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厦已安千万间，寒士初露欢笑颜

——共和国70年我家住房的变迁

许晓光（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共和国的公民们深切感受到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体会尤为深刻的，是居民住房条件得到显著改善。1958年，母亲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到重庆市计委工作。那时住房条件极为有限，计委的宿舍在市中区枣子岚垭下面的红球坝。从计委马路对面的重庆市标志性建筑大礼堂侧面马路过去，拐弯后经过文化宫后门，再爬上若干级台阶，就出现一个不大的院落。母亲的宿舍在院落里面，好像是办公室改造的一幢二层高、长长的筒子楼。登上二楼，穿过两边放满各家煤球炉、杂物的狭长走廊，就来到最靠西面的一间大约16平方米的房间。这就是我居住了8年多、以后又有两个弟弟诞生并共同生活的住宅。我们全家的厨房就是放在门口的煤球炉以及旁边的当案板用的小桌。二楼没有水龙头，全院几十家人只有共用楼下院子中的一个水龙头。没有卫生间，如厕只能到楼下院中的公用厕所。厕所旁边还有男女分开的洗澡堂。这大概是当时市级机关普通员工的较好待遇了。后来母亲生下三弟后，洗澡堂不知怎么就改变了用途，改造为若干小间当做厨房，我家也分到一小间厨房，同时当饭厅兼作保姆卧室。全家5口人还是挤在那间16平米的卧室里。由于卧室朝西，每当盛夏，“火炉”重庆酷暑难捱，母亲就在高高的窗户上挂上竹窗帘遮蔽骄阳火辣辣的辐射。到晚上整个房间如同火炉，无法入睡。于是二楼上的住户都用凉板到院子里露天睡觉。小孩儿当然无所谓，大人们无论男女都穿上短裤、汗衫与大家同卧于露天下。一个不大的院落里，躺满了着装甚少的男男女女，蔚为壮观。在这艰苦的住房条件下，我从幼儿园一直生活到小学三年级结束。

后来大学院系调整，父亲到了成都。1965年10月，为解决两地分居，我们举家由重庆迁到成都，来到当时十分偏远的郊区狮子山上的四川师范学院安家。一开始住筒子楼。由于筒子楼底层紧靠整层楼共用的水龙头，沟里污水横流，苍蝇蚊子乱飞。我在此环境下很快便全身长满红疮，奇痒无比。后又接到通知说父亲的17级干部级别不适合住这种房子，搬迁到刚竣工的家属八舍。这套房共有三间连串的“口袋”屋，外面10平米一间按设计应当是厨房，但实际上成了全家6人的厨房、饭厅、过道兼澡堂。进去里面一间是14平米大住房，放两张大床，我和二弟睡一张床，保姆带两岁的三弟睡另一张，同时又是我们的学习场所。再往里又套了一间9平米的小卧室供父母住，同时兼作父亲的书房。没有卫生间，只有穿过院子、绕过前面的宿舍去上公共厕所。一个单元四家人共用一个水龙头，因狮子山常停水，楼上住户只能下楼接水，实际上是8家人共用一个水龙头，洗脸刷牙只能到室外院中。由于厨房太小，蜂窝煤硫磺气使人受不了，加上烟囱旁又搭了一个柴灶，于是我家便将蜂窝煤灶迁到门口短走廊水槽旁。但这引起了必须经过短走廊进家门的邻居的强烈不满，生存空间狭小导致的矛盾摩擦经常发生。当时生活困难，大部分家庭都养了鸡下蛋，我家也不例外，于是厨房的餐桌下又兼鸡舍。我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扫除鸡粪。各家几十只鸡的粪便撒满一个院子，孩子们就在藏有鸡粪的草坪上打滚玩耍。这样的居住条件持续了17年不变。在这17年中我经历了从小学到中学，从下乡插队一直到大学毕业，这幢简陋的楼房中还出了改革开放后的前五届数十名大学生。

直到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我们家的住房才开始明显变化。父母搬进了川师新建的建筑面积68平米的新宿舍。该房虽然设计不太合理，但这是我家有史以来面积最大的住房，而且总算有了自家带水龙头的厨房、小厕所和三间各自独立的住房。刚搬家时家具很少，房间显得十分宽敞。父亲经常高兴地在屋里来回踱步，口中不断念叨“好宽的房间呀！”。的确，我父母可以说是川师首批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住上正规的三间配套房的教师。以后老一代的住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逐渐改善，住上了三间一厅、四间一厅的配套房。我父母也在1998年搬进了建筑面积96平米的三间两厅双阳台的新建教授楼。这是设计比较合理的套房，客厅连着饭厅共26平米，看上去十分宽大，厨房约有8平米，卫生间有5平米，使用起来也很方便，再也用不着在狭小的空间里挤来挤去。父母住上这套房离参加革命已有近半个世纪！

