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四川有深厚渊源的一对英国父女

王瑞琪 罗桥础

早在一百年前,一对英国父女便与四川省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就是英国人董宜笃,英文名维维安·亨利·唐尼桑(Vyvyan Henry Donnithorne)和他的女儿董育德,英文名奥黛丽·唐尼桑(Audrey Donnithrone)。

1922年11月27日,一名英国女婴在四川省三台县仁慈医院出生。这名女婴面容娇好,白皙的皮肤,透出几许红润,胖㬿㬿的个头,十分惹人喜爱。父母为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董育德。正因如此,董育德一直说自己是四川人,四川的乡下姑娘。

董育德与父母在一起

董育德为什么出生在三台县呢?这得从她的父母说起。

她的父母和三台县基督教会的戴佩德都是英国传教士,当时都在川西传教,彼此过往甚密。

三台县的基督教堂创建于1902年。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戴佩德便在这里传教,民众亲切地称她为戴师姐。她终生未婚,1951年离开中国,改革开放后,曾到中国访问,1991来还曾到成都参访。戴师姐当年的住地就是现在三台县的解放下街158号,当时是一个大的院落(包括现在的民盟三台县委机关住地和潼川二幼;现在的三台县基督教堂则是在街斜对面重建的,位于解放下街97号)。从北面的大门通过涌道进入后,东边有一幢两层楼的小洋房,这里显现出美丽、幽静、庄严和虔诚的气氛。洋房墙壁四周围绕着一些攀爬的花卉,从远处就可闻到“七里香”散发出的芬芳。洋房四周有宽阔的绿色草坪,这里有时还作为网球场;草坪中央种植有高大挺拔的棕榈树,这可能是三台县最早的一棵棕榈树。小洋房的北面建有一所幼儿园,取名为民稚幼儿园(现在潼川二幼的前身,但位置现在移动到原广益小学低级部处)。幼儿园的小朋友经常到绿草坪上嬉戏玩耍;小洋房的西南部较宽广的区域是广益小学(即现在的潼川二小前身)的低级部(高级部在街对面靠西的位置)。戴师姐在这里不仅建立了教堂、学校,还开办了一所医院——三台县仁慈医院(即现在的三台县人民医院的前身)。

1921年5月22日,董育德母亲生了一个儿子,可惜很快就死去了。1922年,董育德母亲怀第二胎便十分小心谨慎,临产前就住到戴佩德的小洋房里,后来在医疗条件比较好的仁慈医院产下了董育德。

董育德的父母都是英国人,父亲维维安·亨利·唐尼桑为自己取了个中文名董宜笃,母亲名叫格拉迪斯·艾玛·英格拉姆·唐尼桑(Gladys Emma Ingram Donnithorne)。他们都是英国基督教圣公会的传教士,上世纪初期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进入四川传教。从这对父女的中文名字也可看出他们对中国的热爱,后来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发展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董宜笃

董宜笃:认识三星堆文物价值第一人

1929年,董宜笃在广汉县担任牧师,与当地驻军往来密切。这一年,广汉月亮湾农民燕道诚在水渠中意外挖出一大批玉石器,这些文物后来陆续出现在文物市场上。1931年春,这个消息引起了董宜笃的重视,他意识到这批器物不寻常,一定具有非凡价值。董宜笃并未将收购这些文物作为发财的手段,而是做了两件有益的事:

第一,找到当地驻军陶宗伯旅长,要求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做必要的宣传,尽快寻回散失器物,以便把它们保存下来”。陶旅长欣然应允,表示愿意积极支持。几天后,他便将从燕道诚处借来的5件玉石器交董宜笃。

第二,董宜笃立即找地质专家作鉴定。他急匆匆携带玉石器赶到成都,找到华西协合大学的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鉴定。戴谦和当即就断定,这些物件为商周时代的文物。

1931年,董宜笃在华西协合大学留影

紧接着,戴谦和、董宜笃与华西协合大学摄影师晋先生一道从成都赶赴广汉现场,在陶旅长协助下,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察、拍照。广汉县县长罗雨苍得报后,当即下令对现场进行保护,不准自行乱挖乱掘,从而使月亮湾遗址得到保护。

后来,根据董宜笃提供的线索,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和人类学教授、美国人葛维汉和馆员林名钧组成考古队,并报经四川省教育厅同意,在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下,对月亮湾一带进行发掘。三星堆遗址就此开始浮现在世人面前,一经现世便震惊了世界,董宜笃的热心奔走对揭开三星堆的奥秘作出了重大贡献。

董宜笃之所以能及时为三星堆文物保护和勘察作出重大贡献,是与他的学历学识、文化修养、技能技艺和基督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

