘弄潮唯有服从。

1928年12月,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改旗易帜,服从中央国民政府。这样一来,许多在押犯人将得以释放。何任重命令刘弄潮即刻放下手头一切工作,速返吉林长春,全力营救包括在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潮等斗争中被捕的政治犯。

刘弄潮不顾个人安危,立刻北上长春,并奔走于南京、苏州之间。经多方斡旋,历许多波折,刘弄潮终于将韩守本、赵尚志等人营救出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韩守本后来成为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赵尚志后来为北海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

刘弄潮在完成长春的营救任务后,正拟返回上海,岂料北京又发生两次大型“飞行”集会,许多革命者被捕。何任重令他立刻赶赴北京、天津、太原等地,通过李书城等各种社会关系,积极展开营救工作。

在北京期间,刘弄潮住在北京大学西斋,与陈泽恩、樊弘等学者结识并成为挚友。当时,陈泽恩和樊弘虽不是中共党员,但陈泽恩已在翻译斯大林著的《列宁主义》,樊弘也在研究辩证法。

1930年,就在刘弄潮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四处奔走营救素不相识的革命战友时,他在中共党内的单线联系人何任重,在上海租界被捕。刘弄潮与党组织的直接组织联络中断了,他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

如失群的孤雁,似断线的风筝……

刘弄潮狂怒地奔走,仰天地长啸。他捶胸顿足,他痛心疾首,犹如在沉沉的阴霾暗夜中,没有日月,不见星光,仿佛弥漫上了一层挥不散,抹不去的雾霭……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吴再洪,曾用名吴再红,四川新都人,1981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放弃留校机会申请到核试验基地工作,2004年转业回乡。曾任基地政治部宣传处长、气象总站政委、试验工程技术部气象研究室政委、靶场部气象研究室政委。出版有《采菊东篱下》《为什么要学哲学》等专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吴再洪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