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刘弄潮⑩:红楼扬帆(下)

吴再洪

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之初,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一些理论兴趣的人为数不少,但限于种种客观条件,真正深读其著作,领悟其内涵的人却不算多。而刘弄潮也许是因为有祖父、父亲两代忧国之士,在盲目中摸索的失败之痛在心灵咬噬;也许是急欲克服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积淀中的苍老与守旧,因之对从欧洲传入的、由马克思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理论感到耳目一新,更被马克思描绘的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远景所吸引、迷醉;也许是因为目睹中华民族饱受了过多过久的侵略和灾难,于是发愤雄踞于世界民族之林,因之对独立、自由、民主、富强充满热切的向往与追求。总之,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刘弄潮自打一经接触,便一往情深地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热忱之中。他孜孜以求地吸取精义,确定了终生不悔的人生信仰,把自己的一生虔诚地奉献给了执着追求的事业。

1925年1月,经李大钊提议,由中共北方党总的负责人李大钊和江浩亲为入党介绍人,刘弄潮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转正,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著名的沙滩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里,不满20岁的刘弄潮,在李大钊和江浩的亲切注视下,郑重地面对党旗举拳宣誓。为遵循这铮铮誓言,执着的他,披肝沥胆,忍辱负重,付出了整整的一生……

入党后,与刘弄潮同一党小组的有童庸生,还与段雪笙、贺钟麟、肖华清、李嘉仲等有着组织联系(注:参看1985年3月《遵义地区党史资料》第3期,刘弄潮《回忆雪笙同志》)。刘弄潮除仍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宣传工作外,还被党派去从事各种群众团体的工作,把各团体中的左派力量联合在一起。

当时,四川还没有建立中国共产党,而那时四川已有大批革命青年接受了新思潮的熏陶,迫切需要一个革命的政党来领导。吴玉章是早期同盟会员,他向往社会主义革命,但已年逾四十,不适宜参加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在杨闇公和童庸生支持协助下,于1924年1月12日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创建了“中国青年共产党”(简称Y·C团)。这个自发成立的青年共产主义组织,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积极领导革命青年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4年冬,当孙中山北上来京,北京各大学的革命团体风起云涌,中共党组织俱派党、团员参加。各大学中有部分四川籍进步学生,不满足于当国民党左派,他们相信马列主义,自称是Y·C团,与成都的Y.C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没有发生直接组织关系。当时正好吴玉章由沪来京,住在石驸马大街的太平湖饭店,这些四川籍学生就经常前往聚会。刘弄潮是北京大学旁听生,正在做北京社青团的工作,中共党组织就派遣他与童庸生一起,去参与北京Y·C团的工作(注:参看《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第3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关于中国YC团》)。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北京Y·C团在东安市场一个饭馆的雅座召开秘密代表大会,首先讨论如何认识马列主义,大家各抒己见,但都信仰坚定。其次讨论如何实行的问题,有的主张广泛宣传,有的主张深入宣传。第三是讨论如何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大多数人表示要努力争取,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只有极少数人认为应当集体加入。由于“集体加入”的提议不合组织原则,受到多数代表反对,其中尤以童庸生反对最激烈。最后议程是选举北京Y·C团的领导人。大家一致推举吴玉章任北京Y·C团监察,又推选童庸生担任书记,但因他前面的发言太尖锐,有人坚决反对,认为他太偏激,双方僵持不下。吴玉章反复开导也未能解决,最后提议:是否可以推选刘弄潮担任书记?肖华清首先表示赞成,大家也一致同意。

自3月份的北京Y·C团代表会议后,4月又在城南公园开过工作会议。5月纪念五一劳动节,由刘弄潮起草五一宣言,送吴玉章审查后,以北京Y·C团名义公开散发。与此同时,刘弄潮积极推动“争取个别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以便把符合条件的进步青年逐步输送到党内,做好Y·C团的思想转化工作。

5月份,中共北方区委派刘弄潮到长春筹备国民会议促成会,开展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北京Y·C团书记就由肖华清代理。后来,北京Y·C团中许多优秀成员,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个别坚持“集体入党”的人,则逐步走上另一条道路。北京Y·C团为中国共产党输送了一批优秀合格的党员,Y·C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925年春,鲁迅发表小说《长明灯》。《长明灯》中的“疯子”是一个觉悟者的形象,要吹灭的是象征旧制度的长明灯,点燃的是焚毁旧世界的革命烈火。这篇作品的诞生,标志着鲁迅思想的重大发展。所以引起李大钊极大重视。

3月27日,刘弄潮到沙滩红楼向李大钊汇报工作后,李大钊问刘弄潮:“鲁迅先生发表的小说《长明灯》,你看过吗?有什么感想?”

