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的版本
一、 《华阳国志》及其作者
《华阳国志》 是一部有影响的历史、地理着作，《四库全书》入史部载记类，近人则往往将其划入地方志中，并被誉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之一。
作者常璩（约公元二九一－三六一），东晋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自后汉迄晋世，常氏世代为官，为江原巨族。常璩少年时，得遍读先世遗书，颇负才名。氐人李氏在四川建立成汉政权以后，注意网罗旧家大族。李期、李寿之世，常璩任成汉史官，获读宫中图籍版档，曾撰《梁益二州地志》、《巴汉志》、《蜀志》、《南中志》等书多种。东晋永和三年（三四七），桓温伐蜀，璩与中书监王嘏等劝李势降晋。入晋后，因受歧视，不复汲汲仕进，乃怀愤裒削旧作，为《华阳国志》。
二、《华阳国志》的传钞流行情况
唐宋以前，书籍全靠传抄，流传甚难。学人求书，亦甚迫切。举凡内容新颖、代表性强、切于实用之书，有所闻知，必争钞购。故左思赋成，洛阳纸贵；陈子昂碎琴，百轴遽空。常璩所辑录者，皆当时中原学人所不深悉而极欲知晓之事，故每一卷成，即能钞售，无论江左、中原，流行并颇迅速，《华阳国志》为其最后定本，尤为世人所重。崔鸿求之七年不得，至于表乞魏帝访购，着于《魏书》。其他经人引用，今可考见者约举如次。
晋义熙中，徐广撰《晋纪》已采用。宋元嘉初，范晔撰《后汉书》采用尤多。同时，裴松之注《三国志》亦有引用。梁天监中，刘昭注《续汉书．郡国志》引用。太清中，萧方等撰《三十国春秋》亦依据之。此皆南朝人士之使用此书者。在北朝，则魏太和中郦道元撰《
隋唐时，则大业中虞世南等撰《北堂书钞》屡引之，贞观中，房玄龄等撰《晋书》尤多采用。同时欧阳询等撰《艺文类聚》，魏王泰等撰《括地志》亦颇引之。景龙中，刘知几撰《史通》，屡称此书，比于正史。开元中，徐坚等撰《初学记》屡引之。元和中，李吉甫《
宋世，则太平兴国中李昉等辑《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并多采之。景德中，王钦若等辑《册府元龟》采之。南宋则如欧阳忞《舆地广记》、王象之《舆地纪胜》，并多采入，时则雕板盛行，此书已有刻本，而旧钞传播于故家者犹多。川峡四路各州图经，殆无不引据此书者。
此后，各代一统志、地方志蔚起如麻，虽或地非梁益，亦多采录此书。其汇辑巨制，如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图书集成》等，皆几于录用此书全文。惟昔人采书，不遵原语，断烂割裂者为多。又或不检原本，意举其义；甚至剿录他书所引，未见本文；因而每有讹乱，不尽可据以校订刻本。
至于仅志书目与卷帙者，自《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通考．经籍考》、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应麟《玉海》、明焦竑《国史经籍志》、陶珽重辑《说郛》、清《四库全书提要》，以及近世书目诸刊，皆着录之。清代补辑《晋艺文志》诸家更无论矣。
