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杨慎古音学研究评述

李文泽

杨慎的古音学研究论著在其小学类著述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其著作中以“古音”命名的著述就有：《转注古音略》《古音后语》《古音丛目》《古音猎要》《古音馀》《古音拾遗》《古音略例》《古音复字》《古音骈字》等，至于在各类小学著述中涉及讨论古音的地方也在在皆是。在明人研究古音的学者中，尽管杨慎名气及影响不及陈第，但对后世也具有巨大影响，尤其是对清初顾炎武、方以智等学者有着显著影响。以下我们对杨慎的古音学研究作一些粗浅辨析，管窥见豹，以探究其古音学研究的一斑。

杨慎撰《古音丛目》卷五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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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对古音的认识往往与《说文解字》“六书”中的转注相联系，这也是他招致诟病之处，认为他是将文字分析与古音讨论混淆了。其实这一观念正是其古音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我们看他在《转注古音略题辞》中的说法：

（1）《周官》保氏，六书终于转注，其训曰：一字数音，必展转注释而后可知。《虞典》谓之和声，《乐书》谓之比音，小学家曰动静字音。训诂以定之，曰读作某，若“於戏”读作“呜呼”是也。引证以据之，曰某读，若云徐藐读、王肃读是也。《毛诗》《楚辞》悉谓之叶韵，其实不越保氏转注之义耳。《易》注疏云“贲”有七音，实始发其例。宋吴才老作《韵补》，始有成编，旁通曲贯，上下千载。朱晦翁《诗传》《骚订》，尽从其说。魏文靖论《易》经传皆韵，详著于《师友雅言》。学者虽稍知崇诵，而犹谓叶韵自叶韵，转注自转注，是犹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这一段话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杨慎对古音、转注的看法：“转注”即“展转注释”，称呼虽有别，然总不离其宗，所谓“和声”“比音”“动静字音”都不离“转注”，而训诂中的“转注”也就是古韵文中的“叶音”，二者无别。他又认为，尽管前人对古音存在差异的认知甚早，然而真正对古音作系统研究的当自宋代吴棫（才老）始，后来的朱熹（晦翁）、魏了翁（文靖）又有进一步发现，但仍然尚有缺失。故而他才会有一系列的古音学论著补续之。

杨慎对宋人吴才老在古音学上的成就虽然持赞赏态度，但在如何体认古、今音之别的方法上，他又坚决反对宋代盛行的“叶音”一说。宋人研究古音多以“叶音”方法来探讨古音韵，而吴才老、朱熹正是其代表，杨慎对此方法持反对态度，其又云：

杨慎画像（梅凯 作，四川省方志馆藏）

（2）今按：上四条如字读自可叶，才老必欲改之者，以“劳”在豪韵，“夭”在萧韵，故改“劳”为“僚”，以就“夭”也；“泉”在先韵，“叹”在删韵，故改“叹”为他涓切，以就“泉”也；“门”“殷”，“骄”“儦”之改音，意亦如此。才老诗中所叶，如“杨且”之“颜”为鱼坚切，“鹑之奔奔”为逋珉切，凡百余字。聊举四条，以例其余，皆改古韵以趁沈约之韵也。不思古韵宽缓，如字读自可叶，何必劳唇齿，费简册哉！况四声之分在梁齐间，成周之世，宁知有沈约韵哉！予尝慨近世俗儒尊今卑古：《春秋》，《三传》之祖也，反以《三传》疑《春秋》；《孟子》班爵禄章，《王制》之祖也，反以汉人《王制》、刘歆《周礼》而疑之，谓孟子此章不与《王制》《周礼》相合。《诗》《楚辞》，音韵之祖也，反以沈约韵而改《诗》《楚辞》古韵以合之。谬也久矣，一旦正之，宜乎蜀日越雪之吠！

杨慎虽然沿用了“叶”这一术语，但其含义已不同于宋人所说之“叶音”，这里专指韵文中的押韵。杨慎批评吴才老论“叶音”之误，以为古人押韵自有古韵为标准，按照其字之本音自可协韵，不必改读“叶音”，吴氏之误就在于“改古韵以趁沈约之韵”，并由此提出“古韵宽缓”之说。古韵自是古韵，今韵自是今韵，二者不能等同，“何必劳唇齿，费简册”而改读之。所谓“古韵宽缓”，见于陆德明《经典释文》，杨慎于此重复陆氏说法。

