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调元，清乾隆绵州人，字羹堂，号雨村，又号童山、鹤洲、赞庵等。乾隆二十九年进士，历任吏部文选司主事、广东乡试副主考、吏部考功司员外郎、广东学政、直隶通永道等职。李调元一生，著述宏富，“蜀中撰述之富，费密而后，厥推调元”［1］。李调元博学多识，于经史、音韵、文字、方言、戏曲、碑刻、地理、风俗、博物皆有所长，于方志亦有建树，独立编纂了《罗江县志》，并纂有《通州志序》等方志方面的论著，在吸收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修志思想。目前，学术界对李调元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生平、文学、著述上，对其方志思想较少涉及，故本文从李调元方志思想的形成、主张和价值三个方面，对其方志思想进行较深入的分析，以推动有清一代蜀中方志思想的研究。

一、李调元方志思想的形成   

（一）家学师承渊源的影响

李调元父李化楠饱读诗书，乾隆七年进士。李化楠从小对李调元严加管教，调元“五岁入乡塾，授四书，尔雅”。后又让其受业于江浙名士姚江书院掌教李祖惠，从学经术，师从施瞻山、俞醉六、陈沄等学文艺。调元还“先后受业于徐君玮、查虞昌、陈群、陆冲等硕学宏儒”［2］。在父亲及名师的教导下，加之调元自身勤奋好学，李氏于经史、音韵、文字、方言、碑刻、地理、风俗、博物等皆有所长，为其日后在方志学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调元从事方志修撰还深受李化楠的影响。李化楠曾经编纂过《罗江县志》，李调元在其所撰的《罗江县志序》中云：“罗江县旧无志，乾隆九年邑令秀水沈公潜延余先君石亭公纂修”［3］。这对李调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继承父志也是李调元所想，其自纂年谱《童山自记》亦云：“《罗江县志》，先君所作……思以继先君也”［4］，明确表达了修志以继承父志的思想。

（二）个人爱好的影响

李调元的父亲李化楠喜好藏书，受其父的影响，李调元也喜好藏书，并极力搜集相关书籍，所收书籍形式不拘，诗文传记、书籍图录、裨野杂著、金石碑拓，兼收并蓄，“内多宋刊，抄本尤夥”［5］。特别是在他任职通永道时，恰逢朝廷纂修《四库全书》，“采遗书，开四库，于是人间未见之书骈麋至”［6］，并从翰林院周永年﹑纪昀等人手中借得各种类罕见典籍，抄录了副本。而李调元万卷楼藏书，多方志地理之书，为其涉猎方志领域打下了一定基础。在藏书的过程中，特别着重收录有关巴蜀方面的书籍，并由此编辑了以蜀中文献为主的《函海》丛书。

李调元喜好游览名胜古迹，但并不拘于游，在游览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做记录。风土民俗、山川地貌、奇景异物、碑刻金石，无所不记。通过随时记载，李调元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曾纂《蜀碑记补》以补《舆地纪胜》所记碑记之不足，也源于随时笔记，掌握了很多蜀地金石文献的资料。注重记录，随时笔记，使李调元掌握了许多实地勘察的资料，为其日后方志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乾嘉学风的影响

清代考据学在乾嘉时期最为兴盛，致力于文献的考据，精于考证，尤其长于利用金石材料的考证，受其影响，清代学者在方志学上更刻意于志体的完整，内容的赅博及其材料的详核，并强调以“征实考信”作为纂修方志的主旨。同时，他们普遍认为，一部好的志书应是搜采必详，考订必核，好恶必慎而不私，去取必严而不滥。这样的学术氛围对李调元的方志思想有一定的影响，“乾嘉时代，考据学盛行，调元独树旗帜，探幽发微，与诗家袁枚，史家赵翼鼎立文坛，堪称大家”［7］，而李调元在修方志的时候，也比较注意材料的考证。

二、李调元的修志主张

（一）关于方志的体例

在方志编纂的体例上李调元受到清朝学者朱彝尊的影响，所著《梓里旧闻》即仿朱彝尊的《日下旧闻》的体例编纂。《日下旧闻》是从一千六百多种古籍中选录历代有关北京的记载和资料。分十三门，即星土、世纪、形势、宫室、城市、郊坰、京畿、侨治、边障、户版、风俗、物产、杂缀，而以石岐考附末，书中每有引用的地方附上引用文字的出处。李调元将自己的和朱彝尊的思想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方志思想，认为在编纂方志时要“综合叙述，与地域相融”“附见各处，一景一艺文”“征而有信，一景一补充”。

