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所有

文/曾杲朗诵/宋彧

对于中国人而言，“现代化”是一个既具象又陌生的词。

今天，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中国都是当仁不让的现代化国家，很多领域都在全球领跑。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前，大多数人却并不具备对现代社会的具象概念。很多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日常使用的生活物品，在那时就是天方夜谭，不要说见到，甚至想都不会往那想。

无疑，现代化的过程，在中国是以加速进行的，这种进步来得那样突然，直到人们都习以为常，觉得生活本该如此时，才会在某个时刻惊觉，原来这一切在我们生活中出现的时间都还很短，短到还清晰记得，当我们第一次接触这些“现代”文明时的惊愕。

我真切地感受到现代化，也是在这个时间。只是多了一点戏谑，这种戏谑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的真实写照。社会在高速发展，几乎所有的行为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有些在今天看来甚至有些荒诞的故事，在当时却引领着风潮。

我和“现代”最初的相逢，是在深圳。

今天，深圳和内地的距离已经被无限缩短了。哪里都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哪里都是繁华的街道，很多街区仿佛一个模子倒出来一样。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全社会都还在为“姓社姓资”争论，经济体制改革还刚刚起步时，深圳却是当仁不让的领头羊。这里代表着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文化，最繁荣的经济，是一个孕育着希望与梦想的地方。

也正是在此时，我来到了这座城市，在这里做着羊肉串的小买卖，通过这场小买卖，我见识了这个城市的繁华，这一切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依旧深深影响着我。

一

1989年岁末，成都市灯会展览办公室决定在深圳筹办1990年春节期间的灯会展览，地点放在了深圳的香蜜湖度假村。

此时的深圳，作为特区已整整十年，经济发展速度远超内地，加之又是一个年轻化程度极高的城市，各种新的生活方式、理念在这里都易于为人接受，整个城市充满了活力。至少在物质文明上，远远地走在了大部分内地城市的前面。

那时成都灯会全国闻名，在“休闲”这个概念打响前，算是成都最显著的城市标签之一。这时的成都，除了西南首府和文化古城外，能带给人们的概念还不多。

成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还没有展开，间或有一些高楼都被低矮的平房环绕着。当时号称“西部第一高楼”的蜀都大厦，在此时也都还没有建成，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从工地路过时驻足观看一番，眼神里充满着对这座高楼的企盼和向往。只是很多人不知道，此时中国的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已经落成4年，而且在高度上，差不多要超过蜀都大厦60米——整整20层。

深圳国贸大厦

对当时的成都市人民政府而言，在深圳香蜜湖度假村举办的这场灯会，既是成都走向外部世界的一场推广，同样也是通过文化拉动经济的一次尝试，于是在灯会展场外还设立了很多摊位，用以出租。

我的一位朋友在灯展办工作，得知这个消息，便邀我前去租个摊位为人篆刻印章。恰逢此时我也赋闲在家，没有太多思索，便决定前往深圳。

1989年11月，我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对我来说，这不是一段轻松的旅程，那时成都到深圳的火车要行驶两天一夜，40多个小时。卧铺票也极其难买，我大包小包地带了很多东西，只有蜷缩在硬座上，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大多是前往南方务工、淘金的人，鱼龙混杂。而且总有莫可名状的气味在车厢里弥漫，让人昏昏欲睡。但对深圳的向往，对未来的企盼，始终在我心底盘旋。于是，在我看来，这种旅程的艰苦也不算什么了。

二

香蜜湖度假村在当时是深圳最有名的旅游景点之一，灯会的展场就在香蜜湖度假村中央，我们的摊位就在度假村的外围一线。

刻章的摊子支起来容易，可光顾的买主却寥寥无几。我到深圳一个月，几乎就没做过生意。首先源于地方选得不太合适，周边全是卖小食品的摊点，就我一个刻印的在那儿，怎么看怎么不协调，其次则是当时篆刻的普及程度远不及今天，人们对印章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艺术层面，总觉得花几十元刻一方石章，远不如去大街上找个刊刻社，几块钱刻一方塑料的。

时间一天天溜走，我从家里带来的不多的钱快要花完了，而下个月的摊位费都还没有着落，焦躁的情绪在心里漫延，甚至有时在想，要不打包回家算了。但又总有些不甘，既然来了，就这样灰溜溜回去，确实也不愿。

