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宋眉山进士群体研究”课题组

两宋眉山进士群体现象就像一面镜子，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两宋眉山进士群体特征

现在的眉山市辖一区五县，即东坡区（原眉山县）、彭山区、丹棱县、青神县、洪雅县和仁寿县。宋时眉山建制，据《元丰九域志》[1]载，除仁寿县之外，其他五县均隶属眉州，其中洪雅县在宋太宗淳化四年（993）隶嘉州。

本课题研究的进士群体，是指两宋时期具有眉山籍贯（只限于宋时的眉山县，所辖区域只不过二十乡、六镇，大约二万多户）、进士出身的个体组成的整体。进士个体有以下特点：其一，眉山籍贯。应出生眉山、祖籍眉山（上溯至三代）或者落籍眉山（移民至眉山）。其二，进士身份。考取了进士或者朝廷赐予了进士出身，从相关典籍可以佐证。都说眉山有800进士，现根据《雁塔碑》（进士题名碑）、《眉山县志》[2]和《眉山市人物志》[3]统计，眉山有909名进士。

对两宋眉山进士群体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我们发现该群体具有如下特点：

向上趋势   宋朝眉山科举的发展盛况呈现出参加科考和考取进士的人数不断增加、步入仕途的影响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北宋时期共有进士327人，而南宋时期共有进士582人。

北宋眉山的科举喷发肇始于宋仁宗嘉祐年间。苏轼在《谢范舍人书》[4]中云：“且蜀之郡数十，轼不敢远引其他，盖通义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而执事与梅公亲执权衡而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眉州眉山县参加礼部考试的人有四五十人，考中者包括苏轼兄弟在内共有13人，占当年全国进士总数388人的3.4%。难怪宋仁宗皇帝当时就惊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

北宋眉山考中进士的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宋仁宗在位的41年共考中进士80人，平均2人/年；宋哲宗在位的15年共考中进士63人，平均4.2人/年；宋徽宗在位的25年共考中进士135人，平均5.4人/年（见表1）。

南宋眉山的科举盛况可谓空前绝后，从进士人数看，眉州进士619人，而眉山县进士582人。即便是南宋京城所在地的浙江亦难以望其项背。在《略论南宋浙江进士文化》一文中作者惊叹：“在区区六府五州六十七县的土地上，南宋王朝短短的一个世纪半中，所出之进士可谓前所未有。这种科举盛况反映最清楚，体现最明显的首先是进士总数上，它总共向国家培养了6100名进士。”若以此为依据来推算，平均每州仅约555人、平均每县仅约91人，仅是眉山县进士人数的约16%。南宋眉山，一个小小的县，进士人数居然占全国进士总人数的3%。

除南宋后期外，眉山考中进士的人数亦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宋高宗在位的35年共考中进士186人，平均5.3人/年；宋孝宗在位的27年共考中进士132人，平均4.9人/年；宋理宗在位的40年共考中进士215人，平均5.4人/年，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宝庆二年（1226）朝廷共取士989人，而眉山县就有71人，占总数7.2%，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见表2）。

巅峰状态   两宋眉山进士的井喷状态与当时科举发展完善和选举制度有关。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三卷）[5]说：“省试录取名额是否按地区分配，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北宋中期，欧阳修、司马光等人曾经就此进行过激烈的辩论……司马光主张照顾地区差异，按照一定份额‘逐路取人’。而欧阳修则认为，应该按照考生的绝对成绩‘惟材是择’以防‘缪滥’。”欧阳修“惟材是择”的观点成为当时的主流，被朝廷采纳，眉山出类拔萃的“文材”便脱颖而出，逐步走上科举的巅峰。由此形成两宋进士在全国分布极不平衡的状态。

从时间上看，眉山县在两宋时期，进士人数达909人，而在唐朝1人、五代1人、元朝0人（因《雁塔碑》元代进士题名字迹不清，无法统计）、明朝29人、清朝8人，这些朝代的总数不过39人，仅为两宋进士人数的4%，与两宋时期的辉煌无法相比。眉州和陵井监（与州并列的行政区划）的统计数据：眉州唐2人、五代1人、宋970人、元0人、明44人、清22人，总计1039人；陵井监唐1人、五代0人、宋180人、元2人、明13人、清10人，总计206人。由此可见当时眉山县进士的无与伦比。

从眉州内政区来看，两宋时期的进士眉山909人，而彭山11人、丹棱26人、青神24人，三县总数不过61人，仅为眉山县进士人数的7%，与眉山县的盛况无法相比。从眉州划归嘉州的洪雅县两宋有进士60人，当时的陵井监两宋有进士180人，亦根本无法与眉山县相提并论（见表3、表4）。

一流个体   就“进士”而论，在科举文化史上，两宋眉山909进士，可谓无可匹敌者。苏轼兄弟虽然没有考中状元，但他们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流的人才。