我们这一代的住房变迁速度因改革开放而比老一代快得多。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川师任教，按规定我和另一位助教、后来的史学大家罗志田共住学生五舍三楼的一间。该宿舍为50年代兴建，残破不堪。水龙头和厕所在两层楼梯拐弯处，经常可见楼道内老鼠散步。一次晚上睡觉，一只硕大老鼠爬到我的床上，我一脚踢去，老鼠在空中翻了个跟斗，径自走掉。老罗还嘲笑说“那肯定是只女老鼠”，弄得我哭笑不得。当时我们早已超过法定婚龄，且都已领了结婚证。要结婚首先得有一间独立住房，但找到房产科交涉多次皆无结果，于是我们都想把对方挤出去。正好同楼层有两位川师77级学生延缓分配没有退房，6月他们重新分配走了，老罗便去“占领”了那间房。我趁机粉刷了所住房间，暑假就在这间学生宿舍里举行了极为简陋的婚礼。谁知刚过暑假，学校房产科就要我从这间房搬出去，理由是我父亲已有三套间房，我应回家住。最终我连这样一间简陋的“新房”也未能保住。1984年3月我妻子要生孩子了，经过无数次呕气和反复力争，我终于要了一间二楼的12平米的筒子楼房间。与19年前曾住过的这幢楼相比，有所改善的是房间外带了5平米的阳台。我女儿降生后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没有厨房，煤炉放在楼道里。岳母来照顾我妻子坐月子，也住在同一间屋里，两张床之间用塑料布隔开。妻女所有的排泄物均由我负责端去倒在楼下公厕里。楼下那家用阳台作厨房，烧柴的烟灰顺着烟囱冒到我家阳台上，将我好不容易清洗干净的婴儿尿布又熏脏了。几番交涉仍无改进，我气愤至极，便舀一瓢水对着烟囱口泼下去，引起楼下破口大骂，但也停止了烟熏。生存空间狭小的矛盾由父辈传到了我这一代。到这年夏天，我考上西南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离开了这间留下复杂忆念的筒子楼。

 1984年暑假重回重庆后，妻子在西南师范大学附中分到了有独立厨房和小厕所的套间。我俩简直喜出望外！因为在所有大学同学里，我们好像是第一家住上正规套间者。1991年我又在西南师大校内分配到了两间一厅的套房，住房条件又随改革的深化而有所改善。1994年我由西南师范大学调回川师时，我的同龄人正在搬往两室一厅的新住房。到本世纪初他们又纷纷改善住房，有的住上了100多平米的双卫生间配套房，还有的住上了近200平米的电梯公寓。从筒子楼到眼前这一切不过20多年时间便完成了，简直恍如隔世！

而我家住房改善速度也在加快。因为女儿要上中学，妻子在她工作的石室中学分了一套60年代兴建、90年代扩建的旧房。面积并不小，大约60多平米，但厨卫在楼道外。我想好歹也算有史以来我家住过的最大房子了，可聊以自慰。在这套住房里我们度过了近6年。到2000年，伴随改革的继续深入，妻子学校又新建住房。为方便女儿上学，我们要了一套学校旁边其他教师退出来的1991年兴建的旧房。其面积大约有80多平米，三间一厅带厨卫，除了两间卧室，另一间作为我们两位教师共用的书房。我想这大概是我们一生中最后一套住房了。于是大力装修一番，三间卧室都铺了被称作红木的地板。两年后学校又将该住房扩建到90多平米，我们打算住一辈子了。

谁知共和国的改革进程并未停止。随着教师收入的逐渐提高，购买商品房的奢望也慢慢变成可能。2002年底，我们向银行贷款购买了一套城内浆洗街的电梯公寓，建筑面积140多平米。除了有30多平米的客厅兼饭厅、两间卧室和一间客房、带阳台的大厨房以及双卫生间外，我最满意的是终于有了多年梦寐以求的14平米大的单独书房。2005年春节，我们搬进了这套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住房。女儿上大学后，常住人口就我们俩，人均居住面积达到70多平米！简直是提前进入现代化生活了。

广厦已安千万间，寒士初露欢笑颜。从住房变迁这一视角观察，我们深深体会到共和国70年的艰辛步伐，也更加深刻领会到改革开放使全社会居民享受到的实惠。作为共和国的普通公民，我们衷心拥护使全体老百姓生活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改革开放国策！当然，目前的现状，与同成都关系密切的杜甫老先生提出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实现，尚有距离，共和国的改革尚需继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