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高铁驶过嘉陵江边的广元千佛崖。

安岳县华严洞宋代观音造像。

重庆大足石门山石刻的宋代孔雀明王造像。

邛崃市金华山唐代石窟旁走过的砍柴人。

袁蓉荪在重庆大足妙高山石刻拍摄。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2022年岁末，成都摄影家袁蓉荪在忙碌中度过。近日，他的新著《巴蜀石窟：藏在乡野中的中华文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使得他辗转于分享会、对谈，与读者、同行们交流十余年间寻访拍摄石窟的心得体会。

　　“寂静荒凉的枯藤老树边，谁能想到山野中唐风宋韵的石窟造像，会在此历经风霜一望千年？”翻开《巴蜀石窟》，这部400多页的作品以612张图片、18万字的篇幅，介绍了巴蜀大地上的37处石窟。

　　袁蓉荪以历史地理空间为界，沿着佛教在巴蜀地区的传播路径，将全书划分为“蜀道遗珠”“嘉陵江畔”“川西坝子”“成渝古道”等章节，此外还专辟“安岳石窟”“大足石刻”两章，将这对巴蜀石窟的“双子星”进行了集中呈现。

　　“我系统地拍摄中国石窟造像，就是由寻访巴蜀各地山野中的摩崖石窟开始的。”袁蓉荪希望通过这部新著，不仅展示石窟造像，更让大众了解其得以延续千百年的文化土壤。

人 物 名 片

　　袁蓉荪

　　四川成都人，副研究馆员，《中国国家地理》签约摄影师，四川省文旅厅四川文化专家库专家，成都市摄影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十多年来在全国各地寻访拍摄石窟造像，专注于其历史、文化和艺术的研究与传播，多次举办以巴蜀石窟为主题的“空谷妙相”个人摄影展，出版有《空山：静寂中的巴蜀佛窟》《空谷妙相：时光里的中国佛窟》《佛窟中国》《巴蜀石窟：藏在乡野的中华文明》等图书画册。

1 十余年寻访，定格中国石窟艺术的“下半阕”

　　摄影创作早期，袁蓉荪主要醉心于西部风光，不过他也一直喜欢历史文化，寻找属于自己的题材。在他看来，“石窟就是一部开凿在石头上的史书，将艺术、宗教、建筑、服饰、历史人文等融为一体”，于是从2006年起便专注于拍摄佛教石窟，十余年间基本走遍了中国主要的石窟。

　　实际上，《巴蜀石窟》已是他关于中国石窟的第四部著作，此前，他于2012年、2016年、2019年分别出版了《空山：静寂中的巴蜀佛窟》《空谷妙相：时光里的中国佛窟》《佛窟中国》3部作品，其中《佛窟中国》还译成了英文。

　　出版《巴蜀石窟》，似乎又回到了袁蓉荪的起点，而这一起点的意义和价值非同一般。唐代北方战乱，中断了石窟造像的蓬勃发展，中原地区结束了大规模的开凿造像。其艺术火种随着达官显贵、文人雅士和工匠艺人传入巴蜀地区后，石窟开凿遍地开花，历经唐宋元明清不断发扬光大，造就了中国石窟艺术的“下半阕”。

　　袁蓉荪说，巴蜀石窟在全国石窟造像中占据显著地位，根据2020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全国有石窟寺2155处、摩崖造像3831处，共计5986处石窟造像文物。其中川渝两地就有2850处，接近一半；四川省共2134处，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两处世界遗产乐山大佛和大足石刻，更是闻名中外。

　　不过，从巴蜀出发走遍中国又回到巴蜀，这样的拍摄、出版顺序并非有意为之。

　　2019年9月，作为《中国国家地理》签约摄影师，袁蓉荪在该刊物发表《石窟文管员 巴蜀大地的国宝守护者》一文，引起上海人民出版社关注，与其取得联系，希望他以此为主题推出一部专著。当时，袁蓉荪刚刚出版《佛窟中国》，打算第二年继续“追根溯源”，到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拍摄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石窟造像。没想到，突如其来的疫情打断了计划，他便开始安心完成出版社的“命题作文”。

