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有正气 深情寄哀思

——痛别崔军少将

张抗美

壹

崔军少将走了

2022年12月17日,崔军少将离开了我们。虽然早就知道将军已年过九旬,各种疾病缠身,撒手人寰恐是旦夕,但得到消息,还是悲痛万分。我们又失去一位可亲可敬的革命兄长!

崔军少将

崔军,1928年11月生,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铁茄坪村人,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第61支队副支队长、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副主任兼参谋长,1996年11月6日后任武警水电指挥部顾问等职。1988年,被授予武警水电少将军衔;1999年,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勋章后离休。

贰

初识将军

我和崔军夫妇(夫人黄小珊)认识十几年了,第一次见面的印象非常深刻。

崔军少将和夫人黄小珊

有一年,在北京西直门“国二招”参加一个以陕北老同志及子女们(黄土情)为主,还有《工人日报》《法制晚报》等媒体记者的活动,有几十人,现场很热烈。

有的同志是以前认识的,有的第一次认识,和崔军夫妇就是第一次见面。

有几位同志争着向我介绍崔军,说:崔军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崔田夫之子;“4821”留苏学生之一;是武警少将离休。然后,大家又向崔将军介绍我的情况,希望崔军及他的同学们能对贵州遵义革命老区人民的正义行为给予大力帮助。崔军当场爽快应允,并在随后的多年中,和他的部分同学都在关注着该问题的彻底解决。

当天,听到崔军的背景时,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但最使我惊讶的是崔军的豪放、直率、敢言。

在大厅里,听见崔军带着陕北口音说着陕北的事儿和人,议论最多的是因受小说《刘志丹》牵连蒙冤的点滴(在随后多年的活动中,这仍然是中心话题),还时时关注民生,针砭时弊。我为他身居高位,不图安乐享受、忧国忧民的情结感动。

这时,有同志大声介绍,崔军秉承了父亲崔田夫的优秀品质,从年轻时就仗义执言,打抱不平,到耄耋之年,仍孜孜不倦,为百姓奔走请命。

我曾读过李锐老同志为崔军的自传体《田夫之子》一书作的“序”,“序”里称崔是“婆婆嘴”,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管。真是名副其实。

此后,在参加各种活动、联谊会、看望老同志、缅怀老同志追思会时,总能碰到崔军夫妇,每次见面,崔军夫妇对我们总像亲人般的热情、亲切。

渐渐地,我对崔军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有了更多了解,更敬重他。

叁

铮铮铁骨

崔军父亲崔田夫,原名崔文宪,1935年毛主席为其改名崔田夫。

崔田夫(1902—1978),陕西绥德人,是中国共产党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

革命前辈崔田夫

崔田夫青年时给地主当雇工。1925年秋接受革命思想影响,参加农民运动。1926年加入农民协会,被选为村农民协会委员长。1927年任绥德南区农民协会组织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秘密农民斗争。192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起,历任中共绥德南区区委书记、中共绥(德)清(涧)中心区委书记、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代理书记、陕北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西北局党务委员会书记和监察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抗日联合会主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行政公署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后任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副主席等职。1978年11月,在西安逝世,享年76岁。

崔田夫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忠诚、坚持真理,光明磊落,廉洁奉公,多年和企图篡改党的历史和人物的事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受尽折磨,绝不后退,大义凛然。

据《革命前辈崔田夫》一文介绍:因“《刘志丹》一书被定为反党小说后,崔田夫为该书说了公道话,差点被开除党籍,职务也越来越低。‘文化大革命’时期,崔田夫被打成‘彭德怀、习仲勋反党集团在西北的死党分子’,因此遭受迫害、身患重病。但他‘死不认罪’,还针锋相对地对造反派说:‘习仲勋和我相处时表现很好,打仗很勇敢’”。

崔田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铮铮铁骨感天动地;在一心为公上也可以称为共产党人的楷模:精兵简政时,崔田夫坚持起模范带头作用,主动把爱人赵应清精减下来,由一名老革命改为干部家属。直到崔田夫去世,也只是享受遗属的待遇。对此全家人无怨无悔。

