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成都（一）

初入成都诉悲喜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被誉为“诗圣”，与“诗仙”李白合称“李杜”。其诗歌深刻反应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急剧变化，再现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面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色，故有“诗史”之称。

杜甫像（图片来自网络）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战乱和饥荒使杜甫一直处于迁移动荡之中。乾元二年（759年），杜甫举家由同谷（今甘肃省成县）入川，经艰苦跋涉，终于在年底抵达成都。在成都的日子，是杜甫一生中难得的快乐安稳时光，也是他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杜甫在成都留下了众多优秀的诗篇。 当代诗人冯至在其著作《杜甫传》中评价到：人们提到杜甫时，完全可以不提他的生地与死所，却不能不提到成都。

初到成都，杜甫便写下纪行诗《成都府》，真切表达他当时的喜忧交并之情：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

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

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

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

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

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

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

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

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此诗风格古朴浑成，有汉魏遗风。全篇无惊人之语、奇险之笔，只是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明白如话。吟咏再三，则可感到平和外表下激荡着的感情波澜。 诗中喜和忧两种感情掺和交融，内心微妙的变化耐人咀嚼。

作为纪行诗，本诗用“赋”来铺陈其事，而“赋”中又往往兼有比兴，因而形成了曲折回旋、深婉含蓄的风格。 为寻找一块栖身之地，诗人举家远徙。诗的开篇道出眼前之景：夕阳西下，暮色朦胧，诗人一家风尘仆仆地在岁暮黄昏中来到成都，它既是赋，又兼比兴。“桑榆日”正是诗人垂暮飘零的写照，渲染出一种苍茫的气氛，同时也反映了诗人沉重的羁旅之情。

“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眼前展开的新天地，给历经艰辛的诗人以新的生活希望，欣慰之感，自不待言。“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快慰之情刚生，却又想到梦魂萦绕的故乡，何时再见，未可预卜。“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 ”，但见大江东去，自己只能做长年飘泊的游子了，心情悲痛。接着，成都市廛的繁华、气候的温和，又让诗人转悲为喜。然而成都虽好，终非故土，鸟雀天黑犹各自归巢，而茫茫中原，关山阻隔，自己何日才能回去呢？想到此处，诗人再度陷入了痛苦之中。当时中原州郡尚陷于安史叛军之手，一句“中原杳茫茫”，饱含忧国伤时之情。 “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也暗寓诗人对中兴草创、寇乱未平的哀思。诗人遥望星空，愁思怅惘，只能以自宽之词作结。 全诗写喜，并不欣喜若狂；诉悲，也不泣血进空，在舒缓和平的字里行间，寓含着一股喜忧交错的感情潜流。

诗人妙用比兴手法，笔下的自然景物都隐含深挚的感情。全诗闪过山川城郭、原野、星空这些空间景物，又使人觉察到由薄暮至黄昏，再至星出月升的时光流逝。这种交织使意境呈现出时空交错的立体美，烘托出感情上多层次的变化，达到情与景的自然交融。

明代胡应麟论东汉末年时的《古诗十九首·诗数》说:“ 蓄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杜甫此篇正继承了这一风格。而在思想感情上，它又突破了《古诗十九首》多写失意飘泊之士苦闷忧伤的小天地，运用喜忧交错的笔法，写出了关怀祖国和人民命运的诗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参考：《唐诗鉴赏辞典·成都府》，上海辞书出版社，作者：黄宝华，文章有删改）

（未完待续）

方志四川 篆刻：殷智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供稿：方志武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