从考试的角度看，虽然苏轼兄弟在嘉祐二年（1057）进士科试中没有取得状元，但在嘉祐六年（1061）八月的制科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仅录取的三人中，苏轼兄弟皆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苏轼入三等，宋代制科入三等者仅有吴育、苏轼二人（一、二等空缺），苏辙入四等。宋仁宗皇帝读了苏轼兄弟的《进策》，觉得虽然言辞激烈，但眼光敏锐、切中时弊，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6]

从成就的角度看，苏轼兄弟以其散文创作成果，汇入韩愈、柳宗元开创欧阳修推进的“古文运动”，以创作实绩而为当时和后世推重，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尤其是苏轼可以说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集大成者，后人把苏轼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并称“四大家”，并有“韩潮苏海”之美誉。苏轼的成就还在于他的“天才全能”。从“文艺”角度看，苏轼在诗、词、文、赋、书画、绘画等方面有杰出的贡献；从“文化”角度看，苏轼在多个学科领域，比如美食、酒经、茶道、亭台、养生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文论、画论、书论、音乐学、农学、水利学、医药学等方面，也有自己的研究和造诣，提出了一系列文化史上富有开创性的命题和认识。著名苏学专家王水照教授赞曰“说不完、说不全、说不透的永远的苏东坡”。

据不完全统计，眉山县进士群体中成就卓著《宋史》[6]有传者14人：孙抃、石扬休、朱台符、苏轼、苏辙、任伯雨、任谅、家愿、任希夷、家铉翁、王当、史次秦、孙昭远、孙逢。

两宋眉山进士群体成因

宋代眉山进士群体的形成，与全国的大环境和眉山的小环境密切相关。

（一）客观原因

1.宋朝的大环境

文官政治“陈桥兵变”宋太祖夺取政权，灭掉南方各国之后，为了避免武将篡权，遂削夺了各地节度使的兵权，推行“重文抑武”的国策。其核心是利用文人治理国家，即用文官掌控军队，派文官出任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长官。文官从何而来？自然是通过科举考试从读书人中选拔。

宋代开国以后的几代皇帝都非常重视文教，重视人才的培养。“重文抑武”国策有效地调动了文人的积极性，充分利用了智力资源，发挥了文化知识的作用，文人的地位和价值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科举完善宋代的科举有长足发展。在考试原则上，宋代“取士不问家世”的限制呈逐渐放宽趋势；在考试规则上，宋代强化了举子与考官的行为规范。

宋代确立了三级考试制度，地方主持的选拔初试称之为“乡试”，第一名称“解元”；全国性的选拔考试，曾经由尚书省的吏部、礼部主持，称之为“省试”，第一名为“省元”；皇帝亲自主持的殿庭复试，称之为“殿试”，第一名为“状元”。

宋朝立国之初，就把科举取士作为重大的国策，禁止任何私人的破坏干预。曾巩《本朝政要策》说：“至太宗即位，兴国二年，以郡县阙官，旬浃之间，拔士几五百，以补阙员而振滞淹。又未命官，而赐之绿袍靴笏，使解褐焉。八年，进士万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万七千三百人。始命知贡举苏易简等受诏即赴贡院，不更至私第，以防请托。至殿试，又为糊名之制。”这些制度性的安排，一是把读书中举就可以做官变成了现实；二是让读书人做官形成了规模效应；三是朝廷临时性的科举考试措施，变成了有正式机构（贡院）常规管理，并且各种规章制度严密，极大地保障了科举考试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从而增强了天下知识分子对于新政权的向心力。

文风转变先秦、两汉的文章质朴自由，不受形式拘束，有利于表达思想和反映社会生活。但自南北朝以后，盛行骈文。唐代中叶，韩愈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后人称之为古文运动。宋初，杨亿等人又大煽浮艳之风，滋生了“西昆体”。宋朝皇帝对不重内容偏重形式的文风十分厌恶。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和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三次下诏申戒浮华，提倡散文。

欧阳修继韩愈之后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他在主持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的科举考试时，反对柔靡浮艳、提倡平易自然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青年才俊，逐步使文风发生转变。文风的转变，直接影响着科举考试的内容。

眉山学子还有得天独厚之处。苏轼《眉州远景楼记》说：“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宋代初期，科举主要考声律，学子们学的还是五代盛行的骈文，追求的是柔靡浮艳。只有眉州的士人与众不同，通经学古，坚守好的文风，把西汉质朴自由、不受形式拘束的文词作为宗师。这是眉山进士群体能够出现的原因之一。

2.眉山的小环境

社会稳定为了躲避关中、中原地区的战乱，唐、五代时期，向蜀中移民，前后持续了一两个世纪。这些移民顺岷江而下，来到风景秀丽、物产富饶的眉山一带定居。如石昌言的七世祖石臧用（曾任唐右羽林军大将军）召集家人说：“天下将有变，而蜀为最安处。”于是率家人徙四川眉山，遂为眉山人。

自北宋取得四川，至南宋灭亡，共有314年。期间，四川发生过王小波、李顺起义，历时3年，稍稍波及眉山；而宋与契丹、西夏、金之战，则没有波及眉山。眉山在宋代，基本上有300年的安宁稳定。