总体而论，杨慎对语音分古、今之说持赞同态度，因此才会在他讨论音韵的著作中（包括一部分讨论文字学的著作）无一例外地贯以“古音”二字，以示与“今音”之别。至于如何分辨语音的今、古，他则赞成要从古籍押韵的实际予以判定，而不能依从宋人所采用的“叶音”方法进行误判。在具体操作上则“详于经典而略于文集，详于周汉而略于晋以下”（《转注古音略题辞》），对语料文献作出较严格的时代断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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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具体讨论杨慎关于古音韵部的一些论述，其中有一些见解沿袭前人论述，有的则是前代学人所未涉及，有的内容又与后世学人的研究不谋而合，表现出杨慎学术瞻前启后的特征。

《广韵》古籍残页

首先，我们讨论关于阴声韵与入声韵相通的问题。汉语的一大特点是以声调作为区别意义的重要音位。在中国传统音韵学中，“平上去入”四声关系是重要的学术命题。根据音韵学知识，入声是从上古以来即具有的声调，延至《切韵》《广韵》所代表的中古音系，入声韵类是与阳声韵相配，阴声韵则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的入声。比如“东”韵所对应的入声韵为“屋”韵，“真”韵与入声“术”韵相对，“严”韵则与入声“业”韵相对。这一对应规律十分严格。而上古音韵则不相同，阴声韵类与入声韵类相配，这就是所谓的“阴入两分”，只是到了后来才有“阴阳入三分”的说法，这是清代古音韵学家潜心研究得出的成果。在杨慎的古音学著述中，杨慎虽没有正式提出“阴入相配”之说，却在实际操作中已经把一些阴声韵类的字归入了入声韵。我们考察各种杨氏古音学著作，在入声韵类中都包含有数量不等的阴声韵字。以《古音丛目》卷五之质韵为例，该韵所收韵字凡61字，其中除《广韵》中原属入声者以外，有相当部分阴声韵字（包括平、上、去三声）都纳入了该韵。下面是我们从该韵中搜寻出的部分阴声韵字：

（1）子：《诗》“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子”叶入声。

至：《诗》“我臻聿至”，叶入声。

尼：女乙切，《尸子》。

骊：音栗。《八骏图》马名有纤骊。纤音浅，骊音栗，浅栗色马也。

啸：音叱，《礼记》。

几：读作冀，《汉书》。辔：音必，王融诗。置：读为植，《诗》。

器：欺讫切，曹植《鼎赞》。

芾：非律切，《诗》。

茀：非律切。《易》爻辞。

备：《仪礼》“礼既备，令月吉日”。寐：江淹诗，叶质。际：子悉切，《易·泰》小象。

载：子悉切，《诗》。

上面列举的各个例字，在《广韵》中均为阴声韵字（包括平、上、去三声），如“子”为上声止韵字，“至、辔、备、寐”为去声至韵字，“尼、骊”为平声支韵字，“置”为去声志韵字，“芇、茀”为去声未韵字，“际”为去声祭韵字，“载”为去声代韵字，在中古音系中都各自为韵、界限分明。而杨慎根据它们在上古韵文中的实际押韵，将它们归并到入声质韵中。

又如其另一著作《转注古音略》卷五入声物韵、所收录的阴声韵字有：

（2）疑：音仡。《仪礼》《诗·大雅·桑柔》。

㮣：音骨。《庄子》。又音屹。《文选》。

蔚：音郁。《易》《汉书》。

蔽：音茀。《周礼》《易》《诗》。

貍：音郁。《周礼》《礼·内则》。

按《广韵》归韵，这些字都属于阴声韵：疑，平声之韵；㮣，去声代韵；蔚，去声未韵；

蔽，去声祭韵；貍有两读，平声之韵、平声皆韵。而杨慎也依据它们押韵的实际状况归为入声物韵。

这两组例句反映了杨慎对古音韵“阴入相配”的认知，他虽没有正式提说“阴入相配”，却已在践行这一归并原则，而这一理念无疑是与清代古音学家的结论相吻合的，应该得到肯定。

关于阴声韵字（包括平上去韵）如何从阴声转为入声，杨慎在其著作中也有论说。在《古音馀》一书中他列举“埃”字的四声音变，云：“埃，乙革切。埃本音哀，自哀、蔼、爱、厄转声而得也。《楚辞》‘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在《楚辞》中“埃”（阴声韵）与“白”（入声韵）相押，“白”“厄”同韵。“哀蔼爱厄”是一种以阴声韵“平上去”对接入声的形式，这一序列颠覆了《广韵》以来形成的阳声韵方与入声相配的原则，开创了清代古音学“阴入相配”说的先声。

