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刘弄潮(11):关外火种

吴再洪

长春,是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和吉长铁路的枢纽。作为东北三省的交通要道,交运发达,商贾云集,是20世纪30年代日俄帝国主义角逐东北、掠夺财富和争夺权力之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断派党员到长春开展工作。他们以进步的思想和渊博的学识,开了民主与科学风气之先河。但是,1925年长春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都遭到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革命形势十分严峻。

年仅20岁的刘弄潮,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受命于危难,奉李大钊指示,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到吉林长春从事学生、工人运动的。为便于开展工作,刘弄潮在长春期间,使用的公开化名是:刘旷达(注:刘弄潮在吉林的革命经历,详尽收集在中共吉林省委编著的《中共吉林历史概要》和《吉林党史人物》等书中,本文所用引文均来自两书。为方便读者阅读,在这一章节,统一使用“刘弄潮”,而不是“刘旷达”)。

1925年5月,刘弄潮来到长春。作为中共北方区委在长春的联络人,他始终是在李大钊和“白芳渠”(中共北方区委的谐音)的直接领导下,从事中国共产党的秘密革命活动。他的一切行动都向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汇报;接受指示、联系接头,都使用暗语秘密进行。

经李大钊的同学、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理科主任周子文推荐,他在二师任国文教员,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同时,他还兼任《大东日报》特邀撰稿人,以《大东日报》为宣传阵地,经常发表进步文章。长春的《大东日报》,自1923年张云责任总编辑后,就开始宣传革命、进步思想和马列主义。张云责与李大钊是同学,关系密切。张云责利用新闻阵地,担着政治风险,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大东日报》为唤醒民众、宣传革命和进步思想作出了很大贡献。

刘弄潮到达长春后,一面参加组织南满、中东铁路工人运动,发动吉长铁路工人罢工,一面开展学生运动,以教员的公开身份,在群众中宣传唯物主义。他还推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工作,并策应郭松龄倒戈反奉。他参与发动和领导了长春人民声援“五卅”的斗争,在社会上反响很大。

刘弄潮在长春二师先后教授过国文、逻辑学、人生哲学等课程。由于许多思想进步的教师已被当局辞退,多门课程无人讲授,刘弄潮几乎把三年级文科的课程全包下来。

这时的刘弄潮风华正茂,他以丰富的学识,明晰的讲授赢得了学生的欢迎和尊敬。他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苏俄的社会主义统统带入课堂,使学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很觉新鲜”。课余,他经常与学生一起打篮球,共同娱乐,在接触学生中,议论天下兴亡,激发他们的社会使命感。

他常说:“力战风涛,舍我青年其谁属!”号召青年们起来,“在这黑暗残酷的环境里,要赤手空拳的来奋斗”。

1925年5月30日,为抗议日本纱厂的日籍职员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上海工人举行示威。为声援工人的斗争,上海各校学生在公共租界散发传单,进行演讲。英国巡捕竟然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1人,伤数十人,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1日,上海全市人民愤而罢工、罢课、罢市,从而掀起了全国反帝斗争的高涨。日、英侵略者的野蛮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各大城市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追悼死难同胞,抗议帝国主义大屠杀的罪行。

吉林亦和全国一样,掀起了吉林省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刘弄潮就是这场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之一。

就在这血与火交织的斗争大潮中,刘弄潮奉命发动铁路工人罢工声援上海工人阶级。他惊喜地与二七大罢工时的战友林俊重逢。这时的林俊,也已成为中共党员,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到吉林长春开展铁路工人运动。共同的使命,又将两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连接在一起。

刘弄潮、林俊以及二师进步学生宫捷三组成了三人小组,在中共北方区委直接领导下,组织领导着吉林人民声援“五卅”的爱国斗争。

刘弄潮和林俊深入到南满、中东和吉长各线铁路工人中间,发动和组织工人成立了吉长铁路工会,积极开展工人运动。随着斗争的发展,他们还秘密组成领导罢工的三人委员会,在吉长线组织铁路工人罢工。后遭军阀镇压,罢工失败。

