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天文学家落下闳

蔡东洲

 落下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今四川省南充市阆中市）人，生卒时间不详，主要活动在公元前100年前后。武帝元封年间（前110—前104），应征赴长安，主导编制了影响久远的《太初历》。由此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天文历算学家。

 在重人文、轻科技的中国传统社会里，落下闳在汉时并未受到足够重视，正史不为之立传，学界鲜有专题论述，但这并不影响落下闳在天文学领域的历史地位。2004年9月16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落下闳小行星”。2018年12月26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公布，把国际SONG一米望远镜命名为“落下闳—SONG望远镜”。

阆中市锦屏山观星楼前落下闳观星塑像（图片来源：阆苑仙葩阆中古城景区微信公众号）

 随着落下闳被评选为“四川首批十大历史名人”之一，海内外涌现出一股研究和宣推落下闳的热潮。2018年和2019年在阆中举办了两次以落下闳为研究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聚集海内外学者，共推落下闳研究的纵深发展。一些高质量的学术论著和普及读物、主题小说随之发表、出版。查有梁《落下闳传》一再修订出版，张治平《星耀长河——杰出天文学家落下闳》和《中国古天文圣地阆中》、李文福《天文巨星落下闳》、宋森林等《落下闳传奇》、刘甚甫《算尽天机——西汉历家落下闳》、张万福《落下闳与华夏春节之秘》等出版问世，还有阆中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编的《落下闳文辑》、阆中落下闳研究会主编的《桥楼落下闳》、 四川省川北历史文化普及基地编写的《落下闳》等内部资料印行。当然，这些论著还存在着浅表叙述、简单重复、推测虚构等问题，这既是当前落下闳研究存在的不足，也是未来落下闳研究努力的方向。本文仅就落下闳及其天文成就略加论述，以期有助于落下闳研究的深入和拓展。

落下闳的事迹

翻阅近年出版的相关论著，落下闳的生平事迹似乎已经相当丰满，并明显地呈现为3个阶段：入京前在家乡观测天文，入京期间在长安修历制仪，回乡后在家乡教授生徒。但这都是有学者希望这位天文学家生平清楚、事迹饱满，于是落下闳入京前秉承家学、自励观天的学者形象被描绘出来，回乡后讲学家乡、培养后学的老者模样被杜撰出来。因为这说法既无历史文献记载，又无考古发现支撑。可这些说法不仅出现在一些相关著作中，而且展示于落下闳纪念馆内。

东观汉记校注——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

 落下闳与司马迁为同朝士人，共同参与“太初改历”，可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未为落下闳立传。这可能只有一种解释，落下闳在朝仅仅参与了编制历法和改进“浑天仪”工作，并无其他事迹值得记述。追崇司马迁的班固虽然在《公孙弘传赞》中将落下闳列入西汉杰出人才予以赞扬，但在《汉书》中也没有为之立传。由此造成后世无从得知落下闳更多事迹。

据张存良先生收集和整理，两《唐书》之前史籍中有关落下闳的记载只有10条，其中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最为可信，陈寿《益部耆旧传》的记载最为详尽，二者是后世多种文献记录落下闳的原始底本。

 《史记》记载：“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益部耆旧传》曰：“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人也。明晓天文地理，隐于落亭。武帝时，友人同县谯隆荐闳，待诏太史，更作《太初历》。拜侍中，辞不受。”

 《史记》之载虽然简短，但已明确其身份、籍贯、负责工作和达成目标。《益部耆旧传》的记载更使落下闳的名字、隐居地、专业特长、主修历法、被召缘起、辞官不受等事迹清楚很多。据此，落下闳为巴郡阆中县（今四川省南充市阆中市）人，入京前确有天文学专长，隐居在一个叫落亭的地方，得到在朝做官的友人谯隆举荐。至于“落亭”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已无从考知。入京之后，以“待诏太史”身份主导修订历法工作，完成《太初历》编制。因而在颁行新历后被武帝拜为“侍中”，但落下闳“辞不受”，没有接受这个官职。至于是否归乡，文献没有直接记载，而“教授乡里”更是无从谈起。

落下闳与浑天仪

落下闳天文学成就的第一项成果是制造了“浑天仪”。“浑天说”在汉代是一种认识天地宇宙的天体理论，而“浑天仪”则是这种理论的物化，即依据“浑天说”制造的一种观测天地日月星辰的仪器。