此书刻本始于北宋，历世转多。明末以来，辑丛书者往往收入，并各以原书全貌与世相见，而颇有异同。清代诸校雠家考订此书者先后二十余人。
元丰元年（一０七八），成都府尹吕大防（《宋史》卷三百四十有传）开始镂行《华阳国志》。其目的仅在表彰一方人物，故云“庶有益于风教”。此刻本久已散绝，仅赖李□录存其原序一篇（参看《
常璩此书，在传钞时代，流行既广，窜乱亦多。钞者或肆己意为别字，或随爱憎有节删，或因误解文义而妄加增饰，亦有以前人批注语误入正文者。又或夹页误连，错简误缀。误衍、误脱，讹讹错乱之处，在在难免。自有刻本，始稍统一。然吕刻所据非善本，亦未加校勘。地志、霸史之部，谬乱颇甚，至如李□所云“载祀荒忽，刓缺愈多，观者莫晓所谓”。
李□字叔仅，丹棱人，史学巨子李焘之子（《宋史．李焘传》），嘉泰四年（一二０四）官邛州知州时，嫌吕刻讹乱，乃取《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与《益部耆旧传》参订，通正文理，从新刻版印行。是为此书最早刊行之整理本。此刻行而吕本遂废。明代诸刻，皆遵李氏。然李刻未久而蒙古军入蜀，文物荡然，故刻本流行于世者仍希，今世亦不可得，但能从明代诸刻知其大体面目而已。
李氏原序，自言整理工作亦颇矜慎：“凡一事而先后失序、本末舛逆者，则考而正之。一意而词旨重复、句读错杂者，则刊而去之。设或字误而文理明白者，则因而全之。其他旁搜远取，求通于义者又非一端。凡此皆有明验，可信不诬者。若其无所考据，则亦不敢臆决，姑阙之以俟能者。”是□仅据正史调整吕刻错乱之部，固未曾迳以己意窜改旧文。其所改正字亦不多，大抵皆有小注说明。今其注文具在。世有谓李□窜改《常志》者，非实。
李刻之遗憾，首在于未能博征旧钞善本，进行校勘。既属史学世家，讵无家藏此书钞本？乃亦未能取以校正吕刻，而别取正史校之。其序云“盖尝博访善本而莫之或得”。夫常氏原作，必不遵循旧史成文，是李□ 所为，仅能据史实疏通吕刻讹乱格塞之意，非可能得常着面目精神；且所订限于霸史之部，贡献殊属微渺。至于所谓整理吕本文，如《蜀志》与《李志》两处，则谬陋难以设想。乃犹自诩为“较以旧本之讹谬，大略十得五六”（原序参看附录二），未免失于夸妄矣。
李□刻版后三十年，元人据蜀，又四十年而宋亡，历元至明嘉靖时，约三百六十年中，更无刻本。嘉靖以后，明刻本有下列五种：
（１）嘉靖甲子（一五六四，嘉靖四三年）成都刘大昌刻本（以下省称刘本）。现存书两部：一部在四川省图书馆，一部在北京图书馆，亦各有残阙，互补恰成完本。冠首《知成都府杨经序》云：“
惟其刘大昌无校订此书之力，故所保存宋刻原文最多，适以形成此刻一大优点。近代大藏书家傅沅叔（增湘）《藏园群书题记》有长文称道此刻本，举出其前十卷佳字六十四处，解决清代校雠家如顾广圻等所怀疑而不能确定之问题颇多。如云：“如卷五‘以功曹李雄为大司徒’，廖校云：‘雄当作熊，见《后汉书》’。此本正作李熊。……卷十，‘同室斋定’。廖校云：‘ 误，未详，本或作窆字’。又，‘●谷二石’，廖校云：‘误，未详，本或作蜀’。今本正作窆、蜀字。凡此皆廖氏所疑而未敢遽为订正者，今得此本，若合符契，益可恍然矣。”（全文另载附录）。此外尚有绝大优点为傅氏所未道及者三：一，清初国内流行之明代刻本，《大同志》皆阙“太安元年”以下四页，刘本则全有之。二，又，皆脱《先贤．士女总赞》与巴、蜀、广汉、犍为四郡《士女小传》，刘本除巴郡外全具。三，又，《三州士女目录》人数与总数多不相应，说明各本皆有脱漏；刘本此《 目录》亦有脱漏，而独多出数人，可资以参订他本，补成总计数的全部人名。