综合叙述，与地域相融：对旧志中的一些门类按照地理的分布综合叙述并纳入新的门类，每一个新的门类都囊括了传统方志的内容。即按地理位置设志书门类。如将所编方志的地域分为内外，内设城内门，外分四方，设四乡门，东、南、西、北乡。城内门、四乡门之下又囊括了传统方志的一些门类，如祠庙、碑阴、寺院、山水、墓冢、人物、桥梁、园第等。李调元的《罗江县志》共十卷，补遗一卷。卷一有《城池》、《沿革》、《县署》等五门。卷二为城内门。卷三到卷八为四乡门，分述东、南，西、北乡。卷九为人物门。卷十节孝、道释、技术、生产四门。补遗为《附删误旧志一条》。卷二到卷八就体现了综合叙述，与地域相融的思想，而且均为自设门类，是传统方志中所少见的。在综合之后的方志门类中又囊括了传统方志中的门类，如北乡在祠庙方面就写到五显庙，在碑阴方面就写到断碑、碑记。在人物方面就写到李攀旺、李文彩。这样综合起来，便于查找某个地域的情况，且读起来简单，一目了然。

附见各处，一景一艺文：就是不设传统方志中的艺文志一门，而代之以将其附见各处，一景一艺文，一一对应，做到景物和与景物相关的诗文的结合。这与当时方志全志体例颇不相同，当时一般方志编撰是将艺文独设一门，譬如同是《罗江县志》，清嘉庆时李桂林等就将艺文独设一门，清同治时刘正慧、马傅业等也将艺文独设一门。这样做会不会杂乱无章呢？李调元为了处理这个问题，采取了低于正文一格的形式，以便查阅。如在写到文笔山南塔时，低于正文一格，将知县孙志祖写的重修南塔记附于其后。在写到蓬莱坊时，低于正文一格，将明丁宇耀《蓬莱坊修道记》附于其后。做到了景与艺文的结合，且便于查阅。

征而有信，一景一补充：李调元认为著述应该严谨，要做到征而有信，写出来的东西都要经得起考证。因此，在通过自己的考证后，前志没有的为之拾补，前志有误的与之纠正。每有考证之处，一景一补。概言之，所谓补就是对自己有考证的补上去，对其史料错误和记载失实之处加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且每谈及一处事物时，有所考证的就补于其后，做到一景一补。如四乡门北乡上，关于三清观的记载，“按万历总志，二里有三清觀，今亦无考，或企仙亭”。［8］关于绵阳误作沔阳的解说，“按绵阳江，即蜀都赋所谓浸以绵洛也，蜀地名绵阳皆因之，有误作沔阳，非也，沔在汉中”［7］。李调元在每有考证之处，采取低于正文二格的形式，既有别于正文，又有别于诗词，以便查阅。

（二）关于方志的功用

李调元注重并强调继承旧志和存史的作用，主张“思古、虑今、启后世”。思古：继承旧志，对旧志的不足加以补充。李调元在修志时注重对旧志的考证，发现其不足之处，并加以弥补，使其更加完善。如李调元就认为乾隆罗江志“时兵燹初定，并无书籍可考，又急于卒役，不及细访前代名家著述”［9］，其志可能有舛误或缺漏，应加以补充。虑今：考虑到当今，是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段。现世处于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段，是串联前人和后世的纽带，修志工作志在必行，修的志书可以保存现世的历史。方志的功用广泛，常提到的有资政、存史和教化。在存史方面李调元也深表认同，李调元谈到：“然而经制既久，沿革滋多。自建立郡县以来，其问政教之得失，民气之盛衰，田赋力役之轻重，不有志载，何以首风？”［9］。但李氏认为不仅要存史，更要重视存史的作用。要“继前志而补前缺”，看得更长远，不然“一旦填沟壑，咎将谁归”。启后世：要为后世借鉴参考。李调元认为所编志书，可以为后世编志提供参考，“盖欲矣诸贤大夫他日编撰古绵总志，以备芻荛之一采也。”［3］

