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 开创地方官办学堂的世界先河

作者:蒋蓝 来源:20200710四川日报 发布时间:2020-07-10 10:40:34 浏览次数: 【字体:

成都石室中学北湖校区文翁化蜀浮雕。

蜀石经残石。蜀石经中有十三部石经,刻成于成都府学文翁石室之中。

人物简介

文翁(公元前187年-前110年),名党,字仲翁,西汉庐江郡舒县(今安徽省舒城县)人,汉景帝末年任蜀郡守,清正仁爱、举贤兴教、励精图治,深受蜀地民众拥戴,最终逝世于蜀中,“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被《汉书》列为《循吏传》(“循吏”指政绩突出、政声斐扬于天下的清廉官员)第一人,闻名天下。

主要贡献

文翁勇于创新,是历史上最早创立官办学校、施行“有教无类”办学方针的第一位地方政府领导人,汉武帝高度褒扬,推广于天下,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篇章。文翁任蜀郡守的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正处于中国古代第一次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文翁以其经世致用、廉洁勤政的卓越政绩发挥了引领时代的历史作用。

历史功绩

先秦古蜀文明曾有辉煌灿烂的成就,但因秦灭巴蜀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断裂,故《汉书》称西汉前期“蜀地辟陋有蛮夷风”,蜀地本土文献《蜀王本纪》亦谓之“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文翁举贤兴教,移风易俗,改变了蜀地落后风气,史称“大化”,“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影响广及于巴、汉二郡,从此树立了“巴蜀好文雅”、崇教尚文的优良传统。文翁继李冰之后,在蜀中大兴水利,将蜀中水利工程体系拓展至湔江流域,弘扬发展了大禹、李冰以来蜀地优秀治水文化传统,促进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的形成。

在川遗存

成都市有成都石室中学、彭州关口文翁祠两处纪念礼祀文翁之地。

当代价值

文翁“仁爱好教化”,其廉洁勤政、崇教尚文,而且勇于创新的精神,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意义。

□蒋蓝

据史料记载,蜀地第一次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学术事件是汉文翁化蜀,自此文翁贤名在蜀地内外传颂。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有一首咏文翁的五律《文翁讲堂》:

锦里淹中馆,岷山稷下亭。

空梁无燕雀,古壁有丹青。

槐落犹疑市,苔深不辨铭。

良哉二千石,江汉表遗灵。

西汉初年文翁兴学,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它不仅具有首创地方官学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它引入中原文化,并按照蜀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接受了中原文化润泽。卢照邻把文翁石室比喻为“岷山稷下亭”非常恰当,“稷下学宫”位于山东省临淄市齐国故城,为战国时期各派学者荟萃中心。事实证明,文翁石室确实承接了“稷下学”的育人教化之功。

扬雄《蜀王本纪》里有“蜀左言,无文字”之记载,就是说,古蜀时代仅有一些片言只语的神话和掌握在极少数权力者手中的“巴蜀图语”,群体精神形态并没有发展到理性化程度,文化普及程度明显低于中原。所谓“开明王朝”,远未达到文化的“开明”。

直至西汉年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兴学,建立文翁石室,地方政府办学这种全新的办学模式应运而生。文翁石室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办学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方官办学校,“蜀学”作为一个地域文化概念也源自文翁……它填补了中央太学与私学之间的教育空白,开创了全国地方政府办学的先河。就在汉武帝将文翁办学模式定为制度在全国推行之际,在万里之外的古罗马帝国,那里依然是以家庭教育为主要形式的教育体系……文翁开创的地方办学模式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教育之林。

“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出自唐代王维的《送梓州李使君》。一 言以蔽之,文翁教化,就像古蜀的纵目之神一样,为蜀人开了“天目”。

