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名传贤，字选堂。1891年 1月 6日 (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生于广汉，原籍浙江湖州。1902年，戴季陶入成都东游预备学堂。1905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师范学校。

1907 年，升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1909年，戴季陶大学毕业回国，在江苏省地方自治研究所任教习。随后在上海《中外日报》任记者，不久转入《天铎报》任编辑，旋升任总编辑。常以“天仇”为笔名撰写社论，针砭时弊，被两江总督指名拘捕。戴逃亡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任《光华日报》编辑。该报系同盟会所办，他经雷铁崖介绍于 1911年加入同盟会。

辛亥武昌起义后，戴季陶回到上海，与周浩等人创办《民权报》。孙中山从海外返沪，戴以同盟会员兼记者身份谒见，以后常与孙中山接近。翌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偕戴同往南京。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专制野心日益暴露，戴季陶在《民权报》上痛斥袁氏奸伪。国民党人掀起“二次革命”，事败，戴随孙中山东渡日本。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戴即加入，并任该党喉舌《民国杂志》编辑，发表许多反袁文章。

1917 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戴季陶被任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翌年2月，他又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

“五四”运动时，戴季陶对马克思著作进行研究，并与陈独秀等人来往，曾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备活动。当中国共产党快成立时，他借口拒绝参加。此时，戴季陶正和张静江、蒋介石在沪合股经营证券物品交易所，设立“恒泰号”，曾一度顺手，获利颇丰。

1921 年，戴投机失败，随即关闭了“恒泰号”。1922 年，四川友人向育仁携带四川省长刘成勋与省议会公函，邀请戴季陶返川制定省宪法。孙中山决定派戴回川，对川军进行联络工作。10月，戴乘船赴川，途中获悉川军内战将起，心甚烦闷，精神颓丧悲观。行船将至宜昌前，戴投江自杀，被渔民救起。他认为此次未死，是因佛光高照，从此笃信佛教。11 月，他抵达成都。经数月，省宪草案订就，便回广汉省视老母。

戴在四川住了一段时间后，于1923 年冬回到上海。翌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戴出席会议，被大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他创办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不久，孙中山又任命他为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官学校第一任政治部部长 (后改为主任)。

1924年 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离粤北上。戴季陶随同孙中山绕道日本转赴北京。翌年 3 月 11 日，孙中山病危，在病榻上签署遗嘱，戴为遗嘱签证的九人之一。

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大讲其“孙文主义”。在他的推动下，1925 年 4月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他以孙中山思想的“理论家”自居，在上海设立“季陶办事处”，专门从事反共“著作”。他相继撰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表面上大谈其“纯正三民主义”，实际上是阉割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竭力鼓吹国民党必须具备“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戴季陶的这一套“理论”，被人称之为“戴季陶主义”，受到共产党人的严肃批判。

1926年7月，戴季陶任广东大学校长，对学校进行改组后，改称为中山大学。翌年2月，蒋介石派戴季陶前往日本，与日本朝野人士会晤，寻求对国民党的“谅解”与“合作”。戴于 3月返回上海，接着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戴以个人名义发表《告国民党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为蒋介石政权“建立纲纪”而大声疾呼。

1928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二届第四次执行委员会，改组了中央党部。会上，戴季陶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9月，戴季陶与李石曾等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五院制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草案，旋被通过。10月，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戴季陶任国府委员与考试院院长。川边巴塘藏人格桑泽仁在南京攀缘上戴季陶。戴介绍他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并授意他选送藏族青年到南京学习。1928 年，格桑泽仁亲率 10名藏族青年谒见戴，戴将藏名均改为汉名，并令中央党务学校将这批学生专设一“西康班”。以后，又陆续开办“蒙藏班”。从此，到南京学习的藏族青年增多。

1932 年，戴季陶推荐格桑泽仁为国民党西康党务特派员。刘文辉对此深为疑惧，组织“反格大同盟”。格桑泽仁不敢在康定设立党务特派员公署，只得在巴塘设立公署，仍与刘文辉部队多次发生武装冲突。由于实力悬殊，格桑被迫退出巴塘。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抗日高潮。国民政府为谋缓和，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戴季陶被任为委员长，专门研究对日策略。戴多次提出：要“忍辱负重”，“不可用军事方式解决”。国民政府对日不断妥协，受到各方的责难，不久，特种外交委员会结束。

1936 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戴季陶慷慨陈词：“欲救‘领袖’，非严令申讨不可。”全会当即通过“讨伐令”，并向潼关进军。后蒋介石安全飞返南京后，抨击当时主张讨伐轰炸的事，戴心中不悦。抗日战争发生后，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这时，九世班禅于 1937年12月 1 日在青海玉树圆寂。翌年，国民政府同意班禅行辕移驻西康甘孜，并派戴季陶赴甘孜致祭。戴到达甘孜后，即收认当地最有势力的孔萨女土司德钦翁姆为义女，又拉拢玉隆头人夏克刀登、甘孜寺活佛仲萨等人，密谋通过班禅行辕的军事实力，联合地方武装，改组地方政权。当戴季陶离开甘孜后，即演成有名的“甘孜事件”。

德钦翁姆与班禅行辕均领会戴季陶的意图，决定德钦翁姆与班禅行辕卫队长益西多吉成婚，但遭到刘文辉及其驻甘孜的军政人员的坚决反对，并将德钦翁姆与其随从人员围困寨内，不许进出。班禅行辕与女土司的武装力量采取联合行动，向刘文辉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占领甘孜后，向炉霍、道孚等县进攻。刘文辉紧急调动一旅以上兵力，全面反攻。经半个多月激战，将班禅行辕与甘孜地方的联合武装击溃，德钦翁姆与班禅行辕人员逃往青海玉树。刘文辉趁此进一步加强了对甘孜的控制，而戴季陶的最初打算成为泡影。

抗战时期，国民党为了加强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成立了“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戴季陶为委员。1940年 10月，戴季陶到印度和缅甸访问。受到甘地、泰戈尔等人的礼遇。回国后，戴季陶积极倡议设立中印学会，1942年8月正式成立，在重庆举行会员大会。

抗日战争末期，戴季陶身染多种疾病。但在国民党改组的国民政府中，他仍然保留了考试院院长的名义。以后，他要求免去其院长职务，1948 年 6月，国民政府改任他为“国史馆”馆长。淮海战役后。国民政府摇摇欲坠，戴季陶由南京飞往广州，目睹国民党政权濒于崩溃，感到绝望，于 1949 年 2月 11 日夜，吞服大量安眠药而死去。后葬于成都西门外枣子巷。

（原载于《四川省志·人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