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在灯会展场上结识的一位来自双流的朋友给我出了个主意，他童年时在西北待过，有一手做拉面的手艺，他对我说，要不我们开个拉面馆吧。

当时的拉面馆还不像今天这样遍布大街小巷，至少对我来说是个新鲜玩意儿。想着周边摊点都是卖吃食的，开个拉面馆也算应景，于是我便改弦更张，关掉了刻印铺，开始售卖起了拉面。

拉面馆的生意，比刻印好一点，但也只好那么一点。一天下来，可能有一两个买主，但这些收入不说盈利了，甚至还确保不了铺子上两个人的花销，连饭钱都不够。看来做这个决定，还是有些仓促了。

此时，大西北的拉面还没有在全国开花，广东人又历来吃得精细，总觉得这种手拉的面食不卫生，口味也不习惯，于是顾客寥寥。有时倒是有些外国游客饶有兴趣地观看一番，看完还要给一百元小费，但他们却是不吃的。全然把拉面当成了一种民俗表演，让人哭笑不得。

又过了一个多月，拉面馆也实在开不走了，所有人都灰心丧气，此时距离崩溃也就是一步之遥。与拉面馆的门可罗雀相对，是我们摊位附近有一家卖羊肉串的，每天人山人海，生意火爆。最后我和朋友商量，要不我们也卖羊肉串吧。

决定做下来，这家店面第三次换了经营对象。所谓一波三折，大约便是如此吧。

开卖羊肉串了，生意火爆得谁都料想不到，每天门口都会排着长龙，而且利润非常可观。当时成都的羊肉串大约一毛钱一串，在这里可以卖到一块。两者的成本差不多，甚至深圳的成本更低一些。每天我们都哗哗地数着现金，真有一夜暴富的感觉，乃至我都有种错觉，感觉就这样卖一辈子羊肉串也不错。

虽然赚钱，但卖羊肉串的辛苦也是实打实的。每天的采买、烤制，为摊点上的顾客提供服务，都劳心劳力，摊子上就那么两三个人，几个月下来，我的一双鞋也生生地磨穿了，每天收工后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倒在床上，片刻就能入睡。

那时赚到钱了，并不舍得用，香蜜湖给我们提供的床位，一晚上两块钱，从来舍不得去睡，就在摊上支起一张行军床，有时甚至打地铺，钱被紧紧地攥在手里。

三

其实，也不能说不舍得花钱，或者说不愿意把钱就那样用出去更恰当，总感觉这些钱在身上还有更大的用处。

手上宽松了，我也常在深圳市区里去走走，在深圳市区里所见到的一切，还是带给了我不小的冲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成都，是新老交替之间的城市，此时中国大多数城市也都是如此。城市的环线道路并没有建好，农田星罗棋布在城市间。城市里虽有高楼，但更多是几十年前的平房。外部的信息时刻在浸入这个城市，但人们对此的反应不一，年轻人所追求向往的，在老人看来往往有些离经叛道。不管是穿喇叭裤，还是戴蛤蟆镜，几乎都会被贴上“二流子”的标签。

而深圳不一样，深圳城市很新，几乎没有老城改造的压力，城市规划也合理很多，随处可见高楼和宽阔的马路。

城乡分隔在这里很明显，最潮最新的信息，总是第一时间进入这个城市，在内地被视为奇装异服的穿着，在这里却可以被广泛接受。市区里可以看见大量的本田250摩托，要知道那时在成都，即便一辆145摩托，都是稀罕物。人们用以代步的，基本还是自行车。

那时，我常在深圳的老街区看看名牌。深圳老街是在特区设立之前就有的街道，本质上和成都的青年路服装市场差不多，但所售卖的商品却大有不同。当成都青年路还在卖那些从广州淘回去的旧款服装时，深圳老街已经挂出了时下世界上最流行的款式，有些甚至直接是从香港走私而来。

穿着打扮虽是小道，但这种对比和反差，还是让我觉得有些惊奇，毕竟在当时，内地的人们还以工装为荣，而这里的人们已经开始了各式各样的打扮。男士穿着T恤，POLO衫，牛仔裤。女士则有长短款式不一的裙装，烫着大波浪。这种视觉上的反差最是直观，也最能打动年轻人的心。

深圳最高的国贸大厦也常吸引我驻足，这里部分楼层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商场，其实也就是今天的城市综合体，但当时没有体验过这种购物方式，更没见过售卖的这些品牌——大量是进口产品。总觉得在新奇之外还透着一股洋气劲。而国贸的顶楼是一家旋转餐厅，后来不少影视剧在这里取景。此前我只在影视剧中看过旋转餐厅，体验后恍惚中会觉得，自己已经摆脱了“土”的标签，沾了点“洋”气。

