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十一岁能诗，二十四岁状元及第，三十七岁放逐滇云，流离三十余载，终老戍所。生前率解缙、徐渭合称“三才子”，“明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慎为第一”①；身后齐名李、苏，“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②。一代鸿儒，满腹经纶，人品才学，备受尊崇。追瞻其一生，历尽沧桑，笃守方位，奋发于学博才宏，出彩于诚实贤明。

杨升庵塑像

一、旷世才华，源自心力

“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心力中来……”③杨升庵才华横溢、学问渊博，堪称一代百科全书式鸿儒，家学渊源只是外因，勤奋求索才是内蕴。

洽闻博学精于勤。“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④其学问造诣，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不懈努力。在生之年，著述四百余种，流传至今一百七十四种，包罗经、史、诗、文、词曲、音韵、金石、书画、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纵观成就之斐然，时人难企及，史上不多见。毕生专注锲而不舍，身处困境心无旁骛，乃集大成之因。少年即发奋。深受家风熏陶，启蒙时便“奋志诵读，不出户外”，勤学不辍，“自束发以来，手所抄集，帙成逾百，卷计越千”⑤。年未总角，便“于诸经古书，无所不通，子史百家音律之言，一阅辄不忘”⑥。孩提时，学拟《古战场文》，写出“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名句，广为传诵；学拟《过秦论》，切中肯綮，挥笔立就，被其祖父杨春夸为“吾家贾谊也”。垂髫之年，所赋《黄叶诗》轰动京城，被当朝大儒李东阳称为“吾小友也”，收为门生。人夸“神童”，自觉“愚钝”，天资聪颖而专注发奋，其不泯然众人，当非偶然。入仕尤好学。凭“学而优”步入仕途，更以勤勉问学蜚声同侪。身在机枢，手不释卷，“居常诵咏古人书，日探索三代以来旧所觌经史子集百氏之言”⑥，旁征博引、解惑释疑之能，当朝无出其右。任翰林院修撰时，“益专文事，三载考绩，同官韪之”⑥。为经筵讲官时，武宗读《文献通考》《秘书通考》，发现二书分别有“注张”“汪张”星名，下问钦天监、翰林院，皆莫衷一是，杨升庵历引《周礼》《史记》《汉书》，证明当作“汪张”，即柳星。“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其博闻强识，显然功在持之以恒而治学严谨，不辞事务繁琐而用心好学。困厄亦专注。从朝臣到戍卒，从京师到边陲，漫长的流放生涯，困厄的环境遭遇，未能颓废其精神，进而坚韧其心志。困境之中，坚持“呕心苦志，摹文读经，延搜百氏，穷探古迹，凿石辨剥泐，破冢出遗忘”③，三十余年如一日，“凡宇宙名物，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卜技能，草木虫鱼，靡不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③。仕途不顺，转而矢志学问，终因才学卓越留名青史。博学则“有明一代，罕有其匹”⑦，文学则诗词曲文俱佳，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⑧“三百年来最上乘”⑨，其词堪称“当代词宗”⑩，《二十一史弹词》被世代传诵。虽然，获取资料渠道狭窄，博杂专精难以兼顾，其著述未免“瑕瑜互见，真伪互存”，但是，总体上应该无损“精华亦复不少”“有明一代，固铁中铮铮者也”⑧的客观评价。“所谓天才人物指的就是具有毅力的人、勤奋的人、入迷的人和忘我的人。”好学穷理、老而不倦，无论顺逆穷达，皆专注于事、锁定于业、精勤于志。其遗今财富，显然不止编纂的浩繁卷册。