在领导长春学生声援“五卅”的爱国斗争中,刘弄潮于6月9日首先发动成立了长春沪案后援会,后又发动长春各校学生派出代表,于6月13日在《大东日报》社集会,成立了长春学生联合会。刘弄潮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亲自带着他们到大街小巷演讲、募捐,分批将募集的义款汇寄上海,以抚恤五卅惨案中被害者家属,援助上海工人的斗争。

与此同时,刘弄潮还深入国民军,开展革命军事工作。他参与组织了反对张作霖的国民军武装起义。奉系军阀对外积极扩展势力,对内加强军阀统治,疯狂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奉系军阀的反动行径,激起广大群众愤恨,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奉运动,并进而引起奉系内部的分化。

1925年11月23日,手握重兵的郭松龄在滦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宣布倒戈反奉,将所部奉军改编为东北国民军。中国共产党对郭松龄反奉十分重视,中共中央于12月1日和20日两次发出《告全国民众》通电,号召全国革命的民众和国共两党党员“毫不犹豫地起来”,推翻军阀政府,夺取政权。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曾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名义,将有组织军队经验的国民党员朱霁青从河南调回,秘密派往东北组织民众武装,以策应郭部反奉。刘弄潮和林俊一面在吉长和中东铁路组织发动工人,准备参加武装起义;一面负责分化奉系军人,联络奉系中、下级军官准备起义。郭松龄的部队进展很快,前锋打到新民邨,张作霖已经准备逃跑,但是日军突然介入,袭击郭部。郭松龄措手不及,惨烈牺牲,吉林的武装起义失败了。

但是,由刘弄潮直接参与领导的这场长春规模空前的群众爱国反帝斗争,恰如当年《吉林二师周刊》记载的那样,“真是声撼山岳,气冲斗牛”“犹如一声惊雷”,唤起了关外民众的觉醒。

郭松龄倒戈反奉失败后,张作霖大肆搜捕参加反奉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刘弄潮和林俊在吉林已无法公开活动,只得暂避哈尔滨,挤住在俄国铁路工人伊凡诺夫家的小阁楼上。为避追捕,他们不能公开露面,不能与外界接触,每天只能从窄小的天窗伸出头去,呼吸新鲜空气,观望满天星斗。当时他俩都十分向往能到苏联去学习深造,便躲在阁楼上,向伊凡诺夫学习俄语。就这样隐蔽了近3个月,直到1926年春,起义之事平息,他们才回到长春。

刘弄潮又回到二师,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组织共勉学会,指导韩守本、肖丹峰等思想进步的学生阅读进步书刊,研讨时局,宣传共产主义学说,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刘弄潮等共产党员的精心教育和培育下,经过声援五卅惨案的斗争锻炼和考验,吉林省党、团组织开始创建,发展了吉林省的第一批党、团员。韩守本、宫捷三、肖丹峰、王臻等成为共产党员。

1926年夏,刘弄潮还根据中共北方区委指示,选送宫捷三、庞纪吾等一批有为青年学生前往广州,到黄埔军校学习军事,为党培养军事干部。

刘弄潮不仅发动学生,组织工人,还通过中华书局经理、进步民主人士谢惠侨出面,联络吉林教育、文化界,不断扩大革命宣传阵地。

1926年10月1日,刘弄潮组织进步学生创办了《吉林二师周刊》,作为团结青年学生和抨击黑暗势力的阵地。《吉林二师周刊》采用8开新闻纸,每期两张8版。由于文章短小犀利,内容丰富,思想活跃,结合当时的中国时政,矛头明确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受到学生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欢迎。虽然仅出版8期,却在东北三省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被誉为“东三省刊物明灯”,是青年的“善良导师”“词宏旨远,启迪后党,功力甚伟”。在《游头道沟的悲感》等文章中,大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同反动军阀相勾结,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欺压中国人民的罪行;在《中国之病源》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平等条约是贴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卖身契”,大声疾呼“青年速醒”,行动起来,“把帝国主义推翻”。还刊载了颂扬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伟人孙中山的功绩。《吉林二师周刊》成为共产党员的锐利战斗武器和主要的宣传舆论阵地,在社会上反响极大。