李君碑、裴君碑出土地为东汉蜀郡府衙

成都涉及文翁的传说很多,但历史的结论,必须以史料、出土文物为证。

2010年11月5日下午1时,天府广场东御街口人防工程施工现场像往常一样,正在有条不紊地施工。伴随挖掘机、搅拌机巨大的轰鸣声,突然有一个工人大呼:“快停下来!下面挖出了好大的石碑哦……”众人循声望去,在地表下5米处果然看到两块石碑,一大一小。“巍巍大汉,佁(yǐ)皇承度,昌光耀轸(zhěn),享伊余赏……”石碑虽然由泥土包裹,但刨开泥土,碑上面苍劲有力的篆刻字迹,依稀可辨。

经过考古专家一周的仔细清理,两块石碑终于重见天日。它们一大一小,大的一块碑高2.61米、长1.24米;小的一块碑高2.37米、长1.1米,两块石碑厚度均达40—50厘米,每块石碑均重达4吨左右。石碑出土时保存状况完好,碑文铭刻字口清晰,由于它们分别记录了汉代裴君和李君的事迹,分别被命名为《裴君碑》和《李君碑》。其中较大的一块是《裴君碑》,其碑阳及碑阴(即正反两面)共1400多字。除碑阳铭文外,《裴君碑》碑阴还刻有联袂捐碑的人名,共104个名字;《李君碑》有800多字……

“讚命俊臣,移苻(符)于蜀。同心齐鲁,诱进儒墨。远近辑熙,荒学复植……”两块碑的内容都是叙述了碑的主人——蜀郡太守任内的事迹,以振兴入学,为国家培养人才为目的,兴办学校教育的内容特别突出。这说明碑与学校教育有直接联系。两块碑属于德政纪功碑,应该安置在学校园区之内。有专家根据史料推断,碑文中的李君是东汉顺帝年间蜀郡太守李膺。而两块石碑安置在学校,正是当年的文翁石室所在地。

时光回溯到1900多年前,东汉安帝永初年间(107年-113年),成都发生了一场大火灾。这场火灾就正是常璩《华阳国志》所说的“永初后,堂遇火”。这场大火让成都整座城市几乎毁灭殆尽,只有西汉文翁修建的一间石头结构的建筑因为抗火性强,得以幸存。公元133年左右,河南襄城人李膺在百废待兴、成都教育处于最低谷时,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李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文武双全。他是带着恢复、振兴蜀郡学校教育的明确任务和理想而来。李膺在任时,以当年的文翁石室为基础,大力推进教育。

后来李膺调离蜀郡,与文翁一样,他在蜀任职时间不会低于3年。范晔《后汉书·李膺传》中,有唐李贤注引三国时谢承《后汉书》的材料:“(李膺)出补蜀郡太守,修庠序,设条教,明法令,威恩并行。……益州纪其政化。”在李膺离任3个月后,蜀郡本地人为李膺立下了碑文。这通碑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李君碑》。这通碑在146年被洪水冲倒了。后来又由另一位裴姓蜀郡太守在组织修缮学校建筑设施的工程中,安排有关官吏人员再度将它竖立起来。《李君碑》上有人在正面碑文结束后刻下一道横线隔断,另外加刻了一段“旁题”说明,讲述了《李君碑》被洪水冲倒后,再次竖立的过程。

西汉时期的文翁在蜀兴学,以石头修建教室,振兴教育。200多年后,东汉的一场大火几乎摧毁了一座城市,却毁灭不了文翁种下的教育火种。石室在,火种不灭,兴教之道,薪火相传。东汉蜀郡太守李膺重教,他离任后,蜀地百姓及下属为其立碑纪功。当《李君碑》被洪水冲倒后,又由同样重视教育的裴姓蜀郡太守再度将它竖立起来。两座汉碑赞颂了两位蜀郡太守为振兴蜀地教育而做出的努力,将李膺与裴君这两任太守在冥冥之中联系在了一起,也证明了文翁兴学精神的延续。也许,在李膺与裴君的心中也有着同样一座丰碑,那便是文翁。李膺与裴君这是在以实际行动践行文翁的兴学精神。两座汉碑见证了文翁兴学传统的延续与弘扬。