 根据东汉蔡邕《表志》，秦汉时存在3种观测天体的仪器，即《周髀》《宣夜》和《浑天》。但“《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数术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故史官不用。唯《浑天》者近得其情”。只有“浑天仪”观测的数据接近天体运行之真实情形，因而大行于世。蔡邕记述的汉代史官使用的“浑天仪”以铜质为材料，“立八尺圆体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黄道，以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精微深妙，万世不易之道也。”这应该就是落下闳制作、张衡等完善的“浑天仪”，蔡氏评价此仪“精微深妙”。

 落下闳在这件“浑天仪”制作中确实充当着主导角色。时人扬雄在其《法言》中论及“浑天仪”时说：“或问‘浑天’。曰：‘落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乎！几乎！莫之能违也。’”被誉为“西道孔子”的扬雄生活在“太初改历”后的近百年，对蜀地同乡前贤的记述是可信无疑的。扬雄肯定落下闳是“浑天仪”器具的制造者，而鲜于妄人是其数据测量者，耿中丞（耿寿昌）是其图像的绘制者，即所谓“以著天体，以布星辰”。不过，鲜于妄人、耿中丞晚出落下闳数十年，只能算作“浑天仪”的验证者或校正者。正因如此，陈寿在《益部耆旧传》中直接把“浑天仪”制作和操作的功劳都归于落下闳一人名下，称“洛下闳，明晓天文，于地中转浑仪，以定时节”。这是对落下闳在“浑天仪”制作中所起主导作用的高度认可。经落下闳制作的赤道式浑仪在后来张衡等人的改进下运用了2000年，其测定的二十八宿赤道距离（赤经差）也沿用到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足见落下闳制造“浑天仪”的影响巨大而久远。

南充市顺庆区气象公园内浑天仪模型（图片来源：《巴蜀史志》编辑部）

如果我们就此得出落下闳是“浑天说”和“浑天仪”的创始人，那又未免言过其实。因为落下闳并非为“浑天仪”首创者。王蕃在《浑天象说》中记载：“浑天仪者，羲和之旧器，积代相传，谓之玑衡。其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浑天象者，以著天体，以布星辰。”羲和是远古时候的天文学家。可见，“浑天仪”早已有之，只不过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所以汪荣宝在《法言义疏》中说：“《隋志》所云羲和、浑天仪，相传谓之玑衡者，后代久无其器。”虽然“无其器”，但相关理论和信息都传存了下来，落下闳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制造了“浑天仪”。

 落下闳也不是“浑天仪”的终结者或集成者。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的天文学家对“浑天说”进行过反复阐释和完善，对“浑天仪”进行过多次验证和改进，其中张衡的贡献最大，其《浑天仪图注》全面总结和系统论述了“浑天说”，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并据此理论把“浑天仪”改造成“水运浑天仪”，以水漏为原动力。还有贾逵又给“浑天仪”增加“黄道”等，这才使“浑天仪”趋于完备。

落下闳与太初历

 落下闳天文学成就的另一项成果是主导编制了《太初历》。

 汉武帝“太初改历”是其“太初改制”的组成部分。战国以来盛行“五德始终”之说，帝王们都得为自己的政权建构政治文化标识，以昭示天命所在。汉朝前期没有顾及这项工作，而是“袭秦正朔服色”，但“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的呼声一直存在。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天下晏然。一时君臣决计放弃秦朝之旧制，建立“汉家制度”。换纪元，改正朔，易服色，更官号，封泰山，第次开来，用以构建汉朝的政治文化体系。其中，“改朔更历”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天文、历法、算数以及地面观测和历史记录等诸多领域，需要多部门和多学科的分工协作才能完成。

 落下闳在这场“改朔更历”中担当着重要任务，即“运算转历”。《史记》留下了简明记载：“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据此，《太初历》主要是落下闳与唐都分工协作完成，唐都负责对天体进行定位分区，落下闳负责按天体运行规律进行计算推演，最终达成“与夏正同”的目标。元封七年（前104），汉武帝正式颁行《太初历》，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