当年在陕北,周总理、朱老总等领导一直尊称崔田夫为“老掌柜”。

崔田夫的传奇经历在民间口口相传,绥德革命烈士陵园负责人王树才为之感动,历经数年,写了一部传记《陕北共产党的老掌柜崔田夫》。

《陕北共产党的老掌柜崔田夫》 王树才著

肆

“4821”

崔军说,他的出身,命运注定要与苦难同行。

1934年,陕北游击战争形势紧张,6岁的崔军连同母亲赵应清和3岁的弟弟一起,被国民党抓进监狱作为人质,来诱捕时任陕北特委书记的父亲崔田夫。

尽管遭受严刑拷打,赵应清始终不肯供出丈夫的下落。国民党没有办法,在关押了他们母子3人1个月后,故意将他们放出,并派人跟踪监视,以便抓捕崔田夫。

为了不连累别人,这个农村小脚妇女带着崔军哥俩沿路乞讨、流浪。当母子三人流浪到陕西绥德和清涧两县交界处时,同一直尾随的地下党员接上头,几经辗转才回到陕北苏区。

1937年,崔军进入延安保小(首任校长徐特立)读书,1942年,进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学习,1947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从此,崔军吃上了“供给制”的饭,成了“公家人”,也因此在革命圣地延安接受革命教育的洗礼,树立了影响崔军一生的勤俭作风和奉献精神。

1948年9月,党中央为了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批准东北局负责选送21位中共高干和著名烈士的子女赴苏联留学。他们是:

罗镇涛(罗炳辉之女)、邹家华(邹韬奋之子)、谢绍明(谢子长之子)、叶正大(叶挺之子)、叶正明(叶挺之子)、任湘(任作民之子)、刘虎生(刘伯坚之子)、林汉雄(张浩之子,林彪之侄)、罗西北(罗亦农之子)、任岳(任铭鼎之女)、叶楚梅(叶剑英之女)、贺毅(贺晋年之子)、崔军(崔田夫之子)、项苏云(项英之女)、李鹏(李硕勋之子)、张代侠(张宗逊之侄)、朱忠洪(王稼祥义子)、萧永定(萧劲光之子)、江明(高岗外甥)、高毅(高岗之子)、杨廷藩(杨琪之子)。

1948年10月14日,崔军和同学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合影(第二排左一为李鹏,左二为崔军)

这21人中,有4名女生,她们是叶剑英之女叶楚梅、任弼时侄女任岳、罗炳辉之女罗镇涛和项英女儿项苏云。

这21人中,19人是中共党员,根据上级要求成立了一个党支部,谢绍明、李鹏、崔军为支部委员。时年22岁的谢绍明早在红军时期就参加了革命,13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21人中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一位,因此被指定为这个“特别”党支部的书记,支部直接归东北局领导。

崔军回忆道,出发前,时任东北局的领导高岗、林彪给学子们践行时说:“你们的父辈打了一辈子江山,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新中国成立只是迟早的事了,用不着你们再打仗了,你们每个人都要学好技术,成为我们自己的专家,政治、军事就不要在苏联学了……”。

电影《红樱桃》里那个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就是他们呆过的地方。据说,罗西北还是反法西斯电影《红樱桃》中罗小蛮的原型。罗西北在1941年去过苏联,当时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生活和学习。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崔军报考莫斯科动力学院水电系,和李鹏、贺毅、林汉雄、罗西北同一个系,4个人分别报了勘探、设计、施工、机电4个专业。他们憧憬着,等他们学成归国,定能把一个大水电站从勘探、设计、施工、安装、调试到发电全部包下来。

1950年初,毛主席和周总理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访问苏联,来到莫斯科。

2月17日,正值中国农历春节,当天傍晚,毛主席、周总理专程来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4821”的同学们,勉励大家要努力学习,掌握好建设祖国的本领。

毛主席给留苏学生集体题词:“为人民服务”,又给每个人单独题词,给崔军题词是“发展电业”。

1950年2月17日,毛主席为崔军题词:发展电业

周总理为每个人和留苏学生集体的题词都是“艰苦奋斗,努力学习”!

