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刘弄潮⑨:红楼扬帆(上)

吴再洪

新繁——成都——武汉——北京,刘弄潮生命中一个又一个值得记忆的里程碑。每走出一程,他的脚步都更加坚定一分。

如果说,冲出夔门走出四川之前的未满18岁的刘弄潮,曾经像雅砻江水一样跌宕起伏,汹涌澎湃过。那么,当他与中国工人阶级一道经受了血与火的严峻洗礼后,已由雅砻江的激流冲卷入时代的浩荡汪洋。他已真正开始了时代弄潮儿的人生。于是,到北京后,他将名字中雅砻江的“砻”字,改为“弄”字,他,成为了——刘弄潮。

当时,北京的团组织处于秘密活动状态,不能像在成都那样公开活动。刘弄潮与林俊一道被分派到设在刘云门家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什刹海支部(注:参看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87年《重庆党史研究资料》第3期,远慰、鸣锵《党的忠诚战士——萧华清》;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岩春秋》2006年第4期,甘犁〔杨世元〕《弄潮儿向潮头立——刘弄潮传》)。刘云门是四川安岳人,在北京的什刹海有处宅院——朴园,是当时四川青年的聚会地。刘弄潮是这群青年中的雄辩者,受到刘云门器重,结为忘年交。刘弄潮、林俊、刘弃逸、敬树成四人一组,重点研读《唯物史观》。他们总是寻根究底,反复辩论,遇到实在搞不懂的问题,就去向李大钊请教。每与李大钊交谈,总使刘弄潮有着“与师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的快乐感。

不久后,林俊被派遣到京奉铁路工会开展工人运动。一对在二七惨案中共过患难的好兄弟,为了实现共同的理想,战斗在不同的岗位上。起初,林俊活动在长辛店一带,因社青团的工作关系以及学运和工运相结合的需要,两人还能经常见面,相互帮助开展工作。再后来,由于各自工作的变动,任务的不同,便失去了联系。

刘弄潮在李大钊身边耳濡目染,不断汲取着政治养分。李大钊了解到刘弄潮当过学徒,对无产阶级革命有着自觉的热忱,并且组织领导过学生运动,便着意加以引导培养。李大钊不仅带刘弄潮在北京大学旁听自己讲授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特点》等课程,还介绍他到北京大学第一院和第三院自由听课,并且常邀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阅览书刊。有时李大钊要去外地讲学,行前总是叮嘱他“要好好自学”。李大钊这种严谨治学、诲人不倦的师德,给刘弄潮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和日后从教的榜样。

1923年10月,受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杨景山(注:后与李大钊一起牺牲)派遣,刘弄潮到北京朝阳大学开展社青团工作。在杨景山直接领导下,他一面进入朝阳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研究经济学,一面担任朝阳大学社青团书记,同时还在北京大学开展学生工作。

当时,思想界正展开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朝阳大学经济系有位名教授,思想十分偏激,社青团决定派刘弄潮出面去办壁报,向其挑战,用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理论上战胜对方。刘弄潮接受任务后,以昂扬犀利的笔触,连续撰文与之对阵。每遇疑难就急去北大向李大钊请教。在李大钊亲自指点传授下,他的笔锋特别锐利,很快就圆满取胜。

刘弄潮到北大红楼去请教李大钊,竟意外地见到了陈毅。他俩自从1919年夏陈毅赴法勤工俭学后,一别四年,不想竟在北京,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突然相见。两个志同道合的老朋友真是欣喜若狂。陈毅还是直呼刘弄潮为“小老弟”,两人忆到学生时代球场上的趣事,不禁纵声大笑;谈起当年读书会的伙伴,因不明近况而惆怅。刘弄潮这时才知道,陈毅早在1921年就因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参加了留法学生抢占里昂大学的正义斗争,而被法国当局和中国公使馆以“红党”罪名押送回国,现也在李大钊领导下从事革命文化工作。

北大红楼

不久,刘弄潮奉社青团北京市委指示,离开朝阳大学,专门从事北京各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工作。为方便工作,他就从李大钊家搬到了宣武门外的成都郡馆。

