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

崇庆县实行“三包”制见闻录

雷仕忠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左”的思想禁锢,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历史性变革,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为解放生产力,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如今,我虽已是耄耋老人,每每想起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我在农村的所见所闻,仍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万事开头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崇庆县(今崇州市)道明乡场镇边的生产队中,不乏敢于“吃螃蟹”者。他们最先感受到了三中全会精神的温度。为了能吃饱穿暖有零钱花,调动社员积极性,他们偷偷地进行“包产到户”,生产队在坚持统一规划、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条件下,把土地、大型农机具等包给农户自主经营。用工、费用、产量责任到户,实行超产全奖,短产全赔,这是当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摸索出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度。谁知消息走漏,引起了一场风波。

那是1979年春,中共崇庆县委在老城墙下边由旧仓房改成的第二会议室内开会,有县委、县政府、各公社领导大约100来人与会。上级领导亲自到会,声色俱厉地大讲王小波起义。他说,王小波和李顺起义,声势和影响浩大。讲到此,突然话锋一转,问道:“王小波、李顺最后还是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稍作停顿,这位领导按照自己的逻辑给出了答案:“他们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党的领导。今天有些人也想不要党的领导,背着党和政府,搞什么‘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分田单干。你们道明公社街边就有这样干的生产队!这就是小农经济思想作怪,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当时,会议室人多拥挤,我就坐在会议室的大门边。这个领导的话一出,顿时感到整个会场的气氛像凝固了一样,官大一级压死人哪!没有人走动,没有人吸烟,没有人发出一点声音。大家都屏住呼吸,噤若寒蝉,连大气都不敢出,仿佛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那次会议后,谁还敢越雷池一步啊!大大小小的干部被紧紧捆住了手脚。对于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执行,只能被动地等待,上级布置一件做一件,工作停留在一般应付性的传达号召上,根本不可能有所建树。据《崇庆县志》记载,1980年底,全县3352个生产队中实行“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生产队,仅占总数的4.4%;而65.4%的生产队仍然实行的是“包产到组”,没从根本上根除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弊端,群众戏称吃“二锅饭”;余下30.2%的生产队,仍实行的是以队统一经营的“大锅饭”形式。

当时,全县推行改革的艰辛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979年5月,中共温江地委书记调整,新任书记杨析综走马上任。同年9月底,崇庆县也迎来了新任县委书记敖锡清。

早在1978年5月,全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但很多地方是雨过地皮湿,走了过场。一年多后,崇庆县才又按上级部署,于1979年9月重新部署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大补课。

为扎实推动补课工作,1979年10月,中共崇庆县委下大决心层层培训宣讲员队伍。据当时总结材料统计,接受培训的人员包括县委常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各部、委、室、局、行、社、院领导和各乡镇、村、队以及省、市驻崇各单位领导、理论骨干、宣讲员等,总共达17000多人,以保证大补课工作的扎实开展。这对打破当时各级领导干部思想僵化,端正思想路线,推动思想解放,促使全县全面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保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卓有成效的补课,使全县上下的思想空前活跃起来,推行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也扎实推进,逐步走上了正轨,全县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由于“左”的路线的破坏和干扰,财贸战线禁区太多,限制太死,商品买卖大多是一条渠道、一个价格、独家经营,致使货源短缺、购销不畅,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1979年11月,温江地区行政公署组织全区12个县在崇庆县人民公园内举办综合性物资交流会,崇庆县承担了交流会的大量具体工作。主办方冲破禁区,大胆喊出了“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放开手脚做生意,搞活流通促生产”等口号,极大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当时,笔者在县委报道组工作,与温江地委报道组的陈光明、什邡县委报道组的刘克贵、彭县县委报道组的陈述诗、崇庆县财办的陈柏清一起,看到了盛况空前的场景和人们流露出的真实笑容。大家兴奋异常地熬更守夜,分头采访、联合作战,激情满怀地写出了一篇1100多字的消息和一篇3000多字的通讯,如实记录了交流会盛况。经《四川日报》和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后,反响很大,在全川引起很大轰动。省委主要领导还专程到崇庆县听取了交流会的全面汇报,对交流会的成功举办在促进全省思想解放、信息交流和搞活流通、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给予了热情赞扬,充分肯定。

1980年初,崇庆县成立了社队企业局,倡导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崇庆县委制定了让农民眉开眼笑的《关于调整自留地的意见》,一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劳动者名正言顺地恢复了劳动者的光荣身份,个体私营经济逐步合法化,开始正大光明走进人们的视野,登上历史舞台。

