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扬雄天文学研究与赋作的

时空美学略论

马 雅 刘 敏

天文学研究与赋创作都是汉代的主流文化，知天地以治人事，天文学是儒家经世致用的重要途径，是统治术的构成，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赋是经学的文学符号，《文心雕龙·诠赋》诊断汉赋为诗“六义”附庸：“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韩愈《进学解》论赋与经学异曲同工：“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扬雄曾醉心于天文学研究，又在赋作天地中纵横驰骋、成果璀璨，天文学研究为其赋的铺陈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形成了严整细密的思维方式，赋成为理想世界的表现，为科学研究过程体验的外化找到“润色宏业”的渠道，这使得扬雄的天文探究与赋创作之间有了一种奇妙的联系。

2018年11月，参加“扬雄文化学术论坛”的中外学者在扬雄墓前开展祭拜活动

“苞括宇宙”的赋家之心

扬雄的好友桓谭在著作《新论》中记录了扬雄研究天文学的情况。

中国古代最早发生的天地结构理论是盖天说，盖天说内部有不同流派：“盖天之说，又有三体：一云天如车盖，游乎八极之中；一云天形如笠，中央高而四边下；一云天如欹车盖，南高北下。”各流派共同之处是认为天像一个半圆形的罩子，地是方形或拱形，天在上地在下。“盖天说是认识低级阶段的产物。在这个阶段里，人们受到实践的限制，只能从自己的生活环境出发，根据零碎不全的观测事实，来想象宇宙的结构，所以带有直观性，并夹杂着不少的猜测。”到西汉时，出现了一种新的天说体系，即“浑天说”。浑天说认为天地像一个鸡蛋，天像鸡蛋壳，地像鸡蛋黄，扬雄对这种新理论颇为关注，其《法言·重黎》云：“或问‘浑天’，曰：‘落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据桓谭《新论·离事》记载，扬雄最早是信盖天说的：“通人扬子云因众儒之说天，以天为如盖转，常左旋，日月星辰随而东西，乃图画形体行度，参以四时历数、昏明昼夜，欲为世人立纪律，

以垂法后嗣。”桓谭引导他认识了盖天说的漏洞，桓谭对他说：“春、秋分昼夜欲等，平旦，日出于卯，正东方；暮，日入于酉，正西方。今以天下人占视之，此乃人之卯酉，非天卯酉。天之卯酉，当北斗极。北斗极，天枢。枢，天轴也；犹盖有保斗矣，盖虽转而保斗不移。天亦转，周匝，斗极常在，知为天之中也。仰视之，又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时，日出入乃在斗南。如盖转，则北道远南道近，彼昼夜刻漏之数何从等乎？”

《新论》还相当生动地记录桓谭现身说法说服扬雄的趣事：

后与子云奏事待报，坐白虎殿廊庑下，以寒故，背日曝背。有顷，日光去，背不复曝焉。因以示子云曰：“天即盖转而日西行，其光影当照此廊下而稍东耳，无乃是，反应浑天家法焉！”子云立坏其所作。

这段话生动地记录了浑天说与盖天说的争论及浑天说传播的过程，我们可以窥知这样的事实：第一，桓谭是浑天说的拥戴者，且精于天象观测；第二，通才大儒扬雄也热衷天文研究，且具有批判精神；第三，盖浑争论是当时儒生的时代课题。扬雄随后发起著名的“难盖天八事”，对盖天说提了8个问题，从天体观测的角度揭示了盖天体系在制订历法等方面不能自圆其说之处，第6条云：“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托天而旋，可谓至高矣。纵人目可夺，水与影不可夺也。今从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这段话从人的感性经验出发，以严密的逻辑性，给盖天说以致命打击。扬雄的“难盖天八事”与他的《天子游猎赋》一样气势磅礴，是对浑天说的有力推动。