年轻的刘弄潮天真而直率地回答:“看是看过了,但是没有什么深刻的了解。不过小说里有一句话‘看了赛会又发狂’,我看了后感到,这次孙中山先生北上,各大学的学生都活跃起来了,鲁迅先生本来就是满腔热情的文豪,大概感觉特别兴奋吧。”

李大钊点了点头,凝思地对刘弄潮说:“鲁迅先生发表《长明灯》,我看这是他要‘灭神灯’‘要放火’的表示。这是他继续《狂人日记》的精神,喊了‘救救孩子’之后,紧紧接上去的战斗号角。”

在屋中踱了几步,李大钊继续说:“他已经挺身出来了,你可以去看看他,请他多多指导青年工作,请他‘当仁不让’,把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直接领导起来干啊!”李大钊交给刘弄潮的具体任务是:支持鲁迅,请他出头领导文学青年(注: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79年《百科知识》第2辑和1979年《鲁迅研究年刊》,刘弄潮《李大钊和鲁迅的战斗友谊》)。

当天,刘弄潮就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见《鲁迅日记》),大意是:我听守常师说,他很推重老师写的《长明灯》,我渴望来看看老师,希望老师能抽出一点时间,和我面谈一次。

刘弄潮将信寄出后,真没料到第二天就得到鲁迅的回信,称:“我晚上总在家,欢迎你来谈。”

3月28日(见《鲁迅日记》)晚7点钟左右,刘弄潮来到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鲁迅先生寓所(现鲁迅博物馆内西侧之故居)。

轻叩门扉,便见和蔼的鲁迅先生亲自开门。刘弄潮随主人进到朴素的卧室兼书房,只觉得房间很小,却布置得很整洁。一张小三屉桌上除了纸笔文稿,还有一盏罩个纸罩的煤油灯。有趣的是,鲁迅竟把自己的书房称作“老虎尾巴”!见鲁迅如此幽默,刘弄潮顿觉亲切自然。一落座,便有许多话似要脱口而出,却偏又不晓得先从哪一句说起才好。正巧一眼瞥见桌上放着几期《政治生活》,因而想到鲁迅也必很关心李大钊的思想动向,便开门见山地说:

“我昨天看见守常师,他要我代问老师好。他特别对我说,老师最近发表《长明灯》,意思是要熄灭它,要放火。他认为这是您跟着《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之后接上的战斗号角。他希望老师‘当仁不让’,把爱好文学的青年,直接领导起来干。”

鲁迅专注地听刘弄潮讲完,关切地问:“守常先生很忙吧?”

刘弄潮说:“他太忙了,正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要他主持,现在还要他筹备扩大这个会。他上午要组织工人同志会,晚上要编辑《政治生活》。还有很多很多事,他真是忙极了。”

鲁迅听后点点头,话锋一转说:“你喜欢看我的小说吗?”

“喜欢,您的《狂人日记》我现在还能默诵。”

先生接着又问:“有不喜欢的吗?”

刘弄潮惊讶一下,率直地说:“很少。”

先生紧跟着问:“很少?指哪些?”

刘弄潮像被老师迫答的小学生似地有点发窘,踌躇一下说:“实在说,并不是不喜欢,只能说我还不很了解。”

先生和颜悦色地追问:“哪些篇不很了解?”

刘弄潮朗声答道:“譬如说《药》,感觉不很了解。老师那篇附带的感慨;似乎流露出:‘你虽要为人民谋幸福,愚民却有时要喝你的血,吃你的肉哩’,您说是吗?”

先生笑而不答,反问道:“那么你有什么看法?”

刘弄潮直截了当地说:“我的生活很简单,看问题也还幼稚。跟着老师们改造社会,明知愚民有时难免要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但牺牲小我,是为了捍卫大我,其实这个大我,也包括自己在内……”

先生听得高兴起来,爽朗地大笑了。

鲁迅边笑边说:“去年我曾对人说过,自己总觉得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它,想除去它,而不能。我竭力遮掩着,恐怕传染给别人。不过我想安慰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还是用了曲笔,在《药》里面的瑜儿坟上,平空添上了一个花环。”

刘弄潮听了先生这样的自白,也就坦率地说:“我还很年轻,直觉到老师的生活思想,你是无私无畏的。所以我看老师的小说,总要从沉痛深处去体谅社会中难免的愚昧。你在瑜儿的坟上加了一个花环,决不是‘平空的曲笔’,而是社会演进中必然要开的鲜花。你用‘曲笔’,只是提醒人要耐心去克服愚昧的困难,以便加速社会的顺利改造。”