　　从2006年以来，袁蓉荪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巴蜀石窟的图片、资料。不过，为了完成这部新著，他在约两年的时间里，对过去已经造访的巴蜀石窟展开重访、补拍，重点了解石窟寺、文管员的现状和变化。2022年初提交书稿后，他还在图书编辑过程中补充了一些最新的照片，例如内江东林寺唐代千手观音，就借助无人机航拍手段，将寺院、石窟融入周边山水中，展现其所处地理位置以及与环境的关系。

　　对于巴蜀石窟分布图，袁蓉荪也不满足于在行政区划图上标注方位。“巴蜀石窟的开凿选址体现出依山傍水的地理特征。”他早年曾跟随著名画家赵蕴玉学艺，主攻青绿山水，于是发挥专长手绘分布图，展现巴蜀石窟的空间分布。袁蓉荪反复构思、画草图、起稿、修改，花了一个多月才定稿，后续上色又用去同样时间。

　　四尺整张宣纸大小的分布图上，标记了具有代表性的石窟与摩崖造像点，最难的部分则是相关文字，一旦写错就前功尽弃。为此，袁蓉荪把分布图划分为一个个网格，将书写内容打印成大字，写一个撕掉一个。最终，分布图以经折装的传统装帧方式独立呈现，巴蜀大地特有的地理格局、星罗棋布的石窟造像跃然纸上。

2 深入荒山野岭，搜寻乡野中的巴蜀石窟之美

　　袁蓉荪生平第一次和石窟亲密接触，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一次，表叔骑着摩托车，经过蜿蜒起伏的老成渝路，搭着他去看大足石刻。费时一天到达大足宝顶山，尽管早已灰头土脸、腰酸背痛，袁蓉荪还是拿着相机就拍了起来。

　　“那时只为一时兴起，也不知对象为何方神圣，走马观花地拍了两卷黑白胶卷，以示到此一游而已。”不过，石刻造像的精美绝伦、佛菩萨威仪中的慈眉善目，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后来系统地拍摄石窟造像埋下伏笔。

　　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的巴蜀石窟中，大足石刻这类广为人知的点位，自然是袁蓉荪镜头中的重要角色；然而在《巴蜀石窟》一书中，更多却是一些相对没那么有名、却具有不凡价值的石窟。该书的副标题“藏在乡野中的中华文明”中的“藏”和“乡野”这几个字，就准确地道出了袁蓉荪这一路寻访、拍摄的突出特征。

　　袁蓉荪很早就听说遂宁市安居镇梵慧寺有一个巨大的佛头，2018年前来寻访时，连寺庙都没找到。两年后，他再度驱车前来，拐过一个又一个山坡，只要看见人家就下车打听，凭借自己多年来在山中寻找石窟的经验，终于顺着一条古道走进荒无人烟的梵慧寺，又几经周折在一处荒草杂树中找到一尊阿弥陀佛头像。

　　这尊高浮雕造像高4.5米、宽2.4米，造型古朴夸张，风格简约粗犷，颇有初唐造像的气韵。袁蓉荪在齐腰深的荒草中选择拍摄角度，留存大佛在山野的原始自然状态，全然忘记了蚊虫的肆意叮咬。“拍摄完成后仍然恋恋不舍，真是发自内心地喜欢这样一个奇妙的场景，一个人、一座山、一尊佛、一场相隔千年的对话。”

　　寻访内江资中南宋释迦大佛，也费了袁蓉荪不小的力气。“当地乡村路口多且无标识，即便到了大佛所在的村子也感到茫然，停车问路上的村民也始终没什么收获。”最终，他经过当地村民的指引，扛着摄影器材徒步在瓦房田园间几经辗转，终于找到隐没在大片幽深竹林中的大佛。袁蓉荪介绍，资中唐代时就已大规模开凿摩崖石窟，南宋大佛与周边的罗汉造像，就是大量巴蜀石窟造像散落在山野的又一例证。

　　《巴蜀石窟》书中的点位，袁蓉荪大都多次到访，十余载光阴，他见证了文物造像从山野荒谷进入围墙庙堂，文物保护级别越来越高，前往当地的坑洼土路变成了如今平整的“村村通”水泥路。同时，他也目睹了一些有趣的场景。