浑天说认为天是浑圆的，日月星辰会转入地下，大地是球形的。相比盖天说，浑天说更接近宇宙实际。浑天说的集大成者是张衡，和在赋家中的地位一样，张衡也是天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大师。范晔称张衡“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推其围范两仪，天地无所蕴其灵”；他造有漏水转浑天仪、侯风地动仪，长于天文观测，还著有重要的天文学理论著作《灵宪》和《浑天仪注》。张衡对天地结构的描述是当时最为科学的：

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又中分之，则一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复地上，一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其两端谓之南北极。……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天转如榖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也。

张衡对天地结构与位置的描述更接近客观实际，他还准确地算出了南北极的位置，测出了天球的直径，对各种天象变化和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认识也更正确，代表着当时天文学的最高水平。

两汉天文研究的另一焦点是制订历书，这也是儒者的经世宏业，扬雄的《太玄》就力图在历法上有所作为。扬雄写作《太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囊括天道、地道、人道的宇宙构架，构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图式，来模拟宇宙的构成，反映宇宙的条理与秩序。他说：“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太玄·玄图》）“日月往来，一寒一暑。律则成物，历则编时。律历交道，圣人以谋。昼以好之，夜以丑之。一昼一夜，阴阳分索。夜道极阴，昼道极阳。牝牡群贞，以筦吉凶。而君臣父子夫妇之道辨矣。是故日动而东，天动而西，天日错行，阴阳更巡，死生相樛，万物乃缠。故玄聘取天下之合而连之者也。”（《太玄·玄摛》）可见，玄是一种规律、法则，是总领日月运行、寒暑往来、阴阳盛衰、万物消长的根本性的东西；写作《太玄》是为涵盖和说明日月星辰运行、四时变化、万物盛衰的一切变化和规律。为使《太玄》反映历法，扬雄模仿孟喜、京房以《易》配历的作法，以赞拟历。《汉书》本传扬雄自述：“（《太玄》）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天终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曰一二三，与《太初历》相应，亦有颛顼之历焉。”

汉代热衷于天文学研究的赋家不在少数。作有《遂初赋》和《甘泉赋》的刘歆，是汉第二部历法《三统历》的制订者。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开创者，他为迎合王莽之意，将三统说附会于太初历，进行修改补充，历时7年而成《三统历》。《三统历》在天文学上有重要贡献：第一，历法计算分统法、纪法若干部分，每部分只列算法不标结果，避免以前历法采用历表形式的繁琐，开创了后世历法计算的典范形式；第二，首次提出岁星超辰法；第三，关于五星见伏与顺逆迟疾的推算，内容广泛、数值精准，有节气、朔望、月食和五星等常数和运算推步方法，还有基本恒星的距度，相比以往历法内容更为丰富，有不少创新，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①东汉另一经学家贾逵也是天文学大家，他与编、李梵一起编制了《四分历》。贾逵创制了黄道铜仪，开始使用黄道坐标，故《四分历》测得黄赤交角的数值精度较高，还增加了二十四节昏旦中星、昼夜刻漏和晷影长度等新内容。贾逵还首次提出“月行当有疾迟”：“乃由月所行道有远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处三度，九岁九道一复。”认为月球在近地点走得最快，而近地点是移动的，大概1个月移动3度，最近点每9年运动1周。这是天文学上的一大进步。扬雄、刘歆、贾逵、张衡等汉代大儒，皆究天文而治赋，显示了经学、文学与科学，天文学与赋，儒生与科学家有着复杂的纠葛，三者之间必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研究的成果或成为作赋的素材，赋的写作思维或浮现着天文学研究的影子，探讨天文学研究与赋的关系，应该是理解汉赋的另一合理思路。有趣的是，葛洪《西京杂记》卷二分析司马相如的赋创作之后总结到：“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用“苞括宇宙”来概括赋家之心，触及到了赋家研究天文学的宇宙情怀。