周总理题词:艰苦奋斗,努力学习

学子们没有辜负毛主席、周总理的期望,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克服了语言等方面的障碍,废寝忘食地刻苦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公布毕业成绩时,大家的成绩基本上都是5分(前苏联当时实行的是5分制),最差也是4分,罗西北更是以所学全部课程5分的成绩毕业。

“4821”同学联谊会(右三为崔军)

伍

水电将军

1954年,崔军等人学成归国,原本可留在北京工作,但他们全部要求下基层。崔军经时任国家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安排,于1955年10月5日到重庆长寿狮子滩水电站工地,担任厂房工区副主任兼主任工程师。

1958年3月5日,周恩来(左三)、李富春、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狮子滩水电站视察(左七:崔军)

周总理在重庆长寿狮子滩水电站接见工程技术人员

重庆长寿狮子滩水电站,是中国第一座阶梯水电站。这是前苏联援建的165个重点工程,而且纳入“一五”规划。崔军作为从前苏联学成归来的学子,在狮子滩水电站和工人们一道,克服苏联专家撤走等各种各样的难题,终于完成了新中国自己建设的第一座中型水电站,它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的伟大杰作。

狮子滩水电站塑造“生态企业·花园电站”,续写新时代的华章(2022年刘贇 摄)

2018年底,狮子滩电站厂房被列为重庆市第二批历史建筑名录,是活着的“狮子滩水电实体博物馆”,意味着崔军设计的这座仿苏式风格的建筑即使今后不再用于生产,也将会得到永久保护。

崔军亲自设计的狮子滩水电站调压井、厂房和尾水全貌(2017年刘贇 摄)

狮子滩水电曾被誉为“新中国水电专家的摇篮”,狮子滩水电站工程汇聚了当时国内顶尖的水电建设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工程结束后更是开枝散叶向全国输出了数以千计的水电建设人才,对我国以后的水电工程施工建设和水电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崔军功不可没!

1959年,狮子滩水电站建成后,组织上又安排崔军参加下一个水电站建设。

翁长溥是李鹏总理生前非常敬重的著名教授专家,翁长溥在任红水河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务时,和崔军、罗西北等“4821”部分同志工作上多有联系,成为良师益友。

翁长溥在阅读《田夫之子》一书后写道:“崔军带领武警水电部队在西藏建成了羊湖(“羊卓雍措”简称“羊湖”——笔者注)水电站,打开了在西藏进行水电建设的新局面。‘出国容易进藏难’,在西藏施工之难,很难想像。”

1991年5月25日,时任国务委员李铁映(中)参加羊湖电站开工典礼(左为方长铨、右为崔军)

1989年6月,翁长溥去拉萨参加大西南地区经济协调会时,“到了拉萨,广西代表团中,有3人一到宾馆就卧床输氧不起,一直未参加活动;大多数人走路爬梯都感到吃力困难”。“凭我亲身经历,我对羊湖水电站的开拓者就由衷钦佩。”

翁长溥描述崔军在指挥三峡船闸工程时感叹:“他(崔军——笔者注)带领武警水电部队承担三峡船闸的施工,这是在发达地区施工了。但他陪我现场考查时,在岸上开挖的闸槽,直立岩壁之高如何保证安全开挖;出碴量之大如何解决干扰;夏天烈日使深岩槽内温度很高如何应对等,都是前所未见举世罕见的。”