杨升庵画像

问题导向崇于实。为“治天下”而“知天下”，学以致用解决问题，是杨升庵的一贯主张和实践。切齿学问空疏之士风。明代以经学取士的制度局限，导致不少士子选择捷径，往往通过熟读一经，投机取巧博得功名。更有甚者，买来“坊刻”（八股文“范文”），改头换面去应试，“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之通病”。对一些士子耽于“坊刻”之弊，其直言针砭：“士子专读时义，一题之文必有坊刻。稍换首尾，强半类同”“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深恶“空学”之人，深爱“实学”之士。任殿试掌卷官时，发现考生舒芬的策对试卷崇实尚用，但阁老梁储却将之列为第三，乃据理力争，终使列为第一，遂成“状元慧眼识状元”之佳话。谪戍后，“杨门七子”及密切往来之人，了无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辈。躬行求实致用之作风。治学贵专，治世需博。治世之道具有多样性、复杂性，治学方略便突出广泛性、针对性，正是这一导向，促成了“博学洽闻”。特别是遭贬之后，更注重直面难题，逐一研究。为解决当地少数民族缺史籍的问题，主动从学习民族语言、了解民俗风情、考察河流山川入手，编纂《南诏野史》《南中志》《云南山川志》等。针对古书典籍中疑难错漏问题，著作《丹铅录》《谭苑醍醐》诸书，或予证解，或予纠补。发现注疏经学典籍需要先通字学的问题，着手研究《说文解字》、文字音义，开明清学者重视音韵学先河。“‘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古之学者，成于善疑；今之学者，画于不疑。”其涉猎范围广泛、研究对象繁杂，单纯就学术角度而言，或有不够专一深入之嫌。然而，直面问题之“疑”，力求致用之“信”，不仅有助于学问，亦有益于世教。

实践探索敏于思。“独立性是天才的基本特征。”杨升庵主张躬身体验、独立思考，强调从实践获得真知、靠实践检验真知。倡导实践致知。其认为知识获得的渠道主要有二：一是“躬阅”，依靠自身经历；二是“载籍”，依靠阅读书卷，因而自觉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相统一。儒学延至宋明，心学盛行，推崇“德性之知”“发明本心”，贬低“见闻之知”的书籍较多，向来嗜书的杨升庵自然大多涉猎。通过书籍和现实的类比，发现心学阔论高谈、避实就虚，既不利于济世，亦有欺民之害，因而极力主张儒学应“明明白白，平平正正”。特别是贬谪云南之后，得以更加广泛考察社会，发现所见的真实与所闻的“载籍”时有偏颇，进而探本溯源、辨伪存真，由此开启明清史学考信之端，成为考据学的先驱。注重眼见为实，强调“体之于身”，从而鲜明提出“闻不若见”“知不若行”的学识验证标准。“世间之事尚不能究，况天下之事乎。”诚然，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凡事皆以个人“见”“行”为真，或许片面，但贵知重行、知行合一的实践意义不可否认。注重理性思考。在博观群书、汲取前贤思想精髓的基础上，更重视社会实践中的独立思索。虽自称是程朱之学的信奉者，但并不盲从，而是苦其心志，思他人所未思，发他人之未发，对“性即礼”“存理灭欲”、抑制“人欲”等观点，从是否合乎人之常情的角度，独立思考而别有见解。认为圣贤和百姓的本性兼有善恶，“上智不能无人心”“下愚不能无道心”，鲜明提出“合性情论”，倡言“六欲皆得其宜”，成为明代摒弃程朱理学糟粕的旗手。据此，明后期李贽、王夫之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循情以定性”等观点，进一步摆脱宋明理学思想桎梏，启发了人文意识的觉醒。“学而不思则罔”。才学，仅属“术”的层次；思想，才是“道”的境界。其贵行重思，以行的实践促进思的升华，从渊博学问家向积极思想者进化的历程，无疑具有导向价值。

（未完待续）

本部分参考文献

①清·张廷玉等《明史·杨慎传》（中华书局，1974）

②明·李贽《续焚书》（中华书局，1974）

③李贽《续藏书·文学名臣修撰杨公慎传》（中华书局，1974）

④明·顾起元《升庵外集序》（明·杨慎《升庵外集》，中华书局，1986）

⑤明·杨慎《丹铅别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⑥明·游居敬《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清·黄宗羲《明文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⑦陈寅恪《陈寅恪文集》（蒋天枢整理、校勘，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⑧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⑨清·王夫之《明诗评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⑩明·周逊《刻词品序》（清·黄宗羲《明文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来源：《四川日报》（2019年7月12日第11版）

作者：陶武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