这一系列得民心之举,让群众看到了随着三中全会精神在基层的贯彻落实,某些方面开始有了突破性进展,大家从心底里赞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得民心—“硬是巴适得很”。

好一剂灵丹妙药

1980年8月,中共崇庆县委来了个大手笔,批复同意万家区委《关于在山区社队实行“三包”管理责任制的请示报告》,同意万家区委管辖的万家、芶家、西山、和平四个山区公社,成建制地推行“包产到户”经营。

1981年春,我来到万家区住了整整一个星期,专门调查这里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区委书记余仲文告诉我,万家区管辖的四个公社地广人稀,居住分散,耕地小块零星。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影响,这个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很低。集体空,社员穷,人平分配收人和人平分粮水平一直在全县“吆鸭子”①。年终决算时,有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才值一角多钱,社员们辛辛苦苦干一年,有的只能分到几元钱,有的连一分钱都分不到,还倒欠集体的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行分组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尽管有了些起色,但砸了“大锅饭”、仍吃“二锅饭”的问题没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的积极性怎么也调动不起来。社员们说,反正地里种啥子、啥时种,是密是稀,自有“哨子队长”“派工队长”管,我们又何必去操那份心?有的说:“搞得再好,我又能多分几颗?”在这种情况下,出工不出力,干活磨洋工,耕作粗放等必然是普遍现象。

余书记介绍说,去年下半年,县委批准了区委在山区社队实行“三包”管理责任制的请示报告,情况才开始转变。区委在县委的支持和具体指导下,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大胆纠正过去劳动组合上的形式主义、生产指挥上的主观主义、收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放手让社员群众从实际出发,自主选择责任制的形式,推行包产到户。全区250多个生产队,除50余个生产队选择继续实行分组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外,其余近200个生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这样做,责任具体了,利益与劳动成效直接挂勾,社员们真切感受到了多劳多得,被压抑多年的劳动积极性一下子就迸发了出来,梦里都在想要怎样种才能多超产多得利,大家都把力气和看家本事使了出来。

在芶家公社(今属文井江镇管辖),公社领导告诉我,往年点玉米季节到了,还有近半数的山地没有挖出来。季节不等人,到下种时,只好毛里毛糙地在板结的土上敲个窝点上种籽。至于有收无收,收多收少,没有多少人操心。去年底,全公社35个生产队全都实行了包产到户,社员们明白,如今种地种的越好收入越多,如果搞得不好怨不了天,怪不了地,只能恨自己不争气,因此劲头特别大。有的社员大年初一都在挖冬地,全公社近5000亩地,春节后不几天就全部挖来“炕”②起了,这样展劲的场面,从1958年公社化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和平公社(今属街子镇管辖)过去挖地是“遍山黄”,由下往上挖,虽省力,却只能挖一层地皮,耕作层越挖越浅,边边角角没人挖,地越种越小,一亩地只能有效利用八九分。现在挖地都坚持“扯倒土”,从上往下挖,连边边角角都挖到家了,遍地的石头也捡干净了,四周的杂草都除光了。好些队还整修了道路,理通了排水沟,砌了堡坎。干部社员都说,如今站到地里一看,眼睛都亮堂了。

以“包产到户”为主的经营责任制,唤起了农民对先进生产技术的热忱,出现了优良品种抢着用,先进技术主动学的喜人景象。万家公社从外地调入46000多斤的“陨单一号”“新单七号”等杂交玉米种,很快就被社员换个精光,全公社95%以上的地都推广种植了杂交玉米。当年3月11日,公社通知生产队以上的干部到公社听农技员讲杂交玉米栽培技术。往年全公社50个生产队,到会的充其量200人左右。出人意料的是,这次一些社员听到一点风声,不管三七二十一,邀邀约约都赶来了。就连20多里路远的石江沟、斗篷沟的社员们,也翻山越岭准时赶到了会场。那天到会足有八九百人,把会场都挤爆了。大家听得很认真,一些种庄家的老把式,还一边听一边专注地歪歪扭扭地记着笔记,说是回去后还要给全家人“传达”,一点也马虎不得。事后,万家公社为了万无一失,还专门把讲课内容整理出来,油印1200多册分发下去。其他公社的培训会也经常出现一些社员不请自到,当农技课“旁听生”的场景。社员们常常拦住下乡的干部,请他们当种地“参谋”,问完下种问植保,问了农药问化肥,恨不得把所有的科学种田知识都学到手。一个公社干部告诉我说,责任制一落实,农民学科学、用科学就有了内在动力,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出现了“自动化”模式。

实行包产到户后,农民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情简直是“如饥似渴”。1984年6月,崇庆县审时度势,组织科技人员下乡“赶场”,在街头宣讲科学种田知识,散发科普资料,开展科技咨询。图为1984年4月的一个赶场天,羊马乡赶场的农民向科委主任牟松懋(左一)详细咨询杂交稻高产栽培技术问题

在当时的和平公社,提倡了多年的增间套种一直没啥进展。现在小春还未收起来,“预留行”里大春又下种了,土地利用率大幅提高。有人说责任制使农民种上了“立体庄稼”,真是生动写照啊!