（２）嘉靖甲子蒲州张佳胤刻本（省称张本）。张佳胤，四川铜梁人，嘉靖庚戌进士，《明史》卷二百二十二与《铜梁县志》卷八有传，避清庙讳作佳允。亦于嘉靖甲子官蒲州知州时刻行《华阳国志》。妙在与刘大昌初不相谋而同时开雕，同于甲子春季完成。据王世贞所撰《墓志铭》：“公之乞归也，实在万历丁亥… …明年戊子，卒得风疾不起。”又序其《诗文集》云： “卒年六十有二。”则张氏生于一五二七，卒于一五八八。其官蒲州在中进士后十四年，年三十八，正盛壮好事之时也。
《中国版刻图录》第五册有此书原刻第一页样片。用与吴琯刻《古今逸史》本《华阳国志》校，文字、行款相同，每面十行，行二十字。足见吴琯系用张本影刻，何允中《汉魏丛书》本亦然。故张、吴、何本及上海石印本大体相同。非如刘刻之为完本也。
傅沅叔《藏园群书题记》卷一《校明刘大昌本华阳国志跋》谓：“张氏蒲州所刻，观其《自序》，乃得钞本于澶渊晁太史家。嗣在江阳，假得杨用修本，又在梁，假得朱灌父本，交互取质，参正脱讹。”又“有《张四维序》，亦署嘉靖甲子元月”。“凡刘刻改正之字，张本一一皆具。可知二公校订之精审，视后世所传恶钞迥然大异。”“余昔年曾得抱经堂藏本，缺第十、十一两卷。嗣与友人易得完帙，今宝藏于双鉴楼中。”知傅氏亦有此本。或即转入北大图书馆者。
另据《山右丛书初篇》（近世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编印）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四十云：“《华阳国志》十二卷，晋常璩撰，明嘉靖本，张佳允刊。前有宋元丰戊申吕大防微仲序，次目录。十卷以下差谬过甚，卢弨弓先生按《自序》重订。末附江原常氏《士女志》一卷，张佳胤补。”
大抵张氏原刻有特点四：（一），用吕大防成都刻本为蓝本，但是本残阙。未得嘉泰李氏刻本相校，虽云用晁太史、杨升庵、朱灌甫三家批注本参订，并未校出诸多脱落，足见其用功殊疏。（二），有张氏新辑江原常氏《士女目录》附在卷末。（三），《先贤志》不仅阙《巴郡士女赞传》，又阙蜀、广汉、犍为三郡士女。又脱《大同志》泰安元年以上至永宁元年四页。（四），改窜宋刻原文之处颇多，每失常氏原作精神。例如《先主志》中，有不依宋刻，迳用《三国志》原文长段刊易宋本之处。致被后人斥为“俗本”。此正由其以学识自负，妄弄笔墨，反不如刘大昌之嘿无所措者焉。
（３）新安吴琯刻《古今逸史》本（以下省称吴本）。吴琯名不见史籍，所辑《古今逸史》五十五种，经上海涵芬楼影印，有所撰《自序》一篇，未着辑刻年月。各卷皆有“明吴琯校”或“明新安吴琯校”或“ 明吴中珩校”一行，与万历壬辰（一五九二）新安程荣所刻之《汉魏丛书》行款同式，而所收书鲜同（如《华阳国志》程即未收）。疑是与程荣同时分购括苍何镗之书，别自刊售，其时间亦在万历二十年前后也。
其《华阳国志》一种，系依张佳胤原刻，有下列证据：