文翁开启的府学是教育的里程碑

西汉初年的蜀郡守文翁到底是个什么人?《西汉野史》上说,文翁本名党,字仲翁,庐江郡舒县(今安徽省舒城县)人。后因“文翁”之名太盛,本名反而知者寥寥。

文翁的家乡庐江郡舒城县,舒城是春秋时的舒国,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尤其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淫。他曾到京城长安读书,通晓史书《春秋》。对于德才兼备又有声望的人才,皇帝自然乐意征召,并授以爵禄。文翁秉性宽厚仁慈,爱护百姓和部下,又喜好以德才教化庶民,故而政绩颇佳,口碑甚好。西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左右,文翁被任命为蜀郡太守。

文翁赴任之前,对巴蜀充满憧憬,觉得这里也应该是教育昌盛之地。然而当他跋山涉水,越剑门过栈道,历尽千难万险方到达蜀郡时,看到的景象却是一幅夷狄之境、化外之民的景象。在“好仁爱教化”的儒学传人文翁眼中,“蜀地辟陋,有蛮夷风”。

为了彻底改变民风蛮夷辟陋的习俗,文翁走马上任之后,就开始实施教育大计。《汉书·循吏传·文翁传》记载:“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文翁首先通过类似察举的程序,从自己的属吏中选定优秀学员十来名,亲自担任教师,在短时间内加以突击性的强化训练,然后送往京城长安,让他们跟随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律令等。数年之后,学员们学成归来,他又根据各人学绩安排相应的官职,让这批精英在郡守、刺史等重要工作岗位上迅速成长起来。

在兴学的道路上,文翁并没有止步不前。培养起一批地方政治文化精英之后,他又精心谋划了一个更为详尽的人才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文翁决定把自己最初的经验进行“克隆”,创办中国第一个地方官办学校。这是他一生中作出的最为重要、也是让他名留千古的决定。

当时要办学,朝廷不可能拨给特别经费,蜀郡也没有这项经费预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文翁力排众议,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从蜀郡拨出专款经费,并亲自兼任学校首任校长。学校办起来了,校舍如何建设?这一点也没有难倒文翁,他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在成都用当地最多的最常见的石头垒起石屋,名之曰“文学精舍”,因为讲堂全用石头建筑,花费自然不大,故又简称“石室”,后人称作“文翁石室”,也有人称作“玉堂”“讲堂”的。文翁当校长,并不是挂职,而是亲力亲为,为学生授课。

文翁石室建立后,文翁的人才库从此开始产生“雪球效应”。为此他还启动了深思熟虑的配套工程和激励机制,政策向教育倾斜,支持兴学重教,教育中心任务之外的开支尽量节省。学员均享受各方面的优惠,学绩优异者委以要职,即便稍逊,也视为察举人才,享受免除徭役或赏赐等待遇。若干学员还被选入备用人才库。他每次出行巡视所辖郡县,都让品学皆优的学员同行,一方面让他们有机会“见习”接触现实,处理事务,培养实际才干;另一方面让他们沿途挨家挨户、现身说法宣讲教育新政。此类出行总是十分吸引人,令民间艳羡不已,纷纷希望有机会也到成都受学官教育,于是争相报名。“文翁石室”一开始创立就是“公立”学校,政府办学,且面向平民招生,这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

文翁祠是中国第一座祠堂

东汉后期,石室旁重建周公礼殿,用来祭祀孔子、孔门弟子、历代名儒,以及自盘古、伏羲、神农以下的历代圣君贤臣和治蜀有功的历代先贤,正式形成“庙学合一”体制,是当时全国第一所由政府建立的祭祀先圣、先师、先贤的专门建筑。这一体制在成都一直保持着,中间虽然在宋末元初、明末清初遭到破坏,但不久又得以恢复。文翁石室以及周公礼殿,是成都地区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也是当地最权威的寄托精神信仰的神圣家园。“庙学合一”的格局对后世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建制影响甚大,对历史上的教育制度、礼乐制度以及地方文化建设,曾起到过重要推动作用。

