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的记忆

潘仁旭

春节前，妻吵着要我陪她去电影院看《流浪地球》。进电影院看电影对我而言是一件很遥远的事，即便是最新的、最火的、无论广告得多么玄乎的电影也少有去电影院看的欲望，都是通过电视的影视频道或互联网观看。

晚饭后，我和妻顺着滨河路的北延线来到星美影城，这是一座四层的单体建筑，电影院在底楼，进门的左边是一个小型的餐饮部，右边是琳琅满目的电影广告。正对着的是售票处。影院采用站立式售票服务，开放式购票可供观众选择心仪的观影座位。影城拥有影厅四个，《流浪地球》在“白鱼农场厅”。走进放映厅，映入眼帘的是蓝色沙发式座椅，阶梯式的排列保证了每位观众观影时能够毫无遮挡地观赏影片。尽管《流浪地球》是一部口碑、票房都不错的影片，但看电影的人还是不多，80多个座位都没坐满。

然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影院的情形绝非如此。那个年代的会理县城人口不多，其中大部分都在企事业单位或政府机关上班，朝八晚五两点一线的生活是这里的主旋律。县城里只有一个瀛洲公园，也没有什么娱乐场所，到电影院看电影成了人们放松休闲的首选。但当时的电影院没有今天香甜的爆米花和各式的饮料咖啡，也没有精致的海报宣传板，更没有如此舒适的翻转沙发。一角二分钱一张的电影票，每月一期的毛笔手抄“新影片内容简介”，如同菜市场一样嘈杂的人群，还有一排排硬梆梆的木质座椅，银幕挂在高高的舞台上，这些是那个年代电影院的特色。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好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各个国家的译制片蜂拥而来，如《列宁在十月》《佐罗》《追捕》《虎口脱险》《流浪者》《卖花姑娘》《桥》《简爱》等；国产片中有影响的影片如《小花》《庐山恋》《少林寺》《火烧圆明园》《高山下的花环》……还有不少“文化大革命”期间禁播的经典，如《青春之歌》《永不消失的电波》《烈火中永生》《冰山上的来客》《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甲午风云》等等。这些令人激情澎湃的片子每每观看完，在散场的人群中你会听见大家意犹未尽地谈论着影片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台词，甚至还会与素不相识的人进行讨论，直到离开电影院为止。

记忆中看电影的场面在当时也是一道风景。

几乎每天电影院都有电影放映，上午十点左右，两块半个平方米大的墨绿色小黑板，上面用漂亮的行书字体写着电影名称、放映时间、放映场次，一块悬挂在城门洞北十字街口一个小店门前的木柱上，另一块挂在大礼堂电影售票窗口旁边。如果是放新电影，前一天就会挂牌预告。第二天中午卖票，上午就有人提前两三个小时去排队。售票处的两个窗口与过去火车站售票窗口的大小、高度差不多。卖票时如果有工作人员维持秩序都还好，若没有，那阵势就是一场混战。前面的还没拿到票，后面的已经把手越过前面人的头顶伸进窗口，人叠人，人挤人，你推我、我搡你，争吵甚至漫骂声不绝于耳……。买到票的欣喜若狂，没买到的垂头丧气，就只有等在电影院门口“吊票”了。不过那个年代没有“黄牛”，“吊票”都是原价转让。

印象最深的一次看电影是来自于1978年的日本电影《望乡》。影片讲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大正、昭和时代，由于岛国资源匮乏，日本大量对南洋输出劳动力，赚取外汇，其中大部分女劳动力沦为娼妓，她们的足迹正是其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方向。这部电影在当时的中国，引起巨大的震撼和争议。那时的中国经历了20多年的思想禁锢后刚刚开始有松动，人们听说是一部讲述妓女生活的影片，都怀着巨大的好奇心涌入电影院去观看。尽管影片里只是有一些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裸露镜头，但这在改革开放之初却足以引发人们心中的震撼。当时我还在农村当知青，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知青点上的几个小伙伴偷偷相约，每两人骑一部自行车，来到城里“吊票”看了这部电影。

那一年，我们面对扑面而来的新的世界，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观看电影，阅读文学，欣赏画作，以图探索理性，弥补被耽误的时间。也就在那一年我参加高考，后来成为了会理师范学校的教师。

40多年过去了，当再次坐在这科技含量高而舒适的电影院里，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些年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情景，虽然零碎，虽然平淡，但却属于每个人心中最难以忘怀的旧时光。

（作者系会理县老体协主席、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