1979年12月8日,电力工业部副部长李锐(右)视察六十一支队,崔军(中)陪同

崔军的足迹,留在了国内所有大型水电站。

陆

“文革”劫难

“文革”期间,这21个中共高干和著名烈士的子女一个不漏地被立案为“4821苏修特务案”,坐牢的坐牢,隔离的隔离,失踪的失踪,受尽了苦难和折磨。

“4821”遭此厄运,大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后,中苏交恶,直至后来彻底断绝来往,使得众多留苏人员无辜受到牵连,成了不被信任的对象。

据崔军回忆:水电系统是“文革”重灾区,他和罗西北等人受迫害最深。严重时,他每天胸前挂着重达20多斤写有“杀人犯、苏修特务崔军”的大铁牌,戴着二尺多高、用15圆钢筋做成的高帽子,穿着纸糊的写着各种侮辱人格的词语的衣服游街,被人拳打脚踢,用指头粗细的钢筋棍抽,受尽了屈辱,吃尽了苦头。造反派扣发了他的全部工资,每天只给一毛钱吃饭。一毛钱,崔军天天只能吃个半饱,还要去干重体力活,打风钻、搬水泥……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两年之久。

崔军说,“文革”中,父亲崔田夫在西安也受残酷迫害,有病无法就医,后来得到周总理关心,处境才有所改善,得到住院治疗。1978年11月,崔田夫在西安逝世。父亲去世,对崔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同一年,崔军的前妻梁珍也带着小儿子与他离婚。因崔军在被造反派折磨期间,妻子梁珍受牵连,苦不堪言,选择离开。

“文革”后,经叶楚梅介绍,崔军和黄小珊结婚,组成了幸福的家庭。崔军曾多次当面夸赞:夫人黄小珊能懂他,她是一位好妻子,也是一位好战友。这是后话。

崔军说,当时打击接二连三,被造反派折磨,妻离子散,度日如年,我都能忍受。最难受的是自己明明是“根正苗红”,却被诬陷成“苏修特务”,那种不被信任的极大冤枉和看不到尽头的日子,几乎让他痛不欲生。但我必须活着,人一旦死去,就永远无法解释清楚应该澄清的事实。

他选择活下来,他坚信问题会有解决的一天。

20世纪80年代初,在胡耀邦亲自过问下,在中组部宋任穷(时任中组部部长)、陈野苹(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曾志(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等共同努力下,组成专案组,对该案复查。经认真细致的工作,中组部于1982年1月向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写出了报告,认为“所谓‘4821苏修特务案’纯属冤假错案”,并宣布给予“平反”。

强加在21位同志头上的不实之辞,被全盘推翻。

这21人中,除罗镇涛去世、朱忠洪失踪外,其他人均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担当起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李鹏、邹家华还分别担任过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崔军等人身心经受的折磨和摧残,连同他们被耽误的岁月,以及给党和国家带来的的巨大负面影响,真是无法弥补。

在我们和他们的交往中,感觉到他们也有遗憾,但还是想得很开,加之在位时工作也很繁重,没时间想。

离休后,他们都把各自曾经的工作、生活、经验、得失等记录下来,写成自传。凡参加活动,崔军等人都让他们的驾驶员,将这些书籍拿到活动现场,赠送给大家,为的是传承历史。

《田夫之子——崔军回忆录》,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

崔军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当别人都知道如何顺应大环境而明哲保身的时候,他却还在阐述、批评、伸张、争辩,生大可不必生的气、发大可不必发的火、失去大可不必失去的安宁、得罪大可不必得罪的人,真正是‘不识相’得很”。

崔军的这张“婆婆嘴”,常常让人“讨厌”,有些地方又让人不得不服:

在当年天生桥梯级电站建设中,崔军提出的“崔氏方案”得到了印证。由于他的“崔氏方案”建议没有得到采纳,后来,天生桥在施工中遇到的问题都被他言中:厂房三次因地质滑坡移动,隧洞在开挖中遇到地下河、溶洞、暗河、断层,1985年12月24日发生的特大塌方事故,更是酿成多人死亡的惨剧。2000年下半年的一天,曾在天生桥发电后去现场考察的老同学罗西北给崔军打来电话,对他说:“当时你提的修改方案是正确的。”

