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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基因 第7集 黄荃画派

   成都是中国古代美术文化的重镇，早在1000多年前的前后蜀时期，西蜀就与南唐并列为当时全国两大绘画艺术中心。领军人物黄筌父子所开创的花鸟画法，更影响后世达千年之久。

   唐末至前后蜀时期，中原多战乱，而西蜀少战事，加上两蜀君王都崇尚文艺、善待画家，以成都为中心的西蜀画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据宋人统计，五代名画家共计92人，其中西蜀一地就达30人，占三分之一。比如人物画方面，华阳人李文才善于写真,成都人张玫精于写貌，入蜀诗僧贯休所画额头突起的罗汉造型，从此成为中国人物画的一种既定笔法。更为著名的是郫县人石恪，为中国绘画艺术——大写意减笔人物画的开山鼻祖。

然而成就最高的却是花鸟画。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成都人黄筌、黄居寀父子。综观中国绘画史，花鸟画早有起源，但到五代十国时才臻于成熟。成熟的标志，是西蜀黄筌、南唐徐熙两大流派的形成。著名画家胡嘉梁：

“五代这个时期的花鸟画已经走向成熟，当时有两个主要派别，代表人物一个是黄筌，一个是徐熙。黄筌的画工致细丽，他写生的能力相当之强。他的画不是很艳丽，但是很华贵。他的取材大多是名花名鸟。”

黄筌是西蜀的宫廷画家，曾师从刁光胤学画花鸟，是继画圣吴道子之后达到“六法俱全”为数不多的画家之一。他善于写生，曾在宫墙上画不同姿态的“六鹤图”,栩栩如生，引来天上的真鹤站立画侧。他所画的鸟甚至被天上的白鹰误认为是真鸟而飞下来捕食。

黄筌擅长描绘珍禽异兽、名花奇石，画风细腻，色彩浓艳，造型精准，其华美逼真的画风，深受宫廷的重视和喜爱。宋人称,黄筌的画妙在赋色，用笔极新细，不见墨痕，但以轻色染成，称之为写生。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黄筌真迹《写生珍禽图》，原本只是黄筌给儿子临摹用的草稿，但其工细传神的程度，几乎达到现代摄影技术的写实效果，体现了黄筌的这一独特画法，为后世留下了一幅传世写生杰作。作品尺幅不大，但《写生珍禽图》上就绘有各种不同种类、不同姿态的禽鸟蜂蝶和龟类多达24只。著名画家胡嘉梁：

“ 他这幅画是给他儿子学习用的一张画，历史上把这样的画就叫作课徒画稿。这张画虽然是一个课徒画稿，但是它完全表现了黄家的那种华贵的画风。黄家富贵这个说法在当时是一种赞誉，他的取材、他的画法应该说很受皇家和贵族的欢迎。写生珍禽图这幅画一共是24个形象，有鸟，有水族，还有昆虫，大到乌龟，小到昆虫，画的都栩栩如生。”

黄筌的花鸟画,以“以形写神”“双勾填彩”著称。作为中国花鸟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师，黄筌的艺术独创性在于一改唐代的浓艳赋彩，通过层层敷染，形成极富质感的画面，成为中国花鸟画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他创造了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工笔“勾勒法”,作画时先用淡墨勾画轮廓，再敷以浓艳色彩，使画作具有浓厚的宫廷富贵气息。

黄筌的画作与南唐布衣处士徐熙“水墨淡彩”的“野逸”风格形成鲜明对照，世称“徐黄异体”。“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说法，就是说黄筌所代表的绘画美学承袭了唐代以来的华丽曼妙，契合的是统治阶级的趣味，精工富丽，繁缛华贵。后世花鸟画正是沿着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向前发展。特别是黄筌勾勒精细、赋色浓丽的画法,更为后世画家承袭。他的儿子黄居寀将这门技艺带入北宋，成为京师画院的标准画法，垄断北宋官府画坛近一个世纪。此后的历代花鸟画家多受黄氏画法影响，比如现代画家张大干等人，正是从黄筌父子的画法中汲取营养，加以发挥创新而成为国画大师。

黄氏父子在前后蜀均受到重用，后蜀主孟昶曾授予黄筌翰林待诏。宋代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中有此记载：“权院事，赐紫金鱼袋”，这一荣耀在当时找不出第二个。“权院事”就是主持翰林院，这是当时孟昶建立的中国最早的皇家画院“翰林图画院”，召集画家每个月开展一次艺术交流，可见当时画风之盛。那时的成都画家之多，画作之妙，天下仅有南唐可与之匹敌。邓椿在其画史著作《画继》中就这样写道：蜀道虽然偏远，但画手即是天下最多的，全国书画中一半都出自成都画家之手。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一书的序中也作了这样的评价：“益都多名画，富视他郡。”可见，当时的成都已成为全国绘画的中心，为我国的文明发展史留下了靓丽的一笔。

本节目由成都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与成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