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为家乡写党史

林维平

2013年春，受中共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委托，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接受了为家乡撰写《中国共产党泸州历史》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任务。党史第二卷的起始时间从1949年12月3日泸州解放，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计29年。第三卷从我党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至中国全面进入“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快速发展的2008年，计30年。仅从撰写1949年至2008年的时间跨度上，就可以看出：中国这艘巨轮，乘风破浪，高歌猛进，短短59载，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伟大奇迹。在撰写这两卷党史的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泸州的解放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后，那年我满8岁，是开始懂事的年龄。泸州解放前一天夜晚，忠山与茜草、蓝田之间炮声不断，我们一家人躲在桂花街15号楼梯拐角处的地下室里，围着火炉整整坐了一夜。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12月3日一大早，我和姐姐悄悄翻过我家那矮矮的围墙，跑到大北街瞧“稀奇”。只见，大北街商店的墙壁上、街上的电线杆上，贴着花花绿绿的标语，标语的内容有：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是谁，朱总司令是谁，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小小年纪的我，当时很懵懂。解放后的第三天，我家大院住进了十八军一个团的医务室。解放军的医务人员对我们和家人和蔼可亲。再后来，我和医务室的小战士们混熟了，也就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是谁了，还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保护人民的军队，爱护人民的子弟兵。

在我所撰写的泸州党史第二卷第一章第四段有这么一段记载：1949年12月13日，中共泸县县委在桂花街27号成立，时任泸县县委书记的徐坚，在成立会上强调要密切军队、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后，我父亲消除了对共产党、解放军的疑虑后，不但让解放军的医务室进驻我家，还积极购买“折实公债”，支援解放大西南，后来又在川南商业厅的厅长肖则可的动员下，办起“义诚猪鬃厂”，为百废待举的新中国换取极其可贵的外汇，与党和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泸州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我母亲与她的12个朋友，打了为期一年的“会”（即私人之间的储金会），1949年1月收“头会”的朋友，可以买一间铺面。到我母亲收12月的“尾会”时，收的钱只够买一盘麻辣胡豆了。解放前夕，稍有点钱的人都在储备粮食，可惜再“有钱”，但物价飞涨，背上一背篼上千万元的“金元卷”却只能够买到1升（5斤）米。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人民政权，面对解放初期的物价飞涨、工人的失业，整个社会百孔千疮、百废待兴。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为稳定社会，中共川南区党委决定：发出农贷折杂粮5000万公斤，救济粮48万公斤，贷款54亿元（旧人民币），收购粮食专款25亿元。6月底成立了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办理失业工人登记和募捐，募捐1.7亿元，募粮（地方工作人员每人1公斤，军队每人0.5公斤）共10万公斤。

与此同时，中共川南区党委拨出市政改建大米35万公斤，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进行救济。其中，自贡12.5万公斤，先后救济失业工人3011人，泸州、宜宾修码头、修街道使用代赈米20万公斤。此外还组织生产自救，拨救灾粮1.5万公斤，解决了不少工人的困难。另外，还组织8500人去修建成渝铁路，各地修建粮仓需用石工、木工934500人，失业问题可大体解决了。

解放初期，包括泸州专区在内的川南区匪患特别严重。面对猖狂的匪患，党和人民政府针锋相对、坚定不移地开展了征粮剿匪、巩固人民政权的斗争。泸县军分区由人民解放军16军48师组建，司令员王晓，政委杨超，副司令员张培荣，负责清剿泸州专区8个县的土匪。截至1950年8月底，川南剿匪部队艰苦作战，歼灭土匪17万人，侦破匪特等反革命政治案372件，逮捕匪特2451人，登记特务1200人，处理人犯14355人。

以宋任穷为团长、邓小平为政委的西南服务团第六大队（泸州大队）的队员们，在接管泸州的旧政权后，他们有的担任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有的担任银行行长，有的担任税务局长或其他的领导职务及工作人员，一辈子留在了泸州，为新中国的建立，发展、强大，奉献了一生。至今我朋友们的父亲，如陈平老师的公公，封楠教授的父亲、谢佳永先生的父亲等西南服务团的前辈们，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为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了一番事业，正应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干出来的！”。