这种落差，其实也正是对现代文明向往的体现。

作为一个倒土不洋的年轻人，在这里估计也闹了不少笑话，只是当时我不自知而已。

我在深圳大街上去理发，进了一家发廊，理发师叫我躺着洗头，我还满心疑惑，问人家：“这能洗干净吗？”却没有想到，在三五年后，在成都也只有乡间的理发店才坐着洗头了。

当时，深圳的城市活力远超成都，整个城市是一种朝气蓬勃的状态，而且市民的娱乐生活也比内地城市丰富得多。各种国内外的新鲜玩意，在这里都看得到。那时，成都歌厅之类的场所还有些遮遮掩掩，但在深圳却已经是民众日常光顾的去处。逛商场、看电影、喝咖啡，这些我们只在电影电视剧中看见的场景，在深圳已是生活的常态。

这种对比，在今天看来是有些怪诞的，但在当时却是很真实的写照。特区的这种示范与带动意义，或许也正是中国此后几十年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

在当时，从广州到深圳有一班旅游列车，这和我们平时乘坐的绿皮车不太一样，更像今天动车的车厢配置与服务标准。每天这列班车要开行数趟。在中午12点那趟上，要售卖号称当时“中国最贵”的盒饭——一份要30元。这几乎是内地普通民众小半个月的工资了。

在刚到深圳不久，我就听闻了这个“传说”，一直想去见识见识，但苦于手中无钱，直到羊肉串的生意火起来，才得以达成这个愿望。当我登上这列火车，从乘务员手中买到盒饭时，真有愿望达成的满足感。

这份盒饭分量不少，除了米饭与配菜外，在上面还有大大的一个鸡腿，这个鸡腿在当时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满足感，让我真实体会到了物质丰盈生活的优越。鸡腿的味道我已经不记得了，想来也不会有太过出奇的地方，至今对此印象深刻，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心理层面的满足。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在深圳待了差不多半年后，灯会要撤展了。虽然还可以留在那里继续租赁摊位，但没有灯会的引流，加之很多熟人同乡也都决定撤场，我也决定将羊肉串的生意停下，回成都了。

临行前，我又一次前往国贸大厦，除了给家人朋友带些东西之外，自己也想添置些衣物，有点衣锦还乡那意思。

来深圳时，我大包小包，回成都时也同样大包小包，只是穿着打扮完全不一样了。脚上是迪亚多纳（DIADORA）的休闲鞋，身上是J牌牛仔裤，这身打扮在今天看来难免有点老土，但在当时却是最时髦的装扮。

于是，当我穿着这身回家时，感觉空气似乎都有些轻飘了起来。我在深圳还采买了一些电器，当分发完带给亲朋的礼物，我身上其实也没剩多少钱了。空手去的深圳，回来还是空手。

在我到家的第二天，正逢崔健在隔壁的四川省体育馆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我用身上剩下的所有钱买了一张内场的票。

台上崔健在嘶吼“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在台下，看着他，跟着一起大声唱。他在唱20世纪80年代所有青年的心声，似乎那也是属于我的最美好时光。即便在那时，我也正如歌里唱的——一无所有。

作者简介

曾杲，1969年生，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四川省诗书画院特聘画师，四川省新联会书画院常务副院长，西蜀印社社长，《印道》主编，知见诗社顾问。代表作有《曾杲篆刻——当代篆刻家自选作品集》（四川美术出版社），《中国戏画》（中国世纪出版社），《器物》（中国摄影出版社），《永远不说再见——曾杲篆刻作品集》（西泠印社出版社），《旧时月色——曾杲纯银铸造篆刻作品集》（西泠印社出版社），《通往未来的列车》（四川文艺出版社）。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曾杲

朗诵：宋彧〔四川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筹）负责人，知见诗社创始人，崇州朗诵艺术家协会理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清明云诗会》《端午云诗会》特邀朗诵家，国家工信部抗疫纪录片配音员，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文化纪录片配音员。共青团中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人民邮电报、温州日报、红网等多家媒体读书音频主播。曾供职于CCTV、四川日报、四川广播电视台。现任香港国际卫视四川站副主任，主要从事组织策划政企文化艺术活动〕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