在从事社青团工作的同时,他不断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充实武装着自己。受李大钊影响,他不仅潜心研读《唯物史观》,还不时为报刊撰写文稿。他非常关注当时颇为社会瞩目的“科学与玄学”的思想论战。刘弄潮深感当时学术界流派驳杂,浮光掠影,往往把一些天真幼稚的青年引到轻浮的路上去了。纵览历史,他把科学分成三个时期:1.科学发展,少数人利用;2.科学误用,多数人受苦;3.科学昌明,全人类共享。这时还未满20岁的他,开始撰写《二十自传——浪花飞舞》,以天真无邪的孩子态度来看社会,从赤子之心直觉到痛苦的人生必须改造。

也确实是“初生牛犊不怕虎”,1924年,19岁的刘弄潮首先选定的挑战对象就是论坛老将梁启超。他直接去信,说明自己撰写的《二十自传——浪花飞舞》中,就专门有一段是针对梁启超“反对科学万能”,以及诅咒科学的观点;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信奉“科学全能”的观点,希望就这一论点展开辩论。梁启超立即应战,回信约刘弄潮面谈。

两人见面后,先就“科学全能”进行第一回合的辩论。刘弄潮所作的结论是:我信仰“科学全能”,包括社会科学在内,是我们改造社会者的方法问题,更是我们改造社会者对科学的态度问题。宇宙无穷无尽,社会进化不息,我所谓“科学全能”,当然不是说它“已能”,而是根据历史的进化,坚信其“必能”!

第二个回合由梁启超提出:“历史上经常有倒退。历代文明全靠几个圣贤豪杰造成。试想,抽掉这几个伟大人物,我们的历史,还成个什么历史?”

刘弄潮立刻便驳:“倒退”,是历史前进中都不免的反响,古今中外的总趋势,总归是向前进化。至于进化的创造者,全由人民的脑力、体力、需要、觉悟来决定,所谓历代几个圣贤豪杰,不过是其中的成功者,而成功的关键,又决定于最大多数人民的需要和觉悟。抽掉这几个人,必然还有类似这几个人的人来补空!就拿过去你们师徒“康梁”来说,在几千年专制下,又有日本维新的对照,士大夫开始有初步的觉悟,还需要做“改良”的迷梦。所以康有为“公车上书”登高一呼,才应者群集,但康有为也并不是成功的豪杰,不过暂时适合士大夫的幻想,才能轰动一时。遭到戊戌政变,遭到八国蹂躏,群情愤激,开明人士逐渐转到革命,康有为还要保皇改良,那就不为我们青年所齿了!

刘弄潮这几句话,当着梁启超说,是重了一点,不过梁启超毕竟还有辩论的“雅量”,只大笑着说:“这完全是唯物史观的偏见!”

刘弄潮立刻郑重申明:能正确解释历史,就是真理,决不是所谓偏见!

第三个回合是梁启超拿出一本马克思的原著,逼刘弄潮:“你把里边的意思解释给我听!”

刘弄潮老老实实回答说:“我不懂德文。”

梁启超立刻讥笑道:“你连语言文字都不懂,怎么配高谈马克思!”

刘弄潮说:“懂不懂马克思,不在语言文字。”

梁启超追问:“在哪里?”

刘弄潮说:“在无产阶级的坚决实行!”

梁启超立刻收兵,说:“很好,我们将来还可继续讨论,今天不成熟的意见,彼此都不要发表。”

1924年春,当李大钊从广州回到北京,从别人那里听说了刘弄潮曾与梁启超进行的这场“老小舌战”,非常高兴。不过在称赞的同时,一再提醒刘弄潮:“辩论固然要态度明确中肯,但切不宜盛气凌人。盛气凌人,会失多数群众同情;态度和蔼大度,更能博得广泛评论好感。”之后,特别是当刘弄潮发表了一些驳斥梁启超、梁漱溟的文章后,更引起李大钊以及陈独秀的极大重视。