扬雄墓

“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时空美学

赋家的宇宙情怀具体表现为赋中的时空美学。儒家的正统是“君子不器”，道家主张回归自然而反对技术进步，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多兼具官员、思想家的身份，不像西方有思想家、作家和科学家几位合一的传统。但在汉这个特殊的时代，为夸饰中国第一个强力的帝国宏业，为服务于帝国开拓疆域强干弱枝的需要，儒生纷纷把目光投向浩渺的星空、神秘的天体，同时又以赋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对现实政治的认识及对天子帝国的热情，形成天文学家、赋家合一的局面，赋家的天文学研究促成了汉赋独特的时空美学。今天的研究者认为汉赋具有图案美b，汉赋的图案是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纺织而成。司马相如《答盛览作赋书》论赋的创作方法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在写作时，有着明确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努力刻画一个时间区间内持续完整的过程，形成清晰的时间单位，此为纵向结构；同时，在空间左右上下高低四方阴阳六合全面铺陈，一一罗列，形成完整的空间单元，此为横向结构。纵横交织，构成了汉赋既经纬分明又丰富繁复的图案美。

汉代人们对时间的认识和掌握可以说已达到相当程度的自觉，汉代4次改历，每一次修订对时间和节气的认识都达到新水平。

汉武帝时司马迁、公孙卿和落下闳等20多位民间天文学家修订历法，制订的《太初历》确定了朔晦、五星、交食周期等内容，首次将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明确提出以没有中气（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节气）的月份为闰月的原则，将季节与月份的关系调整得十分合理，一直沿用至今。刘歆的《三统历》有计算日月躔离所必需的参数、推算五星见伏必需的参数、岁星位置的计算方法，测出了岁星每1728年运行145周天，合每岁绕天145/1728周，若分周天为1728份，12次每次合144分，如果每岁绕145分，则是每年行1次过1分。贾逵的《四分历》则已能测出距月球最近的地点1个月会移动3度，非常精确。东汉晚期刘洪还制订了《乾象历》，把一近点月内运动的状况分成4个不同的阶段，每阶段约7日，大体正确地反映了月亮运动速度变化的真实情况。

高度发达的历法是天文学研究的光辉成果，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思维，因为准确地知道晨昏昼暮、春夏秋冬、朔望节气是由天体运行的时间和轨道决定的，人们就不只是像孔子那样感叹时间如江水滔滔绵绵，而是清楚地知道每一个气象状况的时间长度以及在这一时间单位里人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对天体运动的明了让人们把时间划分为一个个具体的单位，这些时间单位也是人饮食起居、生产生活的规定。一句话，对时间有了更理性的认识。时间的自觉会带来整个世界观、人生观的变化，原先自然而然的生老病死经由时间单位度量后显出短促有限的本相，由此引发出汉人痛心的生命感慨。汉赋中关于器物制作、游历纪行、畋猎游艺的叙述，则有着明显的甚至刻意做作的时间概念。

扬雄赋作也显示出清晰的时间流逝线索。他的叙述一般以时间自然绵延顺序为经，以随着时间流逝而开展的活动结构全文，清晰的时间脉络使其颇似一幅幅顺序放映的无声画，描写顺序与真实的时间展开完全一致，述行赋犹如旅行路线图。万光治先生认为《子虚赋》描写游猎的程序是汉代畋猎赋的基本模式，分7个步骤：