在万家区一个星期的调查,使我深深感到,县委对万家区委的批复,使山区人民犹如久旱遇甘霖,如春风吹暖干部群众的心窝。“包产到户”确确实实让山民成了土地的“主人”,种地的“自由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一个“包”字成了保证山民们增产增收的灵丹妙药,令人无限感慨:“三中”光芒照“万家”,人人种地如绣花!

一花引来百花开

万家区先行先试“包产到户”的经验,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增强了大家对改革开放的信心,消息不胫而走。坝区一些生产队也或明或暗地实行起了“包产到户”。县委书记敖锡清审时度势,带领县领导毅然决定,加大力度,大张旗鼓在坝区全面推行“包产到户”。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到1982年底,全县各社队终于全部实行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山川平坝、城乡上下纷纷打破“左”的思想束缚,提振了信心,乡镇企业、私人企业、个体经济、家庭副业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促进了经济的蓬勃发展。

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多劳多得,农村男女老少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图为1983年5月“双抢”大忙时节,公议乡农民倾巢出动,争分夺秒下田插秧的情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我在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工作。下乡调查时,听到一些公社干部埋怨,皇城脚下那些“塞鱼尾鞋子”(穿拖鞋)的“半片子农民”,见多识广,能说会道,“牌子”③多的很,水平高、觉悟低,搞资本主义那套歪门邪道最积极,脑壳最难打整。

所谓“皇城脚下的半片子农民”,就是公社机关所在场镇周围生产队的农民。后来,我通过调查发现,这些队一直处于后进贫困状态。细细分析,原来很多社员过去是城镇居民、小商贩、小手工业者,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土地改革时分了田,才开始务农,很多人是种庄稼的门外汉。人多地少,人均只有5—7分田,人均口粮很少,每年都要吃国家救济粮。由于“左”的思想影响,许多公社干部对具体情况不了解、不分析,动不动就拿大帽子压人,批资本主义,甚至把提个篼篼做点花生、鸡蛋小生意的人,也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陷入“越穷越批,越批越穷”的怪圈,受伤害的社员群众越来越多。

难题该如何破解?1981年9月,我带着这个问题回到老家三江公社寻求答案。公社党委领导介绍说,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大补课,他们提高了认识,主动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听取江口大队群众意见,摸索出了一套解决办法,将全大队的土地分等定产、定工、定费用,远近好坏搭配承包到“劳”,即包产、分配落实到每个劳动力。包产以内的产品上交生产队统一分配,超产全奖,短产全赔。同时,对有一技之长愿意从事农副业、商业、服务业、手工业、运输业的社员网开一面,允许少包或不包大田生产,只承包社会需要、自己熟悉的第三产业,与生产队签订定额交钱合同。实行这种分工分业责任制仅半年时间,便调动了所有社员的积极性,大家各尽其才,各展其能,出现了几乎家家无闲人、人人有收入的喜人景象,大田生产和服务业都得到全面发展,贫困落后的面貌很快得到明显改善。

我和广播站记者方齐忠一起将调查情况写成了一篇1300余字的新闻稿投给《四川日报》,1981年9月21日,《四川报》以醒目的“三行题”作为重点稿件刊登。眉题是“场镇周围的生产队怎样摆脱贫困落后?”正题是“清除‘左’的影响,实行专业承包”,副题为“三江公社江口大队在搞好大田生产联产到劳的同时,允许社员从事商业、服务业,实行专业承包,调动了社员积极性,贫困落后面貌已有初步改变”。

《四川日报》在刊登这篇新闻稿的同时,还专门配了一篇题目是《变“灯下黑”为灯下亮》的“经济杂谈”评论。文章说,“崇庆县三江公社党委帮助江口大队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尝试,对人颇有启发……可贵之处就在于清除‘左’的影响,端正思想认识,看清了问题的根子,并且从实际出发,帮助生产队根据社员的特长,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发挥每个社员的一技之长,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生产队的贫困落后面貌很快就有了初步改变”。评论和新闻稿互为表里、相互支撑增强了说服力。事后,这篇报道得到多方好评,说是总算为这些“半片子农民”正了名,针对性、指导性较强,许多场镇还借鉴推广三江公社的经验,很快也改变了面貌。