接下来一段时期,刘弄潮仍然从事社青团工作,研究思想革命,继续撰写《二十自传——浪花飞舞》。他本想向胡适做思想挑战,但社青团负责人告诉他,陈独秀在《前锋》杂志上主张,要和胡适在思想对敌斗争中建立统一战线。李大钊在谈到对胡适的态度上,也提醒刘弄潮:只要胡适暂时还不明显站出来挑战,我们始终坚持原则,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量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集中反对最凶恶最明显的强敌。对于胡适,还是可以帮助他再办《努力》月刊的(当时《努力》停刊)。

其后,刘弄潮与胡适通过往来书信(注:参看《胡适往来书信集(上)》),探讨各种学术思想,并给胡适寄去自己已经初步完稿的《二十自传——浪花飞舞》,同时去信支持胡适“重整旗鼓”再办《努力》,表示愿为其撰稿“呐喊”。两人在通过书信讨论“纯客观”概念时,刘弄潮迫使胡适抛弃了“二元论”,不得不承认“唯物”。为此,胡适于1924年1月27日致函刘弄潮,相邀进一步深入面谈。

由于胡适听说过刘弄潮的犀利,在与梁启超辩论时措辞尖锐,不留情面,所以一见面,胡适就劝刘弄潮要有“学者”风度。并且说自己刚编写一部新诗,定名《尝试集》,他说:“你总不会连‘尝试’都不允许我吧?如果我自称是什么‘创造’之类,那就会令人生反感了。又如我们办的杂志定名《努力》,你总不能连‘努力’都不允许我吧?如果我自称是什么《向导》,那就有以领袖自居咄咄逼人了!”

刘弄潮原想克制自己,但一听他讥笑《向导》,就忍耐不住了。年轻气盛的刘弄潮,竟忘记大钊师的叮咛,马上对抗他:“谦而有礼,自是所谓‘学者’的美德;当仁不让,才是我们少年所应该!我自己敢说,就能负责!一年毁骂,我都不怕!说实在的,我过去还是一个经常挨打受骂的孩子,根本不懂‘成人’的那一套,也坚决反对‘成人’的那一套。这种赤子之心的态度,在‘成人’面前当然难免不‘狂妄’!”

两人继续对共同感兴趣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争论。临别时,刘弄潮请胡适将曾寄给他的《二十自传——浪花飞舞》退还,说:“我还想再作修改。”但胡适说:“还要重看一遍,等张奚若先生回国,《努力》月刊就可以再开办,那时准备采用。”

作为文学青年的刘弄潮,在从事革命活动、进行思想论战的同时,还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热衷学习文艺理论。他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先生讲授的《中国小说史》。

刘弄潮首次目睹鲁迅的风采,是在1924年下学期刚开学的一个早上(注:参看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刘弄潮《甘为孺子牛 敢为千夫指——缅怀终身难忘的鲁迅先生》)。离鲁迅先生讲课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他就兴冲冲地赶往设在沙滩红楼的北大第一院文学院,想找个靠前的座位,以便仔仔细细看看这位仰慕已久的著名学者。谁知不仅教室里已经坐得满满的,就连窗台上都坐着人。

《中国小说史》只是一门选修课,每周两小时,一年讲完。最初在1920年秋刚开设时,选修的人并不多,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得知这门课是由鲁迅讲授,选修的人就多了起来,甚至有许多校外的人专程赶来听讲。像这样听讲,当时称为“偷听”,连旁听都算不上。因为旁听是要经过注册手续,且须得到任课教师许可的。每堂课有注册科的职员来点名。但每每遇到鲁迅先生授课,负责点名的职员总是进教室一瞥后,在点名册上做个全到的标记就走,从不逐一对号查验,这说明自由来“偷听”的人实在是多。教师越叫座,偷听生必然越多。而且自《中国小说史》开课以来,始终能够保持课堂盛况不衰,足见学生们对鲁迅先生的爱戴。