刘弄潮在编辑周刊的同时,还亲自撰写文章,主要有:《痛哭孙中山先生》《遍地都是鬼》《腐草之一》《人格教育》等。在《遍地都是鬼》中,他沉痛地描绘了封建社会是个暗无天日、人吃人的悲惨世界。在《人格教育》中,他写道:“教育的最重要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人格的养成!人格的独具!”这些文章当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他还发表了《二十自传——浪花飞舞》,公开宣传民主进步思想,号召青年追求民主。

《吉林二师周刊》不仅在声援五卅运动斗争中,成为坚实的舆论宣传阵地,在此后的二师学潮中,亦吹响了战斗的号角。从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二师学潮在刘弄潮指导下,一浪高过一浪,先后撵走三任反动校长。二师被誉为东北学生运动大本营。

1926年秋,刘弄潮遇到鲁迅认识的日本友人峰旗良充,他是长春中日教育联欢会的负责人。他约请刘弄潮于1926年10月17日到第二次联欢会上作学术演讲。因为第一次联欢会召开时,恰值胡适赴欧洲路过长春,被邀作了《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的演讲。胡适对西洋文明推崇备至,鼓吹改良主义,在群众中引起不同反应。所以,峰旗良充邀刘弄潮出席第二次联欢会,发表争鸣演讲。刘弄潮欣然接受,即兴演讲《唯物主义的警钟响了》,由峰旗良充先生亲自翻译,刘弄潮针锋相对地驳斥了胡适的论点,与名噪一时的学者展开激烈的唇枪舌战。他犀利的锋芒,令举座皆惊。

不久,北京《现代评论》杂志第88—89期发表了这篇演讲。刘弄潮以《唯物主义的警钟响了》,驳斥胡适在《现代评论》上的主要论著《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与胡适展开了公开的学术论战。

刘弄潮同时还著有《唯物主义警敌之枪声》,驳斥《欧游心影录》作者梁启超,公开宣传唯物主义。这场向名人挑战的激烈学术论战,引起关外教育界震动,一时传出“刘旷达是北京著名学者李大钊的亲授弟子……”所以,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都慕名而至,要向刘弄潮“拜门”(即拜为老师),学习唯物史观。当时,在思想理论、舆论宣传界,刘弄潮的声望是相当高的。倪邦文在《新文学史料》刊载的《“现代评论派”的团体构成》一文中谈道:“在‘现代评论派’成员和《现代评论》的撰稿人中,有不少是革命的(其中有共产党人)或倾向进步的文人学者和作家,如杜国庠、陈启修、刘弄潮、田汉、张菘年、胡也频、欧阳予倩、熊佛西、竺可桢、吴伯萧、李健吾、刘开渠、焦菊隐、尚钺等,他们是‘现代评论派’中的左翼。”

刘弄潮在长春期间,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决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联合革命力量。但是,东北处在奉系军阀统治的特殊形势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均属不合法组织。因国共两党合作,东北军阀便将国共两党一色称之为“赤化党”,两党党员若被逮住,就得吃官司,判罪,坐牢,甚至杀头。军阀们很怕赤化党,便衣侦探到处搜捕。但当时刑法上没有给赤化党定罪的条文,于是就统称政治犯。尽管白色恐怖笼罩长春,但真正的革命者并未屈服。

为便于更广泛地联合革命力量,作为中共北方区委派到长春开辟工作的共产党员,刘弄潮在党组织指示下,于1925年5月加入国民党,暗中组织地下工会。

就在张作霖血腥镇压的白色恐怖中,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旗帜下,经刘弄潮等共产党员的积极努力和精心筹备,长春的国共两党30余人,于1926年10月10日在旧国会议员何月波家中召开会议,成立了国民党长春市临时党部,推举刘弄潮、谢惠侨和黄子元为临时党部常委。依当时惯例,部长等正职由国民党人担任,副部长或秘书负实际责任者,由共产党人担任。临时党部的委员中,有共产党人韩守本、朴继增、张锦春,有国民党左派人士谢惠侨、何月波、黄子元、徐畦之等。