1886年1月8日,董宜笃出生在英国一个殷实的家庭,从剑桥大学工程学院毕业后,在伦敦一家生产X射线设备的公司担任技术经理。1909年,23岁皈依福音派基督教。第二年到剑桥大学学习中国古典语言和文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征参军,进入汉普顿步兵团当兵。1916年1月,因在卢斯战役中英勇作战,腿部遭受重伤,获得十字勋章,从而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退役后,他被教会任命为牧师。1919年,他与格拉迪斯结婚后,两人一起从事传教活动。由于他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并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1920年,他们被委派外出传教,一起乘船前往中国,足迹遍布四川绵竹、三台、绵阳、安县、广汉、成都、重庆等地。

关于他的后期生涯,根据他女儿的回忆录记载:他在中国传教时间持续达23年之久,其间曾担任基督教圣公会四川地区副主牧。1944年至1953年,转到非洲西北海域的加那利群岛继续从事传教工作。1953年退休后,他选择到香港定居,直到1968年在香港去世,后来夫妇俩合葬于香港跑马地公墓。

董宜笃:四川乡村姑娘、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

1922年,董育德在三台县出生后,跟随父母生活在四川安县。1925年8月6日,董育德两岁半时,一家三口和其他6名传教士外出在绵竹度假,被红灯教匪徒绑架。绑匪用绳索将他们绑住,带到山谷深处。他们在那里不仅遭到蚊虫、跳蚤叮咬,而且缺少食物,饥肠辘辘。绑匪向他们索要200支手枪,董育德的父亲以熟练的汉语和聪明才智与绑匪周旋,遭囚禁24天后,经当地驻军和绵竹县府与绑匪谈判,他们终于获救。回归的路途中,得到当地民众友善接待。

1925年8月底,董育德(前站立小孩)被匪徒绑架后获救

鉴于当时时局,出于安全和教育考虑,1927年,父母将4岁多的董育德送回英国老家,她在英国从幼儿园一直读到高中,接受到良好的教育。然而,二战爆发,父母挂念她,她也认为自己应该和父母在一起,1940年4月她17岁时,途经法国,然后从那里由大西洋、印度洋,远渡重洋,经越南海防,到达云南昆明,后来坐飞机来到成都,与父母团聚。

青年时期的董育德(左)

从1940年6月到1941年,董育德与父母一起住在广汉,并重新开始学习汉语。教会的两个中国人,一个教她说四川话,另一个则教她汉字的读和写。作为回报,她则给他们作英语辅导。不久,她便进入教会开办的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即今天的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就读,并在这里帮助教授英文。当时,她是这所大学里唯一的外国学生。在这里,她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国现代作家的著作,包括巴金和鲁迅的作品。

日军占领北京后,燕京大学被迫迁到成都。1942年10月,19岁的董育德被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梅逸宝教授聘为兼职英语教师和兼职英语秘书,承担了燕京大学学生的“英语语言”辅导工作。

这段时间,她违背父母意愿,不是加入基督教,而是皈依了天主教。

随着抗日战火逼近四川,1943年,她不得不中断自己的学业,准备返回英国。为了搭乘陈纳德飞虎队的飞机,她在重庆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历经了一次危险的穿越“驼峰”(喜马拉雅山)的飞行,到达印度,又经历了漫长而乏味的海上航行,绕过好望角、穿过德军潜艇出没的大西洋水域,辗转回到英国,加入到英国陆军部作军事情报汇总工作,最终在德国对伦敦发动的猛烈空袭中幸存下来。

二战结束后,她到牛津大学攻读经济学,并为哲学家伊丽莎白·安斯库姆(Elizabeth Anscombe)做保姆。在学校里,她与化学系学生玛格丽特•罗伯茨(即后来担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成为好朋友。毕业后,她在伦敦大学担任教授20年,从事经济学的研究。

1954年和1957年,董育德先后出版了与他人合作的《在中国和日本的西方企业》和《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西方企业》两书。1967年独自出版《中国经济制度》这一权威著作,大获成功,从而奠定了她在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经济的地位。

1969年,她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并担任当代中国中心负责人。

1985年,63岁的董育德从学术界退休后,移居香港,成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荣誉会员。

董育德对中国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20世纪60年代初期,她曾向中国驻英代办处提出访问中国的申请,理由是自己出生在中国,是四川乡村姑娘,应该是华侨。这个申请当时被拒绝了。

不过,董育德的愿望不久后得到了实现。她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后,从1973年开始因学术研究,多次回到大陆访问,造访了中国多个地方。

大约在1982年前后,董育德作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客人,再次参访成都等地。

董育德特别积极支持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文革”后的教会重建工作。在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她为地震摧毁的四川教堂设立了一个基金,支持四川省教堂、学校、托儿所和药店的重建。

2019年,她在香港出版了自己最后的一本著作《董育德回忆录:中国生活面面覌》(CHINA IN LIFE'S FOREGROUND),记录了自己的家族和自己的一生,特别详细地记载了自己和父母在中国的生活。

2020年6月9日,终身未婚的董育德走完了她不平凡的一生,在香港安详地去世,享年97岁。

(衷心感谢王正方先生、袁韻芬女士、四川大学教授萧安溥先生提供的咨询意见!)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王瑞琪 罗桥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