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征粮剿匪战场

吕玉发

1949年9月，我第二次考进隆师校读后师六班。这个班的同学，大多来自简师十班和十二班。按当时的规定，简师4年毕业后，要教书一年，才能考后师。

到后师班上学3个月（12月5日），隆昌就解放了。我们在学校老师的组织下，成立了宣传队，每天到县城去扭秧歌、打腰鼓、唱革命歌曲、发传单，激情澎湃地投入到解放运动之中。

1950年1月，刚刚成立的隆昌县人民政府在我们学校举办了300多人的第一期地方干部训练班（简称地干办），学员大部分都是我们隆师校的在校学生。集训10多天之后，就和解放军组成工作队，到各乡镇去开展解放运动。

1月下旬，我们由二野张德芳带队，到离县城60多里的荣隆乡。我们这个工作队，由一个解放军警卫班和27名地干办班同学组成，其中4个女同学都是我们班的：我和吕玉簪、吕玉容，还有陈一英。

荣隆乡设了荣、隆二昌两个乡政府，社会情况复杂，土匪势力猖獗。工作组住在上街子的隆昌县乡政府，因我家就在上街子场边上，所以我就住在家里。

我们和解放军混编成若干个工作小组，第二天就开始到各保、甲去做宣传动员工作。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是先唱歌跳舞，待围观的群众多了，就给他们发宣传单，然后站在凳子上宣讲解放后的新政策。我们还走村串户，访贫问苦，每天早出晚归，夜以继日。中午就在当地农家吃饭，按人头给老乡搭伙证，他们凭证到政府指定的征收处结算。

没想到，我们才干了10多天，就遭到了土匪的血腥袭击。腊月十六（1950年2月2日）那天很冷，收队时，天已黑尽。我刚回到家，就听见乡公所那边枪声四起，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我非常担心同学和战友们，就叫三爷（父亲）赶快过去打听情况。

三爷悄悄摸到乡公所，看见到处都是乱枪留下的痕迹，满院子都是硝烟味和血腥味。他看见张队长和两个渔箭乡赶来的救援兵正在抢救倒在血泊中的解放军战士，还有个在清理现场。张队长说：其他的救援官兵都赶到石滩子去营救工作队员了。原来，他是在土匪冲进屋子的瞬间，藏在床下并将身体紧贴床底，才幸免一难。

三爷还打听到：吕玉簪和吕玉容在混乱中，凭着熟悉地形，已经跑回家了。就是没看见陈一英。

我和三爷决定到石滩子去找她。刚出场不远，就看见有工作队员陆陆续续回来了，我一下子看见了15班的幺弟（彭文聪），急忙问他看到陈一英没有？他告诉我:大约是晚上7点钟左右，一帮便衣土匪突然冲进乡公所，他们乱枪四射，从楼上到楼下，看到穿军装的、带五角星帽子的就开枪。把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队员，撵到院坝内，又是打又是骂，非要我们表态：不跟“帕克儿” （共产党）干了。

同学们都很坚强，宁愿被土匪打骂，也不表这个态。土匪看陈一英是个女学生，就抓住她的头发，喊她说。她咬紧牙关，坚决不说。土匪火了，把她按倒在床上，左一枪右一枪的乱打。不知她伤在哪里，被拉出去的时候，看见她满脸是血。渔箭乡的解放军赶来了，土匪抓起我们当掩护，撤离到场镇外三里地的石滩子。只听见匪头喊“拖两个到沟头去毙了！”，接着又是一阵枪击声，有三四名解放军战士又倒在了血泊之中。救援兵逼近了，土匪们才仓皇而逃，我们才得以获救。

听幺弟这样一说，我和三爷更着急了，立马摸黑进沟里找陈一英。我们父女俩一步一步摸索前行，手都块冻僵了，终于找到了奄奄一息的陈一英。我也不知哪来的力气，背起她就跑，跑到家时已快天亮了。

