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良，字清弼，巴岳特氏，蒙古镶蓝旗人，生于1851年(咸丰元年)。1874 年中进士，历任山西知县、沂州知府、兖沂曹济道、山西冀宁道、山西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山西巡抚、河南河道总督、河南巡抚、热河都统等职。1903 年 4月擢闽浙总督，未任便调署四川，同年 12月实授四川总督。

　　1903年4月，锡良赴任途中，便在宜昌“舍舟而陆”，借以查看由鄂入川之路。7月，上奏清廷设川汉铁路公司，迅速自办川汉铁路。锡良把此事作为入川第一要政，此举得到上自清廷，下至民众的支持。四川留日学生赞扬他“首倡自办川汉铁路之议。”

　　1904年1月，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设立。锡良规定“不招外股，不借外债”，凡非中国人之股，公司概不承认。川汉铁路预定路线自汉口起，经宜昌、夔州、重庆、永川、内江、资阳以达成都，全长 1900 余公里，需银 5000 万两以上。锡良主要采取“因粮摊认”的办法，抽收租股，值百取三，另外鼓励认购和官拨部分股本。至1910年底，实收官股银 236，30两，购股银 2，458，147 两，租股银 9，68，128两，计银 11，983，005 两，集股为各省之冠。由于官办铁路公司进行迟缓，弊端百出，锡良被迫接受绅民要求，于1905 年7月改为官商合办。1907 年3，锡良再次迫于众议，奏请裁撤原设铁路公司官绅总办，续订公司章程 59 条，根据商律改为“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

　　设立近代学堂，是锡良督川又一要政。锡良就任川督后，立即发文通饬各厅、州、县赶办学堂，征集学费，一年后便招生开学。若地方官有漫不经，玩泄固执，于兴学举办不力者，“立予参以示惩儆。”锡良鉴于川省办学师资乏，决定首先从师范入手，令各州县设范传习所。迄1905 年，全省共开办师传习所 110 所，培养了一大批小学教。1905 年，锡良令各府和直隶州、厅师范学堂 1 所，次年春首先在成都开四川省通省师范学堂，是年 9月又成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初级师范学堂在各地也纷纷出现，如重庆川东师范学堂、泸州川南师范学堂、雅安上川南师范学堂、成都淑行女子师范学堂、懿行女子师范学堂等。

　　为了进一步发展四川近代教育，锡良采取了下列措施：第一，健全机构，委任邛州知州方旭提调学务，后又派按察使冯煦任学务处总理，四川高等学堂总理胡峻为学务公所议长，主持全省学务。在全川 140余州县建劝学所，设劝学员。这些劝学所在辛亥革命之后成为各州县教育局的前身。第二，延聘外国教习。据不完全统计，历年入川的外国教习有8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日本人。第三，严定赏罚。锡良将兴办学堂作为考核官吏的重要内容，1905 年就各地办学情况，分别予以奖惩。1906 年，锡良又因邛州知州方旭“学识明通”，兴学成绩颇著，特奏请传旨嘉奖；而将学务“毫无整理”的剑州知州茹汉章免职。

　　在锡良的推行下，四川近代学堂发展很快。1904 年川省仅有学堂 150 余所，学生 6000 余人，到 1907 年他卸任时，已达 7700 余所，居全国第二，学生24．2 万余人，居全国之冠。

　　锡良任职期间还大量选派留日学生。1904年，锡良为解决办学师资的燃眉之急，令各州县集资选士，计 160 余人，赴日本学习师范速成科，“以明教授之法”。次年4月，锡良为开办农工商实业学堂，令从省城高等学堂挑选学生 21名，从留日自费生中选8名，分别送到日本各校，计学高等师范 4 名，铁路 4名，农业 7名，工业 14名。是年川省在日留学生计 393人，1906 年达到 800余人。

　　1904 年，四川省成立劝工总局，作为推行实业的总机构。总局还设立工厂，并选派学生赴日本、比利时留学、实习各种工艺制造。1905 年，锡良决定川省成立矿务调查局，勘验全川矿产，以作开采之前导。是年，又督促建立成都总商会。1904年至 1907 年间，川省实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共设厂160余家。针对四川农业凋敝的状况，1905 年锡良又令设农政总局“以挈全省农政之纲”。总局内设农田、蚕桑、树艺、畜牧四个部门，各县设农务局，各乡场设公社。凡官绅推行农务不力者，都要予以处罚。农业改良在川省渐成风气，农业学堂、蚕桑公社、农垦公司等相继在各地出现。

　　锡良在川期间，川省兵器制造和编练新军亦有进展。1904 年，清廷决定在全国编练36镇新军，四川分派 3 镇。锡良先从造器入手，以为准备。洋务运动时期，川督丁宝桢曾开办四川机器局以造武器，但成效不大。锡良到蜀后，鉴于该厂地势殊狭，已无发展余地，爰于成都东门外数里购地 400 余亩，另筹新厂，于1905年至 1906 年间落成，从江南、汉阳等制造厂遴选技师及娴习工匠 100 余人到川，制造枪弹及各种新式炮。1905年，锡良设立新军督练处，并亲任督办。共编练步兵队6 营、过山炮队 2 营、工程队1 营、马队 1 营、共计 10 营，尚不足 １镇之数，于是不设镇统，而设协统两员。为培养新军军官，锡良发展岑春煊所设之四川武备学堂，1905年又建官弁学堂，1906年成立测绘学堂和兵备研究所，另外还创办军事讲习所。锡良任川督时，对川边地区甚为重视。1903年8月，锡良与驻藏大臣会商将驻藏帮办大臣移驻川藏之间的察木多(今昌都)。11月，请于巴塘招民开垦，在巴塘设垦务委员，开辟垦场，是为川边屯垦之始。锡良又奏请将打箭炉(今康定)同知改为直隶厅，隶属建昌道，与雅州府划疆分治，以加强对川边管理。

　　1904年锡良奏请川藏出入之要津的章谷土司地区改流。1905年春，巴塘寺庙上层喇嘛和土司策动僧俗民众3000余人武装暴动，打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锡良奏派四川提督马维骐率兵“剿办”，并派建昌道赵尔丰会同马维骐“进剿”。攻克巴塘后，马维骐率军回川，留赵尔丰为善后督办，组织边军，揭开了川边改土归流的序幕。1906年10月，锡良又与已任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会同奏陈川边屯垦、练兵、设官、兴学、通商、开矿事宜。

　　1907年3月，锡良调任云贵总督。创练新军，设讲武堂，扶灾办赈，力行禁烟。1908年派兵镇压黄兴、黄明堂等领导的云南河口起义。1909年2月，调东三省总督。严吏治、肃军制、理财政、整盐务、筹八旗生计，亦有成效。1911年4月因病开缺。武昌起义爆发，授热河都统，带病赴任，曾与山西民军作战。清帝退位后，以清朝遗老自居，于1917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