改革大潮风起云涌,一个“包”字搅动一池春水,新鲜事层出不穷。一大批能人、冒尖户、专业户脱颖而出,一批青年农民成了“离土不离乡”的务工人员,处处充满勃勃生机。这对热爱新闻工作的我们,提供了一个施展拳脚的极好机会。我们努力采写新闻稿件,选择了一个又一个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典型事例进行宣传报道,为工作重心顺利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营造良好思想舆论环境,以凝聚人心,推动改革发展。

1981年,崇庆县知名民间骨科医生胡德君办起全县第一家民办医院。我和同事一起去采写了一篇图文并茂的通讯《农民是他的上宾》在党报上刊用。羊马公社为集休养蜂作出很大贡献、人称“张蜂子”的张吉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敢为人先,不怕露富,用勤劳所得的13000元修了一个很气派的四合院,震动方圆几十里。有人说他是“大地主”,我们欣然赞曰:“对,他是大地的主人!”张德明、傅子清、戴季明和我,采写新闻稿进行宣传报道,鲜明表达了对靠勤劳致富的冒尖户坚定的支持。

1982年,我同傅子清、高豫到锦江公社,采写了《启用一个人救活一个厂,乌尤村把停办的玻纤厂包给社员经营》在报上刊登。集贤乡姚林酿酒行家张汝廉把一个面临关闭的酒厂承包下来,一举成功,我和公社干部戴季春采写的新闻《酿酒专业户有胆有识,小酒厂起死回生,姚林酒香飘四方》发表在《四川日报》上。1983年3月,我同电影公司经理刘育文一同采访了复退军人、青年农民王作文自办全县第一个电影队,这两篇报道都先后在《四川日报》上刊登出来。

“三包”责任制,解放了生产力,一批农村剩余劳力进入乡镇企业,成了离土不离乡既领工资又拿奖金的农民工。图为 1983年冬,崇庆县元通三十烷醇厂女农民工们第一次领到年终奖时,纯真朴实、满足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崇阳镇残疾青年刘朝贵自谋职业开办无线电修理门市,成绩卓著,被选为县人民代表、省市先进个人;城关乡陈祖恩、陈全兄弟俩在县城开办首家摩托车门市部;城关乡农民董平创办全具第一个旅游车队;个体户余文朝、唐廷础在县城开设首家电火锅;被人称为“包工头”的建工专业户阎永超等带领几百个农村剩余劳力勇闯建筑市场,让农民空手出门,抱财归家;在省内外受到广泛赞扬和肯定的侯文清创办建筑学校等,这些改革中层出不穷的新鲜事,在我们的努力下全都变成了报刊上的铅字。

全县推行承包责任制短短3年多时间,绝大多数老百姓就解决了吃饱饭、有肉吃的问题,相当一部分人还有了花钱的自由,真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荷包有钱,心花怒放”,农村旧貌变新颜。到1982年底,全县所有生产队全部都实行了包产到户。当年,集体粮食总产首次突破6亿斤大关,达到6.05亿斤,比上年增长18.7%;农业集体总收入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到1.11亿余元,比上年增长11.2%;农民人均收入首次超过300元。到1982年8月,全县新建、改建住房的农民达到5.1万多户,占总农户的42%,已建房屋22万多间,约310多万平方米。农民改善了居住条件,住进了宽敞、明亮、清洁的新房,成了全省的先进典型④。

面对一大批在改革中出现的新人新事,我们不知疲倦地热忱跟进采访,把他们的骄人业绩搬上报纸,或通过电波传遍各乡镇,为他们的发展壮大提供舆论支持。

1983年,中共中央下达了众所周知的中央1号文件《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中高度评价“包产到门”等多种形式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崇庆县当年实行“承包责任制”的生动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结论的正确与伟大。作为新闻工作者,见证并记录这一历程,为推动改革开放在农村基层落实,尽了绵薄之力,颇感欣慰!

参考文献

①方言,意指倒数第一。

②农村方言,土地经过翻耕后,让其日晒雨淋,以达到疏松土壤,提高土地肥力的效果。

③方言,与普通话的“名堂”同义。

④数据来自1982年9日6日《四川日报》笔者采写的报道。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雷仕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