唐代至五代至宋代的600多年间，四川基本上是稳定的，而眉山则更为稳定安宁。

经济发展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在位期间，施行植树种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减免赋役等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大环境的影响下，眉州的官员亦跟随中央采取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例如，与苏洵同时代的黎希声任眉州知州，“仁明不苛”，减轻百姓负担，减少役使百姓，让百姓安于生产；魏了翁知眉州时，亦“课农桑，薄赋税，兴水利……是故政通而民和”。眉山进士群体的形成，与宋代经济的发展有间接的关系，与眉山经济的发展则有直接的关系。经济的发展，是进士群体形成的必要条件。

出版繁荣在宋代，眉山刻印书籍已自成体系，有官刻、家刻、坊刻。官刻的有眉州郡府；家刻的有程舍人宅；坊刻的有“万卷堂”“书隐斋”等。他们刻印的大量书籍，刻工精湛、版式疏朗、校勘精细，具有鲜明的蜀本特色。其中，著名刻匠王朝刻的《册府元龟》（1000卷）、《太平寰宇记》（200卷）、《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30卷）等书，属于“蜀大字本”闻名全国。“万卷堂”刊刻的《新编近时十便良方》（40卷）一书的最后有以下文字：“万卷堂作十三行大字刊刻，庶便于拾用，请详鉴。”这是古本中最早的刊记。程舍人宅刊刻史学家眉州人王偁著《东都事略》一书，在目录的末尾刻上了：“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这是中国最早在书中印有保护版权的标志。

到了南宋，眉山刻版印书已取代成都的中心地位，成为与浙江杭州、福建建阳齐名的全国著名三大刻书中心之一，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对书籍的大量需求，进而促进了耕读的氛围和学校的教育。

教育兴盛宋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文教。北宋有三次兴学：“庆历兴学”主张兴学以培养人才；“熙宁兴学”提出要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系统；“崇宁兴学”提出在全国的州县普遍设学。

两宋时期，眉山任职的地方官员都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如董储、黎希声、魏了翁等。南宋末赵与峕（“时”的异体字）《宾退录》卷一记载，眉州有学校13所：“嘉、眉多士之乡，凡一成之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名之曰乡校。亦有养士者，谓之小学。眉州四县，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县，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宁四所，普州二所，馀未之闻。”当时，官办的有州学、县学，民办的有私学、书院等。据《四川书院史》[7]统计，宋代四川各地建有书院29所，其中眉州有5所，眉山有2所：云庄书院，在眉州城南，眉州人史少弼嘉定四年（1211）建；北园书院，在眉州北郊，是曾任知眉州的李埴于宝庆二年（1226）以前建。

眉山不仅学校众多，而且学子众多。苏轼《道士张易简》[4]说：“吾八岁入小学……童子几百人。”《众妙堂记》[4]说：“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一所蒙学学校，学生竟有百人。苏轼13岁时，与弟弟苏辙到眉山城西的寿昌院上学，师从州学教授刘巨。南宋晁公溯《今岁试士竟置酒起文堂延主司且作诗送之》在夸说眉州“饮食犹俎豆，佣贩皆诗书”之后，还歌咏了当年州里举行解试的火爆场面：“白袍五千人，崛起塞路衙。入门坐试席，正冠曳长裾。”一州四县就有五千人应试，教育规模之大，真是不可想象。

眉山进士群体的出现，还与家庭教育紧密相连。《方舆胜览》卷五三《眉州》“事要”引《修桥楼记》说：“其(指眉州)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描述了众多眉山学子在家中挑灯夜读的情景。父母们不仅用科举及第的理想来激励子弟，而且身体力行，教育指导子弟读书作文。如苏轼兄弟除了在学校上学外，在家中则是由父亲苏洵教他们读书作文，苏洵在外游学时，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又担起教育两个儿子的责任。

（二）主观原因

先天下之忧而忧宋代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与实践，继承着先秦两汉以来“士不可不弘毅”的精神，普遍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眉山学子“通经学古”，一直延续着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加之“三苏”等人的榜样作用，眉山学子普遍具有“以天下为己任”“致君尧舜”的文化心态，这是他们勤奋学习、博取功名的内在动力。

书山有路勤为径据《宋史》[6]记载，淳化年间进士朱台符“好学，敏于属辞”。宝元年间进士石扬休“少孤力学”。嘉祐年间进士苏轼、苏辙兄弟，自幼就“奋厉有当世志”，勤奋地读书作文。元丰年间进士任伯雨“自幼，已矫然不群，邃经术，文力雄健”。元祐年间进士（制科）王当“幼好学，博览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绍圣年间进士任谅“力学自奋，年十四，即冠乡书”。淳熙年间进士任希夷“少刻意问学，为文精苦”。正是因为有众多学子的勤奋学习，才出现了眉山进士群体。

参考文献：

[1]王存，元丰九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眉山市东坡区党史方志办公室内部资料《眉山县志》（民国十二年版校注本），2008。

[3]眉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眉山市人物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3。

[4]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5]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7]胡昭曦，四川书院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