　　众所周知，野外文化遗迹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物理性的风化剥蚀在所难免。在安岳茗山寺文殊师利窟，菩萨身后曾左右各开凿5个圆龛，左壁的5龛坐佛由于处于风口没有遮挡，经年累月风化形成了密集排列的石纹线条，别具一番独特的韵味；右壁因早年岩壁崩塌仅存3龛，但因为不在风口上，佛像依旧精致完好。

　　这也启发了袁蓉荪下一步的创作思路。“无论怎么保护，风化损毁总是难免的，可以持续关注这些石窟造像，进行前后对比，反映岁月的流逝。”在他看来，这既能对石窟造像进行“文献式”记录，又能展现摄影艺术“瞬间永恒”的魅力。“佛像从眉清目秀到逐渐模糊、消失，能够激发人们对石窟文物的保护珍惜。”

3 平淡的“流水账”，记载亘古延续的烟火气

　　《巴蜀石窟》的封面，采用了2009年秋收之际在安岳卧佛院拍摄的一张照片。图中，唐代卧佛周围的稻田已部分收割，村民有的在田间挥舞镰刀忙碌，有的在卧佛前的空地和道路上晾晒稻谷，还有人在卧佛上方的平台俯瞰。

　　“拍摄之初，我被石窟造像的艺术之美感召，也把镜头聚焦在佛像。后来，时常在乡间看到人们的劳动生活融入古老造像环境，使我意识到应该更多地关注承载千年石窟的文化土壤，不再满足于‘标本式’的拍摄。”袁蓉荪说。

　　袁蓉荪说，石窟文化融入社会生活，正是巴蜀石窟造像独具魅力之处，这里的很多民俗祈福节庆活动，都与周边石窟造像有诸多关联。后者与村民相伴相生，世代生活在周边的人们自觉爱护，村舍路边的摩崖造像如同一龛一窟的宣传画，与日常的生活劳作延续千百年，一静一动之中，构成一幅幅平常质朴的风俗画。

　　他还将镜头聚焦于石窟造像身边那些默默无闻的守护人，也就是巴蜀各地乡村的文管员。“山中的石窟造像大多远离乡镇，许多地方至今不通公路，同时许多民间石窟文物保护级别不够、地方文管部门人手经费紧缺，无法提供专门专业的保护。”袁蓉荪说，早期地方文管部门一度发动关心文物的当地村民百姓兼任文管员，提供微薄酬劳甚至是义务性质，后来发展为聘请村民担任专职文管员，领取财政补贴。

　　不少“基层文管员”，一干就是大半辈子。在成都龙泉驿弥勒大佛寺，有一块长14米、宽4.4米、高8米的巨大红砂岩石，因为不与四周山岩相连且色泽突兀，被当地人称作“天落石”。“天落石”上，除了赫赫有名的北周文王碑，自唐代以来还陆续开凿了54龛、160多尊摩崖造像。肖大爷在1968年担任生产大队民兵连长时被委以重任，守护“天落石”上的相关文物；后来，他干脆把家搬到距离大佛寺门口仅十多米远的地方，生活起居都在附近，更加方便看管，家里人也可以一起照应。

　　在眉山仁寿坛神岩的寻访、拍摄经历，也让袁蓉荪印象深刻。坛神岩造像共有55龛385尊，以道教造像为主，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牛角寨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6月，袁蓉荪首次来到坛神岩，时年70岁的文管员黄天健背着背篼赶来开锁，他的外孙女也带着一只小白狗过来玩耍，都被定格在袁蓉荪的镜头中。

　　每拍摄一处石窟和当地的文管员，袁蓉荪都会将照片冲洗出来送给拍摄对象。2018年，他终于抽出时间，带着照片重访坛神岩，没想到黄天健和他的外孙女都已离世，黄天健的弟弟黄天明、弟媳曾淑华继承了哥哥的衣钵，继续守护坛神岩文物造像。物是人非，这一次，袁蓉荪又为几位老人和已经老去的小白狗拍摄了合影；不同的是，满院半人高的荒草清除后已经铺上石板，坛神岩周围也有了围墙和监控设施。

　　在《巴蜀石窟》中，袁蓉荪花费大量笔墨，记载这些普通人与石窟的故事，看似平淡的“流水账”，却在历史、文化、艺术领域之外，揭示了巴蜀石窟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他以自己的经历为线索，带出巴蜀石窟的基本知识和感人故事，“有些故事过去只在当地口耳相传，它们值得被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知道和分享。”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