文翁最后死在蜀郡太守任上。文翁墓地在舒城县寨冲村(现华盖村)小学附近一处叫象形地的山坡,立数米高的石碑,现在墓碑不知去向,唯见两三松柏掩映下长满青草的坟茔。由于当时舒县属于庐江郡,故庐江城建乡贤祠(移建易名忠义祠),首立文翁崇祀,以启后贤。

蜀人立祠追念文翁,后人更是感念不已。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宋祁在《成都府新建汉文翁祠堂碑》中开篇写道:“蜀之庙食千五百年不绝者,秦李公冰、汉文公党两祠而已。蜀有儒自文翁始。”在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关口镇,至今仍能看到文翁祠的历史痕迹。

宋仁宗时,宋祁于嘉祐二年(1057年)为益州牧,次年建文翁祠。南宋文学家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常山宋公至府,闻其事叹息之,且欲成公意,乃即其旧址建文翁祠。祠之内,图张君平、郑子真、司马相如、扬子云蜀先士凡九人,及公之像而十,常山公为之赞。”从这段文字人们可知一个基本信息:宋祁修建了文翁祠,是希望通过修文翁祠将其精神发扬光大。由此可见,文翁祠是中国第一座祠堂,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祠堂文化。

《辞源》中【祠堂】的出处:《汉书·文翁传》:“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本词条同时还收录了张安世(?-前62年)与杜甫(712年-770年)的记载,而文翁生殁为前187年-前110年,由此说,文翁祠是见之于中国历史文献上最早的祠堂。

二千多年前,文翁走出舒城,为蜀地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开发边陲、促进中华民族大融合,最后病殁在任。蜀地百姓为追怀其功德,立祠致祭。作为文翁后人,世代相传以其为骄傲自豪。

文翁兴学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

在文翁有意识的提倡、奖励下,当时儒学在蜀地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传播,蜀人旧有习俗随之大变。这样,几年下来,文翁治下,崇学尊儒,蔚然成风。文翁兴学在巴蜀地区也掀起一股空前的办学热、求学热,使兴办教育不仅成为一种时尚,而且形成优良传统,薪火相传。据《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记载,东汉时,“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广汉冯颗为成都县令,“立文学,学徒八百人”。仅在成都一地,便建立了州、郡、县三级官办学校,这在全国实属罕见。除蜀郡外,巴郡、广汉郡亦建有官办学校。

学者谭继和指出,文翁兴学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恰在于中原文化对蜀本土文化的改造,这并没有窒息本土文化,而是使本土的优秀文化得到了一次空前的发展。

随着文翁将中原文化在本土的大力传播,人才蜂起,促进了四川以及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班固在《汉书》中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云:“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宋代田况在《进士题名记》中说:“蜀自西汉,教化流而文雅盛。相如追肩屈、宋,扬雄参驾孟、荀,其辞其道,皆为天下之所宗式。故学者相继,谓与齐鲁同俗。”蜀地人文蔚起,除当时频繁活动于长安与蜀中两地的辞赋高手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前117年)外,王褒(约公元前92年-前52年)、严遵(约公元前78年-12年)、扬雄(公元前53年-18年)等具有全国一流影响的文人相继崭露头角,以“文章冠天下”,并引得蜀人“慕寻其迹”,争相仿效。

由于文翁学堂是全国首个兴建的地方政府官办学校,它的演变发展也见证了成都一直延续了两千年的崇文重教传统。文翁石室从古代的“文学精舍讲堂”(公元前141年)、“文翁石室”(历代大多这样称谓),到近代的“锦江书院”(1701年),到现代的“成都府师范学堂”(1902年)及“成都府中学堂”(1904年),直至现在的“石室中学”。随着行政区划建制的改变,文翁石室弦歌不辍、文脉不断,先后作为蜀郡郡学、益州州学和成都府学等地方最高级别的官办学校,一脉相承发展下来。文翁石室连续办学已达2145年,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实现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地方官办学校从成都走向全国