太初日历表

 与旧行《颛顼历》相比，《太初历》确实有着巨大的进步。它兼顾太阳运动和月亮圆缺变化规律，采用回归年和朔望月平均值为基本周期。它以寅月为岁首，置二十四节气于其中，与春种、夏忙、秋收、冬闲的农耕节奏合拍，对指导农业生产和生活更具实效性。它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而冬、腊、正三月不置闰，较之此前历法的年终置闰法更趋合理。《太初历》的这些处理办法对后世历法影响久远，经后世调整和改进过的农历沿用至今。落下闳发挥所长，运算转历，处理数据，为这部新历法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因此而名垂青史。

 当然，“太初改历”从启动到颁行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从《汉书》的记载来看，参与这项事关国体的大事的人员众多。兒宽与博士赐等人建议改历，公孙卿、壶遂、司马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议造汉历”，召募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与民间治历者20多人，还有淳于陵渠等人观测校验，一共形成了10多套方案，最终选定落下闳、唐都的方案，“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因而，《太初历》是分工协作的成果，既不能将《太初历》归功于落下闳一人，更不能归功于司马迁或唐都一人，当然落下闳在《太初历》编制中的主导作用是不可否定的。

落下闳的精神

 落下闳“运算转历”，参与编制《太初历》的功劳在当代就得到充分肯定。班固在《公孙弘传赞》中将落下闳和唐都作为汉兴以来律历方面的代表人物加以肯定和褒赞：“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本为方士的唐都、落下闳因其观星制历而比肩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赵禹、张汤、卫青、霍去病等文臣武将。

 当今落下闳研究者对他及其《太初历》的评价又超越古人，称颂《太初历》是中国特色的天文历法的“楷模”，为以后100多种天文历法提供了“样板”，充分肯定《太初历》“以孟春正月为岁首”和“以无中气之月置闰”等创建。

 当然，也有研究者对落下闳及其历法持否定态度。刘操南在《古代天文历法释证》中说：“就太初历所采的岁实、朔策的数据而论，除三统历沿袭于太初历的数据外，在中国历法史上102种历法中是没有一历采用这样疏阔的岁实、朔策的数据的。这和传统的六历相提并论，也是一种倒退的现象。”以致有人把《太初历》贬斥为“我国所有历法中最不好的一部”。

 由此可见，对落下闳及其天文学成就有着肯定与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不过还是以肯定为主。在今天看来，落下闳主导完成的《太初历》和“浑天仪”的科学性都有瑕疵，如“以律起历”就有失科学性。我们不苛求古人，但要客观公正地评价其天文成就，更要传承发扬其创新、求实、淡泊的精神。

  落下闳的创新精神集中体现在《太初历》的编制和“浑天仪”的制作上。汉武帝以前《颛顼历》已采行百年，而“浑天说”和“浑天仪”早在战国时已经出现。到“太初改制”时，虽然聚集20余人从事改历工作，并形成多套方案，而汉武帝采纳的是落下闳和唐都主导的方案，并颁行于世，正是《太初历》在置闰、正朔、节气等方面具有既往《颛顼历》和其他现成方案所没有的创新之处。同时，落下闳在原本“无其器”的情况下，依据“浑天仪”的流传信息制作了全新的“浑天仪”，“精微深妙”的历史评价正是对落下闳创新精神的高度认可。

 落下闳的求实精神集中体现在其客观看待《太初历》上。落下闳本人并不觉得自己“运算转历”完美无缺，还十分坦然地指出这部新历的误差。《艺文类聚》卷五《岁时下》引文记载：“巴郡落下闳，汉武帝时改颛顼历，更作太初历。曰：后八百岁，此历差一日，当有圣人定之。”《太平御览》卷一六《时序部一》有与此相同的记载。这就是说，落下闳知道《太初历》在800年后会误差一天。这反映了一位科学家的谦虚胸怀和求实精神，也给我们今天客观公正地评价落下闳及其《太初历》以启迪。

 落下闳的淡泊精神集中体现在其辞官不受上。汉武帝信用方士，众多方士装神弄鬼，迎合皇帝，神化君权，骗取功名利禄。落下闳本来就是方士，又在“太初改历”中立下大功，原本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名利，武帝也确实授予“侍中”之职，而落下闳坚决“辞不受”。这种淡泊名利、功成身退的精神正是传统社会大多数士人所缺少的，也是值得当今学者借鉴和学习。

 （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蔡东洲，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院长，落下闳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落下闳研究会会长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蔡东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