会议还决定创办《关外》月刊,作为临时党部的机关刊物,编辑是在吉林第二模范监狱当教诲师的田价人(注:又名赵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该刊创刊号援引唐朝诗人崔道融的诗句:“买得晨鸡共鸡语,常时不用等闲鸣;深山月黑风雨夜,欲近晓天啼一声”作为卷首语。第一期里就同时刊登了刘弄潮的两篇文章《中山先生的知行学说》和《唯物主义的警钟响了》。在由田价人写的编后记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据田价人回忆:“我们在编后记里提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不是看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的结果,而是从古书上抄下来的,自发地借以表示我们对革命事业的信心,所以我一直没有忘记。”该刊还没有出印刷局,就被反动当局查禁。

10月22日下午17时,奉系军阀派员到福文印刷局检查“赤化宣传品”,发现了《关外》杂志和中国国民党党员登记表。适值二师学生宋克恭在柜台领取《关外》杂志,当即被军警扣留,连同所有“赤化宣传品”一并带往警察厅。狡诈的军警利用宋克恭的年轻,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诱逼其供出了刘弄潮和韩守本等人。

刘弄潮到二师一年多,在学校和社会上公开宣传唯物主义,发动学生闹学潮,早已被反动当局视为“公然宣传邪说”“鼓吹革命情事”“实属目无法纪”“胆大妄为”分子。所以,当局立即派人到二师缉拿刘弄潮和韩守本。

23日上午,二师学生正在教室上第二堂课,校园里静悄悄的,唯有操场篮球架下,一个身穿运动衣裤的青年在独自投篮。正当他举手投球之际,突见警察荷枪实弹闯进校门,他那双细长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立时警觉起来。

他机智地抱球迎了上去:“先生找谁?”他拦住警察问。

“刘旷达在学校吗?”一个警察抢着回答,同伙瞪他一眼,显然怪他太多嘴了。

“几位先生到校长室休息,我给你们找去。”青年一面说着,一面指向去校长室的路。

待警察擦身而过,青年急速返身,几个大步跨出校门,闪身进入学校对面周子文主任的家里,静观事态变化。这个青年人,就是刘弄潮,也正是警察要捉拿归案的刘旷达。

警察在二师进行了大搜查,但没有抓到刘弄潮和韩守本。他们都是机智大胆地从敌人眼皮底下逃脱的。入夜,当局又加派军警,将二师团团包围,张开罗网等待着。然而,愚蠢的敌人只能是妄费心机。

当天下午,林俊就接到党组织命令:刘弄潮太过暴露,现决定立即由林俊护送撤离长春,前往广州。林俊找到中华书局经理谢惠侨商量办法。谢惠侨立即约见田价人,告诉田价人:《关外》已被查禁,刘弄潮正被追捕,现暂时藏身在一个朋友家,但很不安全,侦缉队已经到中华书局追查其下落。在帮他逃出长春前,必须先给他找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经商量一致觉得,田价人在吉林第二模范监狱的宿舍,是最安全的藏身之地。

当晚,林俊与谢惠侨乘着夜色雇来带篷马车,让刘弄潮缩身在他俩身后,以拜访朋友田价人为由,大摇大摆进入监狱。被缉捕的人躲在监狱里,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四人相见不禁哈哈大笑。

24日一早,田价人匆匆赶到中华书局,与谢惠侨商量下一步的出逃计划,决定当晚由田价人设法打开监狱后门,把刘弄潮送上谢惠侨等在外面的马车,直奔火车站。再由林俊在火车站侧门接应,混入站台。计划妥贴,田价人便赶回监狱。但是由于《关外》引起大捕赤化党的事,很快轰动全城,田价人那里突然住进了一个陌生人,也招来了人们的注意。

幸而主管看守犯人的第二科科长宋文林,与田价人关系很好,很同情赤化党,又重义气,常埋怨“世道不公平”。宋文林悄悄问田价人:“这位客人是做什么的?是不是赤化党?”