自文翁首创地方学宫以来,重视教育形成传统,历朝历代官员,莫不以兴建书院、弘扬国学为任职期间最为重要政绩。从元代官方于文翁石室原址建立石室书院,清代按察使刘德芳接着在原址创建锦江书院的角度来看,文翁石室无疑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之一。中国规范化的书院最早建于唐代,成都自宋末以来,更是书院盛行。到了清代,成都市有名的书院有锦江、潜溪、芙蓉、尊经等鳞次栉比,尤以尊经书院培养出的人才对成都近现代文化的影响既深且巨。成都经济文化的繁荣和书院的昌盛,密切相关。

汉武帝将文翁办学模式定为制度在全国推行,也让文翁兴学对后来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翁轰轰烈烈的兴学,很快就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汉书·文翁传》记载:“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汉武帝此举,其实质是以文翁兴学为模板,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广新型教育模式。自此我国最早由地方官府开办的学校从文翁石室开始,就逐步推广到全国。

文翁不仅是推动了整个巴蜀地区的办学热潮,而且也带动了全国教育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到东汉时,终于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库序盈门”“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库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的教育局面。经过学校培养的官吏均成为儒者、学者,通过他们的努力及其表率作用,儒学得以渗透、贯彻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文翁对地方官学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等均有较大的影响,这对儒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文翁与治水传说

文翁为蜀郡守时不仅崇文重教,而且十分关注民生。发源于四川西北的岷江,每遇下雨,山洪暴发,泥沙俱下,淤积河床,河水常常泛滥成灾,较高的地方又易干旱。文翁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主持开挖灌江口,灌溉成都以北一片农田。《都江堰水利述要》记载:文翁任职期间,带领人民“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扩大都江堰灌区的官员。《续史方舆纪要》载:“灌口山,在灌县东北二十六里,汉文翁穿灌江口灌溉平陆处地,亦曰金灌口,以春耕时需水如金而名。”文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任期间使蜀郡出现“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繁荣昌盛景象。在四川彭州地区,至今还流传着文翁治水的传说:

西汉景帝末年,文翁任蜀郡太守。文太守善听民声,常步行于大街小巷以察民情。有一天,他看到成都街头有很多灾民,上前打听后,才知道繁县和湔氐县因湔江断流出现旱涝灾情,繁县良田裂缝寸余,湔氐一片汪洋,二县庄稼颗粒无收,百姓纷纷外出逃荒。

文翁实地来到繁县和湔氐县考察灾情。驻足天彭门,只见皂角岩垮塌,岩石压断湔江河床,致使断流成灾,上游水淹良田,下游久旱无收。文翁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文翁回到郡府,召集州官议事。大家认为,当务之急须立即打通皂角岩,以排上游水患,解下游旱清。文翁当即上书朝廷,争取治水资金,同时开始在地方的绅士中募集钱款。文夫人听说夫君广纳达官绅士之礼,夜责其夫不守清廉,文翁言之以理,夫人感慨,倾其家中多年积蓄以助太守。

不久,朝廷拨来专项经费,令文翁早日开工,时文翁也筹集到无数银两。秋后,文太守下令开工,坐镇天彭门亲自指挥民工挖掘河道。不到两年,就开通九条河,把湔江之水分流到下游各州县。皂角岩打通了,白鹿河的水源源不断地注入湔江,涝灾旱情因此得以控制。百姓欢呼雀跃,从此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在成都,早有将文翁治湔江与李冰建都江堰相提并论之说。另有一长联对文翁的历史功绩作了概述:“既庶何加曰富,曰富何加曰教,至道本自尼山,文不在兹乎?独怪二千年历唐宋元明无庙祀;穿堰然后有田,有田然后有收,深思长流湔江,民弗能望也!足征十七里中士农工贾具天良。”对文翁治水造福蜀地的伟大贡献,无限褒奖。

来源: 20200710四川日报
责任编辑:张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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