刘弄潮挤进教室,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盯住教室门口。上课铃声一响,喧闹的教室骤然静了下来,一位穿着一件旧长衫的中等身材、蓄着两撇黑胡子的中年人,夹着一个素条布包,慢慢地从门口走向讲台。中年人默默地注视着听众,用深邃的目光向全场扫视一周,眼睛里仿佛有一股透射力,能把人的肺腑看穿;同时又有一股吸引力,使人感到格外亲切温暖。刘弄潮虽挤在人群中,也似乎感到了这股力量,他恍然醒悟到站在面前的,就是自己景仰了多年的鲁迅先生,有些愕然,也有些惶惑。很快,一股暖流透过了刘弄潮的全身。

鲁迅先生站在讲台前,神情沉着而刚毅,用一口绍兴官话从容不迫娓娓动听地讲授着他翻译的《苦闷的象征》。鲁迅先生先把讲义念一遍,然后逐段讲解。先生善于深入浅出地联系实际,如随口举例说:“如像吴佩孚‘秀才’,当他横行洛阳屠杀工人的时候,他并没有做所谓的‘诗’;等到‘登彼西山,赋彼其诗’的时候,已经是被逼下台‘日暮途穷’了,岂非苦闷也哉?!”先生的话音刚落,全场哄笑不止。因为当时北京各报正登载吴佩孚逃窜到河南西山,大做其诗的趣闻。鲁迅早就注意教育青年打倒封建军阀,所以随口成趣,大有“哀其无聊,付之一笑”的神态,而他自己却庄重沉着,脸上没有丝毫笑意。刘弄潮从他这特有的感慨中,领悟了凶恶必毙、正义必胜的信念,在脑海中深深留下了鲁迅那外冷内热的革命学者的高大形象。

1924年,在老同盟会员李书城推动下,北洋陆军将领冯玉祥带兵回到北京,将北洋政府伪总统曹锟囚于北海团城,罢免了直系军阀吴佩孚伪总司令的职务,组成临时政府,推李书城为陆军总长,电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而皖系军阀段祺瑞、奉系军阀张作霖却暗中作梗,当孙中山于11月离开广州到达上海时,遇着一些“左倾幼稚”的青年反对他北上。孙中山就转道日本去了。李大钊审时度势,认为孙中山北上必能大大推动革命潮流的高涨,坚决主张迎孙北上。因此希望能做冯玉祥的工作,促冯玉祥再给孙中山发电,欢迎孙中山。

当李大钊与刘云门谈及此事时,刘云门说,刘弄潮与冯玉祥的老朋友、辛亥元勋李书城十分熟悉,可派他去完成这一任务。于是,李大钊便嘱刘弄潮尽快与李书城取得联络,推进此事。李大钊恳切分析:“推动现在的局势,最好请冯玉祥再电孙中山回国北上来京。如能得国民二军胡景翼从河南去电助成更好。”

刘弄潮奉命立即前往西城按院胡同李宅,拜访李书城先生。谈了当时京津地区的形势,恳请他催促冯玉祥将军。李书城很赞成,一口答应去做冯玉祥的工作。随后,刘弄潮又按李大钊的希望,着手做胡景翼的工作。胡景翼是辛亥同盟会会员,刘弄潮不直接认识,但认识其高等顾问灌馨圃。于是,不辞辛苦赶往嵩山去会灌馨圃,请他说服胡景翼,去电助成迎孙中山回国。经过几方面的斡旋,果然十分奏效,不久孙中山就从日本回国。

1924年冬,李大钊派刘弄潮作为北京社青团代表,随国民大会促进会的各界代表,到车站欢迎北上的孙中山。

在北京的这段日子,是刘弄潮一生中一段重要而难忘的时期。他奠立了不悔的世界观,结识了一些对他一生都有重要影响的著名人物,初步掌握了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理论武器,并在实践中学会了从事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吴再洪,曾用名吴再红,四川新都人,1981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放弃留校机会申请到核试验基地工作,2004年转业回乡。曾任基地政治部宣传处长、气象总站政委、试验工程技术部气象研究室政委、靶场部气象研究室政委。出版有《采菊东篱下》《为什么要学哲学》等专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吴再洪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