我将她放在床上，只见她衣服裤子上全是血迹、泥巴，还有好多枪眼。还好，真正的枪伤只在右边额角，没伤到颅骨。三爷抓了一把香炉灰按在伤口上止血，然后找了一块干净的布叫三娘给她包扎伤口，叫我用热水给她擦洗身子，再盖上两床被子，不一会儿她就醒了。

她睁开眼睛，警惕地左看右看：“我不是被土匪打死了吗？怎么在你们家？”我简单把事情经过告诉她后，她一把拉着我的手：“谢谢你，谢谢你们全家，救命之恩，我终身不忘！”

把陈一英安顿好，已是晌午，三爷到区公所去看，才知道张队长早上就奉命带领回到乡公所的工作队员们回隆昌去了。

得知工作队撤走了，土匪反攻回乡，气焰更加嚣张。要是被他们知道我们家藏有工作队的伤员，那还了得呀？

于是，白天，我们就把陈一英藏在家里，悄悄买药给她疗伤，天一黑，三娘就陪着她，带上蓑衣斗笠，跑到荒山上或者是菜花地里躲藏。寒冬腊月的夜晚，她们在荒山菜地，紧紧地抱在一起相互取暖，耳朵还得警觉地听着动静，遇到下雨，漫漫寒夜就更加难熬了。好不容易熬到东方发白，才又悄悄溜回到家中。我在家早早烧好热水给她们洗脸烫脚，煮好热稀饭给她们喝。三娘为了避嫌，还得赶紧出去干农活。就这样在极度的惊恐中过了10天。

为了让陈一英早日康复，三爷提前把过年猪杀了，每天都弄点猪肉给她补身体。我们本想待她把伤养得好一点，过了年再送她回隆昌的，但就在腊月二十六的傍晚，三爷得到消息：有人向土匪告密，说我们家窝藏有共党伤员。

三爷当机立断，叫三娘连夜把陈一英送回隆师校。三娘用一块孝布包住陈一英额角的伤口，看似一个孝女，因我们当地有“孝子为大”的风俗，一般人是不会为难孝女的。

三娘带着陈一英，在漆黑的腊月夜，既不敢走大路，也不敢点火把，尽量走没人烟的地方，逢山爬山，逢坎跳坎，逢水淌水，终于在腊月二十七的中午时分把陈一英安全送到了罗汉寺。

看见陈一英回来了，大家顿时欢呼雀跃，都说她是隆师校的巾帼英雄。

三娘不敢久留，急匆匆扒了几口饭就赶紧返程。她送陈一英走得太及时了，就在她们刚走的次日早晨，一群土匪闯进我家里，不问青红皂白，满屋子乱搜，还用刺刀到处乱戳，没找到伤员，就查户口，问还有一个人哪去了？我们说三娘一早上山打柴去了，要天黑了才回来。傍晚时分，三娘回来了，挑着三爷早就准备好藏在菜地里的湿漉漉的柴担子，我们全家才没被土匪扫荡。

荣隆乡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之后，匪乱日益猖獗，就在毗邻的三区（普润），15班的谢守骏，正月十二被土匪抓走了，他忍受了土匪的严刑拷打，致死不屈。土匪于1950年3月2日将他杀害，还下令暴尸数日。15班的吴树金，也惨死在荣隆乡5保的征粮途中。文学天才戴天松，积劳成疾，病逝在征粮剿匪战场。

我们这群20岁左右的隆师学子，无不为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和同学悲痛万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同学们化悲痛为力量，就在谢守骏同学牺牲的那一天，也就是元宵节的头一天，我们在隆昌县委的统一指挥下，奔赴更大规模的、严峻的征粮剿匪战场。

陈一英和很多受伤的同学，绷带上的血迹还未干，就和大家一起又出发了。她去的石碾区，我到的城郊区。我们和解放军战士一起，艰苦奋战了4个多月，直到7月份政府宣告征粮剿匪工作结束，我们才返校复课。

就这样，我和我的同学们，合着新中国解放和建设的步伐，无怨无悔地奉献出了我们的青春和终身。如今虽至耄耋年华，但70年前那片血染征粮剿匪战场的风采，永远骄傲地驻扎在我们心中。

征粮剿匪中的同学、战友

（作者单位：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