（三）关于修志的方法

在修志方法上，李调元和历来诸多学者一样主张“勤于修志，保证质量”“引用资料，必经考证”“引用资料，采集要博”“引用文字，必附出处”。勤于修志，保证质量：编纂方志要做到勤，才可能避免仓促从事，草草成书，保证所修志书的质量。李调元因此“杜门读书”“夜以继日”，“历三年寒暑”才纂成一本志书。引用资料，必经考证：在编撰方志时要对资料进行考证，对所收集的文献资料互相校雠，去其无征，摘其可据。如嘉庆十八年《罗江县志》即全录李调元的黑水辩和雒城考。对金石文献要亲眼所见，不可误听口耳相传。“山巅水崖，凡有半碣残碑，自明以上者，莫不手自摹拓”［3］，以确保征而有信。《罗江县志》所录金石碑文颇多，全书达四十余处，且都出于李调元亲自考证和摩拓，方才使用。引用资料，采集要博：是指编撰志书要广收资料，使资料尽可能详尽。有了详尽的资料，志书的编撰才有坚实的基础，才能互相援引而发现正确与错误，将正确的加以采用，李调元在编写《罗江县志》时广泛的引证经、史、子、集等各部类书中有关罗江的资料，如《华阳国志》《元丰九域志》《晋书》《明史》《太平寰宇记》《元和郡县志》《大清会典》《文献通考》《读史方舆纪要》《四川通志》《蜀中名胜记》、万历《四川总志》、《震泽记闻》《茅亭客语》《九州春秋》《升庵记》《语林》《陇蜀余闻》《剑南记》《池北偶记》等。引用文字，必附出处：就是在引用其他书籍中相关文字时，要注明是出自什么书，而并非是自己纂写的，即要做到“其每条俱载原书之名”［3］。

三、李调元方志思想的价值

（一）不拘一格，敢于创新

在志书编纂的方法上，李调元颇具有创新意识，敢于打破方志的体例，不拘一格。方志体例一般就有城邑、户口、物产、风俗、名门、人物、传记、学校、艺文、祠庙等，都各设一门。这成为传统方志的基本体例。李调元亦敢于创新，提出了“综合叙述，与地域相融”，自设城内门和四乡门，是传统方志所没有的。“附见各处，一景一艺文”，虽非李调元首创，但与当时多数县志颇不相同。李调元在编纂写方志时不拘一格，敢于创新，有利于后代借鉴，同时鼓励了创新精神，特别是为巴蜀方志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思古、虑今、启后世

在志书的功用上，李调元注重并强调方志思古、虑今、启后世的作用。历代学者对方志的作用的论述，不外乎有三。或曰资治，或曰存史，或曰教化。李调元则偏重于存史，“身为民牧，而今一州之山川，风土，物数，方名，若隔膜而不相知乎”［3］。李调元不仅偏重于存史，而且还认为存史不仅具有文字的记载功用，还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李调元方志思想的思古，虑今，启后世或许没有那些人的高远，但却也有一番远见卓识。注重继承前志，对前志进行考证和补充，将方志编纂提到了承前继后的纽带的高度，有利于保存地方史料，特别是为保存四川地区史料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实事求是的修志原则

李调元修志时“引用文字，必附出处”“引用资料，必经考证”“引用资料，采集要博”，体现了李氏实事求是的修志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按方域历史现状实际修志，在纂修志书时既不阙漏，也不以己意夸大缩小。对所书之事要有根有据，对错误的论述要在有根据的基础上加以更正，在引用文献时要进行考据。在李调元看来，不认真做好这些修志之前的准备工作，是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也不可能修出好的志书来的。李调元修志注重实事求是，注重考、辩，征而有信，讲求直笔的编志方法，提倡并发扬了编志的重要原则，对后世修志的学者有一定启示。

参考文献

［1］王钟翰．清史列传［M］．中华书局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5917．  

［2］刘正慧，马傅业等．（清同治）罗江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2135．

［3］李调元．罗江县志·序［M］．丛书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4］李调元．童山自记［M］．［EB/OL］．wenhualuojianggovcn/tszjhtm61K，2006-06-14．

［5］李调元．闻万卷楼火和潘东庵三十并序．童山文集［M］．丛书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139．

［6］李调元．函海·序［M］．丛书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7］柯愈春．清代诗文集总目提要［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98．

［8］李调元．罗江县志［M］．丛书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63．

［9］李调元．通州志序．童山文集［M］．丛书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