第一，用《中国版刻图录》第五册所影张刻第一页，以及自北京所拍回的张本胶片同吴本相校，文字、行款均同。各行字画如一，可以相套，直同影刻。惟吴本卷首多“晋常璩着”与“明吴琯校”二行，致将“州牧”至“甄其”二行顺移下页。又，张刻骑页折线上为“《华阳国志》卷一”六字，吴本作《华阳国志》与“ 卷之一”两段于墨界上下。其他五十余处皆为此式。盖为求全书五十五种行款一致而改，于原文无所改也。
其二，江原常氏《士女目录》，张佳胤所辑（吴本已明着于题下），万历以前唯张刻有之，跋语作“佳胤曰”云云；吴本亦有之，同作“佳胤曰”云云。夫惟张氏自刻乃可作“佳胤曰”。他人刻本即当加上“张” 字，而吴本无之，足见其是全用张刻，更无所用心于其间。
第三，吴本有“校刻《华阳国志》凡例”六条，其第二条云：“《先贤志》遗第二卷《巴郡士女》计七十八人传赞，故旧逸也，宋李叔仅校刻曾未指出，今考明阙之，庶备搜补”。然吴本《先贤志》仅《汉中士女》、《梓潼士女》两篇，且皆无赞。无论巴郡，即蜀、广、犍三郡《士女赞传》亦无。验以另引之耿氏《藏书记》，则吴本所据仅为张刻之残阙本，而此凡例六条，实张刻文，故与吴本不相应也。
（４）武林何允中刻《汉魏丛书》本（以下省称何本）。《汉魏丛书》创辑于浙江括苍人何镗（字振卿，号宾岩，嘉靖进士，见《浙江通志》），原辑书一百种，分经、史、子、集四部，包有《华阳国志》。万历己卯（一五七九），东海屠隆（字纬真，《明史》卷二百八十八附《徐渭传》）为之改排为典雅、奇丽、鸿肆、藻艳四部，写有序文。但未刊行。新安书估程荣，购得其书三十八种，仍分经、史、子（集部全阙），于壬辰年（一五九二）刻行。有屠隆序，隆盖其介购者。此三十八种中无《华阳国志》，疑是被吴琯分购去矣。
何允中刊行《汉魏丛书》约在十七世纪初叶，即万历末年，分经翼、别史、子余、载籍四部，增辑为八十种。多取吴琯《古今逸史》诸书。其《华阳国志》编入载籍，内容与吴本全同。每行二十字，各行首尾起讫，与吴本毫无参差。惟每面只九行，故各页起讫不同。又无凡例。《目录》与各篇标题亦大悬殊。其《目录》不标卷数，作十四行平排。吴本之《李特雄寿势志》，何本作《雄寿势志》，而书中标题作《李志》。无《先贤志》，但有《汉中士女志》与《梓潼士女志》两目。（吴本则作“卷十、《汉中士女志》”，非用张刻旧目）。《后贤志》，作《西州后贤志》。各卷首行，何本标目顶格，不记卷数，其下有“晋常璩着”及“某县某人阅”共一行。如此相异而已。亦阙《大同志》四页与《先贤志》前二子卷，为其依照吴本，而非与吴氏同用张刻为蓝本之证。其最大荒谬处在于以《三州士女目录》为《序志》，而以常氏《序志》为《序志后语》。个别文字镌误，亦较吴本为多。在宋明刻《华阳国志》中，此为最劣。
何允中字文开，武林县人，见所题《丛书目录款识》，余无可考。其人盖略知文艺而不通豁，敢于剽窃改窜，而巧于推广销场之书估。其书每卷皆镌有校阅人名贯，如《巴志》，“武林黄嘉惠阅”；《 汉中志》，“蜀郡刘志曜阅”；《蜀志》、《南中志》，“吴郡汪明际阅”，如此广泛引列当时知名人物以壮声势，实皆未曾从事校阅。至如《序志》“武林钱敬臣阅”，竟不知其内容为《三州士女目录》。《序志后语》，“武林何士锡阅”，亦不知其为常璩《自序》，则其校阅名实可知。然竟藉此虚声，迷惑无识之八股文士，一时行销甚多。四川省图书馆藏有明刻单行之《华阳国志》一部，即用此本翻刻者也。