鲁迅听了点点头,又大笑起来。

这时接连来人拜访鲁迅,不便深谈。鲁迅约刘弄潮第二天晚上再早一点来,接着谈。

第二天上午,刘弄潮到红楼去见李大钊,扼要报告了与鲁迅见面的经过。

李大钊听后十分高兴,恳切地说:“鲁迅先生是我们《新青年》中最谦虚、最热忱的成员。他非常爱护青年,又最顾全大局。我们见面虽不多,但他和我都很能默契。他善于忘我,在这错综复杂的社会中,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战友。你们要在各方面多帮助他,为他呐喊助威,更要好好学习他那种忘我的精神!”

当晚6点多钟,刘弄潮又去鲁迅家(注:参看《鲁迅日记》),向先生直述了李大钊的话。

鲁迅听后微微一笑,直视着刘弄潮笑问:“报上不是经常有人讽刺我‘高傲’吗?”

刘弄潮说:“老师在革命阵营里,却极其谦虚。”

先生又问:“报上不是还讥诮我‘冷静’吗?”

刘弄潮说:“老师对我们革命青年,却极其热忱呢!”

说到这里,两人互相对看片刻,鲁迅会心地点一点头,与刘弄潮一起忘年忘形地大笑起来。

随后,鲁迅告诉刘弄潮:“近来小型锋利的刊物逐渐多起来了,这好像在黑暗中不断瞥见匕首的闪光一样。我自己也想和几个青年朋友办一个刊物,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化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不知是否力能从心。总之,不管成败利钝,我也来‘试一试’吧!”

这“试一试”,是鲁迅反讥胡适当年参加北洋军阀召开的善后会议时,聊以解嘲的流行语。鲁迅所说要办的刊物,就是不久后问世的《莽原》周刊。

临别,鲁迅亲切地对刘弄潮说:“你也写稿吗?”

想到李大钊的吩咐,刘弄潮立刻答道:“当一个啦啦队员,呐喊助威是我的责任。有老师领路,我也来‘试一试’吧!”

当夜,刘弄潮离开鲁迅寓所,直奔红楼去见李大钊。李大钊听完汇报,对刘弄潮说:“鲁迅先生是闲不住的。他饱经忧患,而壮心未已。从我认识他以来,他就是一个愈受压迫愈要反抗的战将。他不会临阵退却,更不会中途妥协。他对旧社会,确是深恶痛绝。我们所痛恨的罪魁祸首,也正是他痛恨的罪魁祸首。我们讨厌的社会渣滓,也是他讨厌的社会渣滓。在文化革命的战阵中,他确是一面大旗。”

刘弄潮受李大钊之托与鲁迅发生交往、联系,虽然是以个人身份接触的,但起到了传递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鲁迅进行思想沟通的重要作用。许广平在回忆中谈到,在这一时期,鲁迅与李大钊有着密切的往来。同期,在鲁迅日记中,也几次留下了他与共产党人交往的珍贵记录。据研究论证认为,刘弄潮受李大钊之托与鲁迅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与鲁迅之间最早的联系。

1924年至1925年,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为反对反动校长,爆发了驱逐“婆婆校长”的女师大风潮。社青团北京市委派刘弄潮到该校与社青团员兼学生自治会委员郑德音(又名:郑韵涛、郑倚虹)以及赵如芝(注:当时中共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的姐姐)、刘亚雄等人(注:到1925年底,郑、赵、刘等人均经过斗争的考验,成为中共党员)联络,支持她们进行反抗“吃人的旧礼教”和争女权、争解放的斗争。

1925年4月中旬,女师大学生运动处于困难阶段,李大钊亲自召集女师大的党、团员和学生自治会委员,在赵世炎家开会。他强调“一定要争取进步教师特别是鲁迅的支持(注:鲁迅在女师大兼课3年),才能驱逐丑类,彰明正义”。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大家更有意识地去争取鲁迅对学生运动的指导。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鲁迅在女师大学生运动中挺身而出。他亲自拟稿,与其他6名教员联名,在《京报》上发表了《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明确表示与革命青年并肩战斗的坚定立场,直接主持并领导了这一次轰轰烈烈、影响北京震惊全国的群众运动。

在这场如火如荼的女师大风潮中,刘弄潮等中共地下党员终日奔走于北京各高校之间,组织推动社青团员和进步学生,大力声援女师大的同学。随着女师大风潮的不断发展,刘弄潮也履行了对鲁迅写稿的承诺,及时撰文交给鲁迅。

