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爵，字列五，号智涵，别署志韩，1876年12月 5日(清光绪二年十月二十日)生，荣昌县荣隆场人。父照清行医卖药，家境贫寒。张培爵5岁入私塾读书，1899年，他冒籍考入隆昌县学，为秀才。1902年赴省城乡试，未中，随即考入四川高等学堂。1904，入四川高等学堂优级师范科学习，接触到新思想。是年冬，他与同校的叙府属同乡创设旅省叙属中学(今成都列五中学)。次年春，被举为旅省叙属同乡会会长，主办旅省叙属中学事宜。后又与同学廖绪初等分赴叙属各县，筹集办学经费，使学校得以发展。

　　1906 年，中国同盟会派遣熊克武、黄复生等人回川，发展组织，张培爵即由谢持介绍加入同盟会，以叙属中学为据点，致力革命。1907 年夏，熊克武召集同盟会员 30余人密会成都草堂寺，谋划在川发动武装起义，张培爵与会，并被推举负责联系学界力量参加起义。在张培爵等人的努力下，叙属、资属中学入盟者约数百人。后同盟会决定 11月 14日在成都发动起义。泸州、叙府响应。9月 8日，张培爵、余切(公孙长子)、黄方等人在成都走马街宝和店会议，决定由张培爵组织指挥学生参加起义。起义前夕，消息泄漏，清吏加强戒备，起义未发而止。杨维、黄方等6人被捕下狱，革命党人多避难亡命各地，张培爵因未暴露，留守成都，处理后事。是年秋他卒业于四川高等学堂。

　　1908年，张培爵任旅省叙属中学学监，他曾利用到叙属各县催收学款之机，筹划川南革命活动。1910年，他应重庆府中学堂监督杨庶堪之约，转赴重庆，任重庆府中学监。杨庶堪是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张培爵抵渝后，二人通力协作，组织“乙辛学社”，作为同盟会重庆支部的核心，以重庆为基地开展反清革命活动。

　　1911年5月，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张培爵主张介入保路运动，以激扬民气，导以革命。9月 7 日，“成都血案”发生后，川西同志军武装攻打成都，杨庶堪、张培爵等人也决定趁机在重庆发动起义，由张培爵负责与各地反清武装力量、哥老会联系，筹集军火，策划清军起义。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张培爵异常兴奋，派专人或写信催促各地革命党人来重庆共谋大举。因端方率鄂军途经重庆，同盟会重庆支部不敢遽动，乃在重庆附近州县策动起义。11月初，重庆上下州县已纷纷起义，18 日，同盟会员夏之时率领的新军起义军也开抵江北。杨庶堪、张培爵速派朱之洪等前去迎接，并请夏军入城，共谋独立大计。

　　11 月 22 日，张培爵协同杨庶堪等率敢死队和同盟会控制的军队开赴朝天观举行起义大会，重庆官绅商学界代表二三百人亦到会。革命党人押解重庆知府纽传善、巴县知县段荣嘉等清吏到来，命其交出印信，剪发，清吏俯首听命。会上宣布蜀军政府成立，全场欢声雷动。是日，夏军也入城。革命军振旅巡行，全城高悬汉字旗。次日，组织蜀军政府，张培爵被推选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张、夏通电全国，宣布独立。张培爵还签署颁发了《蜀军政府政纲》、《对内宣言》、《对外宣言》等，在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蜀军政府的影响和援助下，四川道府州县相继响应，“川东南五十七州县，皆闻风反正”，随后成都也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

　　大汉四川军政府是四川总督赵尔丰与立宪派蒲殿俊等人相互妥协的产物。成都独立后，赵尔丰仍盘踞于督署中，张培爵等认为这是“官绅一气”的大阴谋，乃派夏之时率军西征。12月 8 日成都兵变发生，尹昌衡等平叛诛赵，组织四川军政府，夏之时也停止了西征。

　　成、渝两地分别成立军政府，东西对峙，政令不一，且易发生内讧。双方电函相商，专使往来，最后由成渝两地军政府代表张治祥、朱之洪在荣昌相会，议定合并草约 11 条，于 1912 年 2月宣告两地军政府合并。3 月初，张培爵率队赴成都，3月 3 日，张培爵途经隆吕，与谢持等人举行行营会议，致电孙中山等人，正式表示谦让，推举尹昌衡为都督，自就副职，以勉尽国民之责。3月 9 日，张培爵抵达成都，11 日，四川都督府正式宣布成立，尹昌衡、张培爵分别就任正、副都督。

　　不久，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张培爵在政治旋涡中也受到牵制，不能施展自己抱负，尹昌衡又极力加强自己势力，重用胡景伊等人。7月 10日，尹昌衡出兵川边，他竟违反都督离职应由副都督代理的原则，推荐胡景伊为护理都督。12 日袁世凯任命胡为护理都督，另调张培爵为四川民政长。胡景伊上任后，进一步投靠袁世凯，排挤张培爵等同盟会员。9月，张培爵被袁世凯以“咨询”之名调赴北京。10月，张培爵北上，途经上海时，会见了孙中山、黄兴等人，汇报了四川局势，聆听了孙中山的指示，对袁世凯的专制野心有所了解，在其家书中写道：“畅谈大局，真令人忧，以大局时状难以笔罄也。”

　　张培爵到北京后，即向袁世凯提出辞去四川民政长之职，出国考察政治。袁佯为挽留，以商谈川政为名，委以总统府高级顾问职务，留其长住北京，以便监视。留京期间，张培爵还就四川财政困难、在川设置大学等事，向袁世凯提出，以求解决。后经张培爵奔走有关部门，得以部分解决。

　　其时，宋教仁被刺，善后大借款诸事相继发生，张培爵对袁世凯野心有更深了解，他感到“京中闻见，均极烦忧”，只好闭户不出，“日读史籍以解烦愁”。

　　1913 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张培爵摆脱监视，潜往上海，欲赴重庆参加讨袁，但因川江航运受阻而未成。不久，讨袁失败，他遂北返，迁居天津英租界福善里10号，与在重庆讨袁失败后逃出的邹杰一道，置织袜机 3 台，开设袜厂，并以之为掩护，秘密从事反袁活动。袁世凯知张培爵在四川极有威望，亟欲收买，授意内务总长提名张培爵为四川巡按使，但张培爵毅然表示“断不愿俯同群碎，争腥啄腐，以自贬其操也”。

　　袁世凯知张培爵情况后，遂以卑劣手段，欲置其于死地。袁世凯手下遂派密探李捷三假意与张培爵为友，李声言愿投资袜厂，扩大规模。1915 年 1月 7日，李邀张培爵到华界四川饭店赴宴，车至途中，李以一卷纸交与张培爵，谓为合资经营袜厂合同，张培爵未及审视，将其置于怀中。车停，军警四合，从他身上搜出纸卷，则为志诚团章程，均为反政府条文，张培爵遂被逮捕，后被押赴北京西郊宛平军政执法处监狱。

　　张培爵在狱中数十日，被审讯多次，后被陈乔村出卖，谓其为反袁组织“血光团”主谋。1915年3月 4日，张培爵遇害于狱中，临刑时他虽内心异常愤懑，仍神色自若。遗著有《张列五先生手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