（５）天启丙寅（一六二六）李一公成都刻本（以下简称李本）。有知成都府李一公与钦差四川恤刑范汝梓两序（另载《附录》），均称“重刻《华阳国志》”。时距刘刻仅六十三年，非由版片敝败，盖不满刘本字体庸俗与段落谬乱，略作调整而重刻之。
（６）影写《永乐大典》本。《永乐大典》中收有《华阳国志》，系依李□校刻本缮正。清武英殿聚珍版《钦定四库全书考证》卷三十八之《华阳国志考证》，即对《永乐大典》辑出本之校勘文也。原辑本未经刊行，今《永乐大典》已散帙不可得。
（７）嘉靖中钱谷手钞本（以下省称钱本）。钱谷字叔宝，号罄室，出身孤贫，好读书。每得善本，手自钞写，穷日夜校勘，至老不衰。游文征明门，师其书画。《明史》卷二百八十七，附《文征明传》。查文征明生于成化六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一四七０－－一五五九），钱氏游其门下，当在中岁，即正德、嘉靖之间。其手钞《华阳国志》，今有《四部丛刊》影印本。就其笔力与印章推测，又当是钱氏晚岁所作，大约钞于嘉靖末年，或隆庆之世。在刘、张二刻之后。或与同时。其板本与刘、张二本又不同，是其所钞为李□刻本。审其内容，有为钞自李刻之证据数端：仅有李□《重刊＜华阳国志＞序》；各篇文字，殆与刘本相同，但多古字，无俗字；提行空格，皆有法度。每有无文空格，其格数与校得宋刻原阙或作黑疤之字数相当；文中小字夹注，经考订可知全属宋刻已有之校语；多有避宋庙讳，如恒作●之类，至敦字缺笔为避光宗讳，故知为依南宋刊本；卷十分上中下三子卷，标题为《先贤士女总赞》，各传本为注文，此与刘本均通为大字。与《四库全书提要》之“《总赞》相续成文”，及“□本第十卷分上中下”各语符合；提行处与刘本大异，则非据刘本。《蜀郡士女志》后无“ 佳胤曰”按语，亦不附《江原常氏士女志》，则非据张刻。第三卷《
今世不可复见李□刻本，清初江南藏书家固当有之，藉钱氏此钞，获于今日识见李刻形制，为益甚大。惜原钞不言所据版本，殊劳猜测耳。
3.清中叶刻本与校勘工作
清代校勘《华阳国志》，始于干隆三十九年《四库全书考证》之《华阳国志考证》，只十二条，仅用何允中本及《后汉书》文订正《永乐大典》辑出之影写本。且其书未印行，今置不论，但录曾刊行者与从事刊本之校补者如次：
（１）乾隆通州李调元辑刻《函海》本（以下省称《函海》或《函》）。李调元字羹堂，号雨村，绵州罗江县人，干隆癸未（一七六三）进士，戊戌岁（一七七八）官直隶通永道时，搜集蜀人着述（仅少量非蜀人作品）百五十九种镌成丛书四十函，称为《函海》，“皆知不足斋所未采者”，号为当时三大丛书之一（《汉魏》、《知不足斋》、《函海》）。其书以《华阳国志》冠首，亦惟《华阳国志》一种为精校之本。其底本为苏州朱文游家所藏吴县惠氏红豆斋旧物，经惠定宇批校之宋椠。又有钱谷钤记，可能即钱谷据钞之底本。一时校勘名宿如吴骞、卢文弨、金榜、程瑶田、陈鳣等并推重之，许为邛州原刻。李氏从丁小山（名杰，浙江归安人，亦校雠家）家购得，并取刘大昌、李一公、吴琯、何允中本，手自校勘，注其异同。是为十八世纪内最为完善之足本《华阳国志》，《函海》一书，以此取重于时。