其次，关于歌韵、麻韵相通的讨论。作为同为阴声韵的两个韵，在《广韵》音系中，以至于平水韵中都互不相通，独立为韵。王力先生在其著作中分别拟音作歌[ɑ]、麻[a]，以示区分，a杨慎在其分韵中将它们编列为下平声五歌韵（对应的上声舸、去声禡）、六麻韵（对应的上声马，去声个），而在实际操作中又将一些“麻”韵字归入到“歌”韵中，或是将“歌”韵字归入到“麻”韵中。

我们举《古音丛目》卷二歌韵的一些例字：

（3）加：居何切。

家：孔臧《蓼赋》与“何”叶。

葭：《西京赋》。笳：与“何”叶。

牙：晋童谣，与“峨”叶。

涯：与“多”叶，柳文。

衙：与“珂”叶，韩文。

琶：音婆，琵琶一作“鞞婆”。

葩：滂禾切，《文选》。

麻：眉波切。潘岳《河阳》诗。

遮：之戈切，《上林赋》。

车：昌戈切，程晓诗。

奢：诗戈切，陆机诗。

赊：谢灵运诗。

贳：贳酒也。白诗与“何”叶。

上述例字本属于《广韵》麻韵，杨慎却将它们归入到歌韵。考察杨慎的其余著述，类似歌韵、麻韵字相通的情况为数不少，反映出杨慎所论歌韵、麻韵相通的一大特点。

考祭明代以前的音韵学论著，我们发现杨慎所持的歌韵、麻韵相通的认识应来源于宋代的吴棫。在吴棫《韵补》卷二平声麻韵下，他即声言“麻转声通歌”，列举大量例字予以论说，表明他对两组韵相通转的观点。而上述杨慎所举之例，也赫然出现在《韵补》平声歌韵中，甚至还溢出一些新的例字，如“嘉、蛇、琶、嗟、邪、者、呀、虾”一类本属《广韵》麻韵的字，无一例外地并入了歌韵，b由此显示出吴棫、杨慎在“歌麻相通”这一点上的认知相一致。歌韵、麻韵混押的情况在上古韵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同时又呈现出时代差异性。王力先生在其论文《南北朝诗人用韵考》中指出：上古韵语文献中“歌戈麻”韵是混押的，而越往后界限越分明，到南北朝时期，歌戈、麻韵分立的情况越来越清晰，以致到《广韵》时代，歌、麻两韵就完全独立开来了。我们可以由此确定杨慎所描述的歌韵、麻韵混押的情形，正反映出上古语音向中古语音演变的趋向。

第三，关于平声尤韵与萧（肴豪）韵相通转的讨论。这也是两组阴声韵，在《广韵》音系中是两组全然独立的韵，尤（侯、幽）为一组，萧肴豪为一组，即便到了平水韵时代仍然还保持独立。从现代语音学观念来看，它们是韵尾相同[u]而主要元音有异的韵，王力先生将它们分别拟音为：萧肴豪韵[ieu、au、ɑu]、尤韵[əu]，以示区别。我们从杨慎相关的音韵学论著中，发现有许多尤韵与萧（肴豪）韵相通押的实例，这就突破了两韵各自独立的原则，成为出韵的特例。下面列举《转注古音略》卷二平声萧韵的例句，在该韵内包含有多个尤、幽韵字：

（4）舟：音刀。《毛诗》“何以舟之，维玉及瑶”。

幽：音窔。《释名》“幽，窔也”。《元命包》“幽州，幽之为言窈也。”

修：音条，《周礼·司彝尊》“凡酒修酌”。又修市，地名，周亚夫封修侯。

秋：音锹。扬子云“秋秋跄跄入西园”，萧该读。又《荀子》引逸诗曰“凤凰秋秋，其翼若干，其声若箫”。“秋”与“箫”为韵，是其证也。

以上例字除“幽”字在《广韵》音系为幽韵，其余例字都属尤韵，而杨慎却将它们归入平声萧韵。

另外，这两组韵相对应的上、去声，即尤（有、宥）与萧（莜、啸）、肴（巧、效）、豪（皓、号）也有通押为一韵的现象，如《古音丛目》卷三上声有韵，其中就有多个在《广韵》音读中不属有韵的例字，如：