田价人说:“是地方检察厅的朋友,被抓的是他的学生,他恐怕被牵连,就到我这里避一避。”

宋文林听后笑了笑说:“这里是监狱,不能执法犯法,还是让他快走吧。”

田价人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宋文林见状又说:“既是你的朋友,晚上我开后门,你把他送出去。实在没地方躲,就先到我家躲几天吧,风头过了再说。”田价人知道后门钥匙归宋文林保管,他能诚心帮忙,真是再好不过了。

到了晚上,田价人陪着刘弄潮顺利地出了监狱后门,搭上谢惠侨早就候着的马车,先进入租界会合了林俊,再一起到了火车站。在林俊安排下,刘弄潮乔装成书局的搬运工人,扛着一大包书,从车站侧门混上站台,与林俊、田价人一起登上列车。田价人一直把刘弄潮送到吉林省与辽宁省交界的四平车站,才放心地分手,独自赶回长春。刘弄潮继续由林俊护送,在沈阳停留几天后,他俩顺利登上了南下的列车,辗转到达广州,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涯。

以下是收集到的20世纪20年代关于“赤化案”的史料:

1926年10月28日,《盛京时报》以《第二师范发现赤化》为题的报导全文:

“长春西岭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内有被赤化情事,被道尹及警察厅知觉,密派督察长鲁侠民侦悉底蕴,扑获学生宋克恭一名系德惠县人,其余逃跑,又有教员一名刘旷达系四川省人年三十余(注:实际上,刘弄潮当时只有21岁),其余一切证物印刷品悉数获案,有党证三百枚,其文曰国民党证,并有宣言书两千张。在城内大街福文印刷局印制,是以该局亦被牵累,其柜伙丁顺现已被获在案,刻下警厅正派人四处查拿,余情容访再誌。”

1926年11月2日,《盛京时报》以《赤化案严密检查》为题的报导全文:

“长春南关之吉林第二师范学校学生宋克恭,宣传赤化被警拘捕一节,曾记前报兹 该生被捕后,警厅严刑拷讯供称受教员刘旷达之主使,并非出于自动云云。督察长鲁侠民讯得真情,立派干警前往拘提,讵刘教员已先期得警鸿飞冥冥,未克获着。惟社会人士不悉底蕴,诽谤流传大有市虎蝇雷之概,张校长以事出非常难辞其责,亦无非自白,一任其街谈巷论而已,而直辖之教育厅长刘芳圃得讯后颇为震惊,随派省视学张书桥莅长调查务获真相,现张视学已于日前乘吉长车至埠迳往二师而去,会同张校长召集全体学生开紧急会议,并分室检查各生书籍,凡发现类于赤化书籍,概行焚毁,吴贻口实而昭慎重,警厅则侦骑四出,务获正犯云。”

从报载时间看,就在吉林反动当局为“赤化案”折腾得不亦乐乎之际,刘弄潮早已奉党的指示,经战友、朋友及同情革命的善良群众的冒险掩护,成功地从敌人眼皮底下安然脱险,奔赴到新的战场。

刘弄潮在长春开展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历时一年半左右,并不长久。但他的才华,他的智勇,以及“刘旷达”这个名字,却在吉林地方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闪光一页。近1个世纪过去了,吉林人民仍不曾忘记(注:关于刘弄潮在吉林的革命斗争经历,在后面《盖棺定论》一章,还有意外补充)当年那个年轻的革命播火人,时代弄潮者……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吴再洪,曾用名吴再红,四川新都人,1981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放弃留校机会申请到核试验基地工作,2004年转业回乡。曾任基地政治部宣传处长、气象总站政委、试验工程技术部气象研究室政委、靶场部气象研究室政委。出版有《采菊东篱下》《为什么要学哲学》等专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吴再洪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