与此同时,长春人民的反帝反军阀斗争正日益高涨,学生运动和铁路工人运动相继遭到军阀镇压。经李大钊提议,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派年轻干练的共产党员刘弄潮到长春开展革命活动,发动吉长铁路工人罢工,组织学潮。

离开北京前,刘弄潮于1925年4月20日(注:参看《鲁迅日记》)去向鲁迅先生辞行。鲁迅的书桌上放着一些稿件,先生指着稿件告诉刘弄潮,自己正在筹编《莽原》第1期。

刘弄潮无限眷恋地告诉鲁迅:“我要到关外组织学生和工人去了。今后很难得到老师的耳提面命学习写作了。”

先生笑着说:“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还不是言。需要写,就写;需要行,就立刻去行。”

刘弄潮诚恳地说:“其实,我也不会写什么,不过是敢怒敢骂罢了。”

鲁迅立刻鼓励道:“敢怒敢骂就很好,这正是青年的本色。我前几天曾说过‘要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那可诅咒的时代!”

说完,先生又兴奋地拿出一篇两天前写下的稿子给刘弄潮看,并激动地宣告:“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

鲁迅对当时北京浓厚的复古、崇古空气极其愤激。忧愤中的鲁迅,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出发,提出了三项易解易行的当务之急,颇有用如椽大笔横扫一切妖魔鬼怪之气魄。

听着先生气势磅礴的战斗檄文,刘弄潮热血沸腾,凭添无穷的斗争力量。怀着领受将令即将出征的战斗激情,牢记着先生的教诲与勉励,刘弄潮恋恋不舍地辞别了鲁迅。

别了鲁迅,刘弄潮急急转回红楼,告诉李大钊:《莽原》就快出版了,鲁迅显然不仅是冲锋陷阵的战将,他更希望青年们都出来参战。

李大钊听后兴奋地说:“我们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互相呼应。”

想到即将离开老师,刘弄潮将酝酿在心、想问而没有问的问题脱口说出:“既然在指导青年中有老将出马的需要,何不进一步和他发生更密切的组织关系?”

李大钊点头笑了笑,说:“在中国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中,我们斗争的方式不妨多种多样,有时要统一集中,有时联合作战更有利些。从过去我们联合作战的经验看,鲁迅先生是能够和我们永远并肩前进的。他现在面临的环境,是诅咒他的人不少,尊敬他的人更多。他一心一意注重思想革命,担子就够重了,我们不要再给他增加负担,轻易去分散他的精力。他很会默契,善于忘我。我想在任何危险艰巨的处境中,他都会主动地和我们配合。”

离开北京前,刘弄潮把自己与女师大社青团联系的工作,联络的学生移交给师范大学的肖华清。因为肖华清不仅是信仰坚定的革命同志,还兼任女师大郑德音等人的补课教师,很为她们所信任。

为不中断与鲁迅先生的联系,征得李大钊同意,刘弄潮将自己的名片寄给鲁迅,介绍肖华清前去拜访。刘弄潮在名片上写道:“鲁迅先生:我现在要到长春去调查一下关外的风土人情,不及面辞先生了!歉歉!我的朋友肖君华清(师大教育研究科)今年要毕业回去服务了,要到先生那里来领教一下,托我致意先生,来时望先生赐教。后生刘弄潮 五.四”。这张名片,至今保存在鲁迅遗物中,现藏鲁迅博物馆。

两年时光,在刘弄潮为信仰、为主义而奔忙的脚步匆匆中,匆匆走过……

两年间,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风暴洗礼中,在一代先驱身旁耳濡目染熏陶下,刘弄潮在理论研探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淬火冶炼着,迅速成长、成熟起来。

新的重任沉沉上肩,新的生涯遥遥召唤。在轮声隆隆中,古都北京渐渐朦胧,渐渐远去,而思想启蒙的引路导师的身影,却愈加清晰地呈现在刘弄潮含泪惜别的双眸:

暮霭中,鲁迅倚门挥别,晚风掀动着先生的长衫……

红楼前,李大钊执手相送,几番回首,都看到恩师高扬的手臂。刘弄潮万万不曾想到,李大钊那定格在记忆中的形象,竟是永诀,并凝为永恒……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吴再洪,曾用名吴再红,四川新都人,1981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放弃留校机会申请到核试验基地工作,2004年转业回乡。曾任基地政治部宣传处长、气象总站政委、试验工程技术部气象研究室政委、靶场部气象研究室政委。出版有《采菊东篱下》《为什么要学哲学》等专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吴再洪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