（5）道：当口切。《易》彖传，《诗》同。

考：去九切《易·蛊》小象，《诗·山有枢》。扫：《诗》与丑叶。

好：许口切。《诗》。

老：许吼切。《诗》。

保：蒲苟切。《诗》

枣：苏吼切。《诗》。

稻：徒苟切《诗·七月》。

草：此苟切。《诗》《穆天子传》“荠麦之所草”，注“草，疑古茂字。”

嫂：叶音叟，《楚辞》。

造：此苟切，《太玄》。

上述各字在《广韵》中都属于皓韵（豪韵对应的上声）。另外有“抱、包、苞”，属于肴韵（平声），“饱、孝、巧”则属于巧韵（肴韵对应的上声），“鸟、扰”属于筱韵（萧对应的上声）。有那么多“出韵”字出现，这显然不是偶然的个案，而应是存在着某种语音演变规律。

考察历代古音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论说，异说纷呈。宋代吴棫把萧部与尤部完全对立起来，在他所分9部中划分有萧部（宵肴豪通）、尤部（尤侯幽通）两部，各自独立，而全然没有考虑两韵通押的关系；到后来的郑庠划分古韵为6部，又把尤韵与萧（肴豪）韵归并为同一部，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无视它们之间的差异。到明末清初古音学家顾炎武，才采用“离析唐韵”的方法，对古音韵部重新划定，不再把《广韵》中某一韵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是按照它们在古籍中的实际读音，分别归类，这种做法即为“离析唐韵”；其离析结果，有的韵还依然完整保留，有的韵则被拆分在不同韵部中。顾炎武把古韵划分为10部，在其《唐韵正》卷六下平声尤韵下即明确标识云“此韵当分为二”。在其实际操作中完整的尤韵已然不存，而是按照语音实际划分于两个不同的韵部，其中一半划入脂部，另一半则划入萧部。b顾炎武的分部原则在后来得到清代古音学家的认可，成为定论。用这一理论来解释杨慎诸书中尤韵、萧韵相互通转的现象，其中的疑虑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杨慎故里，今成都市新都区（图片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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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杨慎的古音学观念与科学的古音学理论还是有区别，由于他对古音学还缺少正确的认知，故在其著作中也表现出种种疏误，对古音学作出了一些错误的论述。我们检阅其各种著作，大略概括出其论古音的几个阙失：

（一）分韵不当。

杨慎所有论述古音韵的著作，甚至包括其论文字的一些著述都是按照平水韵序列来进行分韵，尽管他对106韵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总体格局仍然是平水韵音系。这种分韵如果是用来作为按韵检索的一种方法自然无可非议，如像五代徐锴的《说文解字篆韵谱》、宋人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以及杨慎的一些讨论文字学的著述都是如此，但倘若是以平水韵的韵目来划分古音韵部，那就大错特错，因其严重背离了古音韵的实际。众所周知，平水韵乃是在《切韵》《广韵》的基础上，为适应唐宋以来声韵变化而作出的修订，它的分韵既有适合中古音韵的系统，也有改革的地方（如合并窄韵），虽然较之《广韵》更为简略，但与古音韵实际则相去更远。而杨慎以平水韵来划分古音韵部，就显得不伦不类，非古非今了。宋代吴棫、郑庠的古音划分虽然有9部、6部之说，却没有得到后世学人的认可。明清以降的古音学家，如明陈第，清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人无一不是根据古代诗文押韵的具体实例，采用“离析唐韵”的方法对古音韵重新分部，而不是简单地根据某一后起韵书的分韵来归并古音韵部，这才是科学的古音分韵之法。杨慎的这一分韵显然是不科学的。

举一组典型例句来予以论说。在杨慎论古音的著述中有平声“支”韵，这一韵实际上包含了《广韵》的“支脂之”三韵，同时与“支”韵对应的上声“纸”韵、去声“寘”韵，实际上也各自包含了3个韵，即上声“纸旨止”韵、去声“寘至志”韵。杨慎在此是用平水韵的韵目“支纸寘”来拟定新的韵类。我们翻检《古音丛目》卷一平声“四支”韵所包含的韵字，其总数为170字，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韵之下包含了《广韵》“支脂之”三韵的字（平、上、去声均有）大致情况有：