（一）写楚王出猎的仪仗和声威；

（二）写楚王射猎的英姿和技术；

（三）写楚王射毕，观壮士猎兽；

（四）写楚王于射猎中小憇，观女乐；

（五）写楚王继游乐后夜猎飞禽，泛舟清波；

（六）写楚王夜猎结束，悠然养息；

（七）最后归于讽谏，乌有先生教训子虚先生。

这7个步骤成为汉赋中游猎赋的固定程序，扬雄的《甘泉赋》写成帝在甘泉宫的泰畤神坛祭祀太乙天神，结构亦都与此相同：

（一）写成帝出行的仪仗威风；

（二）描写甘泉宫的巍峨壮观；

（三）描写神秘庄严的祭祀典礼；

（四）写典礼结束后的归途，天地万物协眭和谐的景象；

（五）最后归于讽谏。

元人祝尧注意到其叙事的时间理性，评《甘泉赋》说：“不因于情，不止于理，而惟事于辞。”赋中清晰的时间线索来自赋家自觉的时间意识，它保证汉赋在侈丽宏衍的繁复堆砌中有一种整齐的美感，与真实时间相合的顺序赋予汉赋的铺陈以力量和厚重。虽然我们很难说天文历法与赋作有什么直接对应关系，但其清晰整齐的时间单位，却让人自然而然联想到历法中对天象时间精准而细微的认识；何况，展示时间持续过程中的运动与变化，是赋家直接表露的心声，如司马相如所言是“错综古今”，汉代另一大儒司马迁称之为“通古今之变”。

除清晰的时间线索，扬雄作赋还有明确的空间概念。天象观测需要系统整体的空间意识，常常要从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阴阳深广等不同角度进行观测才能得出对天体的准确认识，天文学家在描述天文观测的结果或发布自己的天文计算时，上下左右对举、东西南北联系、阴阳深广比较、天地并列几乎是固定的表达模式，这样的表达模式移植为赋作的描写模式，如《甘泉赋》描写祭祀时的烟火：

于是钦柴宗祈，燎熏皇天，招繇泰壹。举洪颐，树灵旗，樵蒸焜上。配蔾四施，东烛仓海，西燿流沙，北爌幽都，南炀丹厓。

扬雄赋篇名作《蜀都赋》，对成都的描写视角更加全面，先是简笔勾画蜀都四周的自然环境，鸟瞰东南西北四方，再由外而内逐个铺陈蜀都里面的风物，写山写水写物产，最后写蜀都的繁荣兴盛和蜀地人生活的怡然自乐。其开篇对成都的地理定位用了3个视角：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皋弥望，郁乎青葱，沃野千里。上稽乾度，则井络储精；下按地纪，则坤宫奠位。东有巴賨，绵亘百濮，铜梁金堂，火井龙湫。其中则有玉石嶜岑，丹青玲珑，邛节桃枝，石䲛水螭。南则有犍牂潜夷，昆明峨眉，绝限㟍嵣，堪岩亶翔。灵山揭其右，离碓被其东。于近则有瑕英菌芝，玉石江珠。于远则有银铅锡碧，马犀象僰。西有盐泉铁冶，橘林铜陵。邙连卢池，澹漫波沦。其旁则有期牛兕旄，金马碧鸡。北则有岷山，外羌白马。兽则麙羊野麋，罢犛貘貒，麢鹿麝，户豹能黄，胡蜼玃，猨蠝玃猱，犹豰毕方。

扬雄对自己家乡的介绍，用上下、远近、东西南北几个维度，相当精确地定位成都在古中国版图中的位置，感性直观的描写中透着科学理性精神。

空间结构为赋之纬，汉代赋家在描写时，几乎都是以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阴阳深广为架构，力图全方位展示对象的整体状况。在扬雄《甘泉赋》、李尤《函谷关赋》、班固《两都赋》、张衡《西京赋》和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等描写都邑宫殿的散体大赋中，作者往往以一种立体的空间视角将上下四方、天地万物尽收眼底。纵横古今、错综四方的宏阔结构成了汉代都邑大赋的固定程式，这是天象观测思维在赋中的体现。天文学研究专注浩渺无尽的宇宙星空，赋的创作则致力于呈现琳琅满目的地上百态，“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务求真实客观的宇宙结构图式转化成了汉赋整齐的图案美，上下左右、东西南北等方位词则成为图式的框架结构。

（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马 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刘 敏（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扬雄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