《资治通鉴·唐纪》云：“创业难、守成难，知难而不难。”回顾我为家乡所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泸州历史》第二卷的内容，从解放之初的减租退押、征粮剿匪、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国民经济的初步恢复、发展，到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泸州专区的所谓“反右倾”斗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等等，我们国家在“守成”的道路上，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走过了多少曲折的道路。有幸的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迈步走向了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

泸州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自粉碎“四人帮”、党中央拨乱反正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泸州抓住历史机遇，经济和社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为进一步适应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需要，国务院和四川省委、省政府英明决策，批准泸州从地辖市升格为省辖市。省辖泸州市的建立，对泸州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生活、思想意识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充分发挥了泸州所具有的中心城市作用，辐射和带动了泸州周边县和乡镇的发展，使泸州由此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发展的快车道。

泸州划为省辖市后，修修停停，历时5年多的泸州蓝田长江大桥（泸州长江四桥）在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发展的快车道后，于1982年主桥竣工，1983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4年的大喜日子里胜利通车。从此，彩虹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不但民生受益，也给泸州的发展和繁荣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北起四川隆昌，南到贵州黄桶，全长497.4公里的隆黄铁路，是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规划建设的铁路。1988年12月，隆黄铁路中的隆昌至泸州段正式开工；1992年12月，建成通车。其后，全长27.628公里的泸州至纳溪段铁路于1999年11月开工，2006年6月建成；全长77.599公里的纳溪至叙永段于2004年11月18日开工，2009年6月19日开通使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泸州人民终于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也使泸州经济跨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1992年12月10日，隆昌至泸州铁路通车的那天，在彩旗飞舞、鞭炮齐鸣中，我带着参加泸州地方铁路局征文比赛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十多名学生，乘公交车到安宁泸州火车站，免费从泸州乘车到隆昌体验乘火车的喜悦。在安宁火车站，受到了时任泸州火车站客运站长、我外侄女陈娟的接待。火车汽笛在一声长鸣中，缓缓开出了火车站，在学生和旅客们的欢呼声中，向隆昌方向飞驰而去。结束泸州没有火车的历史，不但深深地留在我心中，也写进了《中国共产党泸州历史》第三卷第四章实施泸州跨世纪发展战略中的交通基础建设一段里。

撰写党的地方历史，不仅要写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后的“共性”，也要写出在党领导下社会发展的“个性”，即地方特色。泸州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知名的酒城，对泸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1983年12月28—3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泸州。29日上午胡耀邦一行来到泸州老窖曲酒厂营沟车间，他详细询问了老窖酒的起源、发展、生产和经济效益等情况。当他在明万历年间的窖池旁喝了一口浓香老窖酒时，高兴地说，“名不虚传，童叟无欺，货真价实”。又对厂领导说，“你们应该在深圳去开一个泸州老窖的铺子，挂上牌子，就写上这几句话”。

2019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的审议会上，作了“脱贫攻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重要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以扶贫、脱贫为全体中国人民谋幸福为己任。1994年8月26日，在泸州市召开的扶贫工作会上，时任泸州市长的唐宁同志，要求各级领导真抓实干，奉献爱心，发动社会力量，建一个扶贫的“希望工程”。 今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共泸州市委坚持大扶贫格局,贯彻精准脱贫方略,正向着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的宏伟目标，高歌猛进。

进入二十一世纪，泸州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先后获得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文化城市、国家级卫生城市、双拥模范城市、全国精神文明城市等桂冠。在一系列的创建工作中，泸州市加快了富民强市全面小康进程，2008年度泸州市国民经济总产值GDP突破500亿大关，达到508.4亿元，增长15％，增速列全省第2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065元，增加1898元，增长18.7％，增加额为建市以来最多的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332元，增加503元，增长13.1％，增加额为建市以来最多的一年。

党的十八大前后，习近平同志围绕党史、国史和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史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深刻的历史思维、深远的历史眼光。这些重要论述，为我撰写《中国共产党泸州历史》二、三卷，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更为我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泸州历史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我通过泸州党史二、三卷的编写经历，始终以中共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提出的“纂精品良志，谋资政育人”为宗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经历者和见证者，通过写党史、学党史，再次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作者系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