A．支纸寘韵：支、伎、觜、施、虒、示、蠡、卑、丽、戏、翅、趍（音驰）、蛇（音移）、徙（音斯）、迤、誃、睢（以上平声）。

跬、跪、陒、被、氏、洒（所宜切）（以上上声）。

易、议、智（以上去声）。

B．脂旨至韵：郗、比、羡（音夷）、来（音犁）、祎（音祁）、垐、咨（以上平声）。

懿、旎（以上上声）。利、次（以上去声）。

C．之止志韵：圯、异、期、邿、居（音姬）、噫、褫（音思）、台、茬、治（以上平声）。

子、滓、喜（以上上声）。

事、试、志、意（以上去声）。

自《广韵》音系而言，“支脂之”三韵的读音极为接近，故有“三韵同用”、合并窄韵的规则，发展到平水韵就有“三韵合一”的情况。杨慎的古音分韵则是按照平水韵的韵目来划分。然而在上古韵中，“支脂之”三韵是各自分立的韵部，绝不能混一。杨慎将三韵归一，显然背离了古音韵部的实际。而且他还根据声调的不同，划分出上声纸韵、去声寘韵，又在各韵之下安排若干韵字。这一做法与其所言“四声源于沈约，不当以沈氏四声韵来规约古音”的说法相违背。

（二）字无定音。

这是杨慎讨论古音的另一阙失。在杨慎讨论古音的具体实践中，涉及某字的具体归类，杨慎有时完全突破《广韵》韵系，既想归入甲韵类，又想归入乙韵类，往往会对一个字给出若干不同的音读，表现出对古韵音读把握不定的状况。略举两例，如：

（1）戒。

A．《古音骈字》卷下卦韵：抑戒，《国语》。

B．《古音丛目》卷四寘韵：居吏切，《六韬》。

C．《古音猎要》卷五职韵、《古音丛目》卷五职韵：讫力切，《易》小象。

D．《转注古音略》卷五缉韵、《古音丛目》卷五缉韵：音急。《盐铁论》。

“戒”字，在《广韵》中为去声怪韵，属阴声韵。而杨慎对它却有4个不同的读音：A、B两读均属阴声韵，A读在去声卦韵，与《广韵》音读相吻合；B读在去声寘韵，其对应的平声为支韵；C、D两读皆为入声韵，C读在入声职韵（韵尾拟音为［—k］），D读在入声缉韵（韵尾拟音为［—P］）。这4个读音在《广韵》中各自为一韵，了不相涉。杨慎却随文就韵，从而有了4个音读。明陈第《毛诗古音考》卷三也

收载此字，仅仅标注作“音急”。

（2）戾。

A．《古音骈字》卷下、《转注古音略》卷五、《古音丛目》卷五质韵：音吏，《东京赋》。

B．《古音丛目》卷五、《转注古音略》卷五屑韵：音烈，《文选》。

C.《古音丛目》卷五、《古音猎要》卷五缉韵：力质切。

“戾”，在《广韵》中为力质切，属入声屑韵。杨慎所注音切各别：一音“吏”，在《广韵》为力置切，为去声志韵（其对应的平声为之韵）；一音“烈”，为良薛切，属入声薛韵（与屑韵同用）；一音“力质切”，属入声质韵，与缉韵为不同韵类。杨慎所标注的古音读，既有阴声韵，也有入声韵，跨越若干韵类，如果再算上缉韵的读音则更为淆乱。

类似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不一一列举。一个字有多个读音，有时是客观的存在，反映了语音的实际状况，但有时却是著者强为区别所致。

通过以上简略的讨论，我们可以对杨慎的古音学研究作出以下判断：杨慎的古音学研究，是其小学研究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其成就应高于训诂学、文字学研究，成为后世学人应该特别关注的领域。

成都市新都区宝光寺，寺内供奉有杨廷与杨慎父子像（图片来源：新都区人民政府网）

杨慎的古音学研究具有承前启后的特征，其上承宋代吴棫、程逈、朱熹、魏了翁等学人的认知，尤其是对吴棫的古音学成果表示称赏，在文中多次加以徵引，但又对他们采用“叶音”方法来研究古音表示反对。

杨慎的古音学研究有一些新的理念，如对阴入相配、歌麻相通、尤（侯幽）萧肴豪相通的认识，这一见解对晚于其后的学人如明陈第和清顾炎武、方以智具有启迪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影响后世学者，或是启发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索，予以完善；一是为后者的古音学研究提供语料文献，减少其搜集语料之功。从这一角度评价，杨慎的古音学研究成为清时代古音学研究的先导。

由于杨慎专一采用前人所使用的合并窄韵方法来归并韵类，其研究方法的疏误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这也是我们在评价杨慎古音学研究时应该正视的阙失。

（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历史文化名人】王炎：杨慎滇南三十年 修撰白族史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李文泽（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杨慎研究中心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