现在回首这些红色儿女的峥嵘岁月,他们身上所秉承的父辈的坚忍、勤奋、信念、奉献等时代精神,是那样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值得永远纪念。

柒

思念无限

崔军,西北汉子,忠厚善良,生性喜客,自认识后,就多次热情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在六里桥某部队院的部长楼作客。“二代们”没有少蹭他们家的西北面条。

崔军对身边的同志们很关心,哪怕是他身边请的服务人员,他都像亲人般诚恳地对待他们,所以,我们多年见到的他们家的服务人员,对崔军夫妇都很贴心,最后的两位服务人员,和崔军全家相处得象亲人一般。

有几年,我春节要返回上海过年,车停在外面不保险,崔军就嘱我将车停到他们宿舍大院,他说已给有关人员说了,他们说临时停放没问题。随后,我把车钥匙交给他。春节过后再去取车时,他总是笑呵呵说,车钥匙还给你了,完成任务。同去的同志们调侃:报告将军,任务完成得很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崔军、黄小珊夫妇与本文作者张抗美(左)在一起

前些年,崔军和夫人黄小珊阿姨(本应叫他嫂子,但她一再强调叫她阿姨)身体都很好,黄阿姨喜欢唱歌,嗓子也好,是美声唱法,专门请了一个声乐老师每周来家教练唱。大伙推荐说我也喜欢唱歌,黄阿姨就邀请我陪她一块儿听声乐老师讲课练唱。我去了几次,因杂事儿多,就没有再坚持。

近年来,崔军和黄阿姨的身体每况愈下,尤其是崔军眼也看不见了,为了避免打扰,我就偶尔去看望。

但“二代”们还是经常去。据赵来群大哥说,他们一段时间没去,崔军就会打电话催他们去,一去就要问他们“有什么新情况”。崔军虽然身体不好,但他关心国家大事和民众疾苦的“初心”永存。

疫情肆虐后,再见崔军,他的眉头皱得更深,对我们说,国家要稳定,团结一致战胜病魔,百姓才有希望。

2020年11月20日,我们几位同志陪崔军过92岁生日时,他起码说了不下于10次“一定要稳定”。

当天,赵来群大哥将他提前撰写的满怀深情的诗一首,亲自送给崔军,以示祝贺。参加聚会的同志一一签名,留作永久纪念。

田夫之子水电兵,

留苏铭记延安情。

挫折不改报国志,

宏文三卷掷金声!

赵来群

2020.11.20

这首诗的字里行间透出,崔军和赵大哥是多年挚友,知崔者莫过赵大哥,护赵者莫不过崔军:因为,赵大哥和崔军秉性相近,性格耿直,经常和不同的人争论,但每一次崔将军都护着赵,有几次当着我们的面疏导赵大哥,说,不要生气,不值得和这些人争论。

2022年8月,赵来群大哥也离开我们了。今天,我向有的同志通报崔军去世的消息,了解他们的同志马上对我说,崔军和来群那是真要好,“走”都要前后脚跟着“走”。听后一楞,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但愿他们在天上相聚不寂寞,继续讨论、争论他们没能在人间说完的话题。

最后,用翁长溥在阅读《田夫之子》一书后的一段话结束此文:

“崔军晚年不止是回忆过去,他新寄来的另一篇文章是《浅谈优先发展水电》,为未来献计献策,是参加今年水电界新春联谊会后之作。我翻阅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会讯》2005年第2期,对照各名家发言,令我非常意外地发现,长期搞施工的崔军,能如此高瞻远瞩,针对实际深入切实地谈未来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对党和人民。《田夫之子》不仅是他父亲之子,也是全国人民的儿子。”

疫情严重,不能亲自送将军,就用这篇文章纪念他。纸短情长,说不尽对他的思念,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崔军少将,一路走好!

2022冬至初稿于北京

2023元旦定稿于上海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张抗美(老红军张光昭之女,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