《函海》开雕于辛丑（一七八一）秋，至壬寅（一七八二），全书将成，李因亏空撤职。刻工收工赀未足，不肯发版，赖其戚南部陈琮（字韫山，时官永定道）借银三百两赎回续雕，至甲辰（一七八四）春完成。李自撰有后序。此书校勘工作甚细致，态度矜慎。凡提行、空格，诸本异文、别字，各家批注，无不忠实注出，使阅者如兼得诸本。又无辄以己意窜改之迹，是其远胜宋明诸刻之处。所集明刻中无张佳胤本，故亦无《江原常氏士女目录》。
《函海》初刻，自《华阳国志》外，他本讹脱颇多。各方对之多所指责。至嘉庆十四年（一八０九）；调元从弟鼎元（字叔和，号墨庄）致仕回籍，检定全书，改正篇目，并校订文字若干处，付调元子重夔刊行。重夔讬言搬移损失，另刻新板，于道光乙酉（一八二五）完成，仍四十函，是为绵竹重刻《函海》。其内容与通州旧刻出入颇大。剔去旧刻十三种，新收入者十四种，各函编次之书殆与旧刻全异，而以《华阳国志》冠首如故。其《华阳国志》，较旧刻少吕、刘、李、范四序，仅存《李□序》一篇。
（２）乾隆江西建昌王谟刻《汉魏丛书》本（以下省称王本）。王谟字仁圃，江西金溪人，干隆丁酉（一七七七）进士，授知县，自乞教职，选建昌府教授。好着述。尝辑《汉魏遗书》五百余种，撰《江西考古录》，《豫章十代文献》等书。嫌程荣、何允中《汉魏丛书》义例未善，乃就学署增订为八十六种，干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刊行。学使桂林陈兰森为之序。亦载屠隆原序。谟自撰《凡例》九条。又于《目录》后作《总跋》，指斥何允中本之谬。又载有“参阅姓氏”九十二人，皆南昌、南城、南丰、新城、泸溪诸县生员与建昌府学生。
其中《华阳国志》一种，仍只翻刻何允中本，但从载籍转入别史，并加圈点而已。其以《三州士女目录》为《序志》，《序志》为《序志后语》，及脱《大同志》四页与脱《先贤志》两子卷等重大缺点，皆无所指称与修正。故就《丛书》全面言，王本稍胜于何；就《华阳国志》言，则无毫厘差胜于何本，且其圈点谬妄，篇页错落之处颇多，实非佳书，而清代学人多重之，称“江西本”，足见其时认真读书者少也。
其首卷《巴志》标目行下，有“晋常璩着，万载袁廷鳌校”十字。以下各卷则只“晋常璩着”四字，不更载校阅姓名。是为与何本唯一不同处。袁廷鳌者，干隆己亥（一七七九）乡试举人，选知县（见《江西通志》卷三十四《选举表》），盖王谟教职任内最先捷之门生，实未参加校阅，但藉其微名以自壮，仍是何允中攀载名流入书故智。乃此后直至清末，凡刻《汉魏丛书》者皆遵江西本，于《华阳国志》下亦皆有“万载袁廷鳌校”一行，可谓书林怪事。
（３）浙江杭州增补何允中《汉魏丛书》本（以下省称浙本）。自何允中刻《汉魏丛书》，至干隆时，已二百余年，原刻存于坊间者少而购者益多，至于书贾“多以建阳书林所刻《汉魏名文乘》冒充”（王谟《凡例》语），王谟因而增辑，别镌为江西本以夺其利。杭州书估又复訾短王本，乃更向江浙诸藏书家求得善本改易何刻《汉魏丛书》之一部分为浙江本以与相竞。所刻仍依何允中原式。镌刻时间未详。
其中《华阳国志》一种，原用何本影刻，雕成，乃更剜补成为足本。其改补何本之处，约举如次：
《目录》依常氏《序志》十二卷原目，改用吴本款式，卷数与题目各占一行，而第十卷又分上中下，共占二十九行。洗去何本《序志后语》等荒谬标题。惟卷十上、中、下卷分题为《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总赞》，《汉中士女总赞》，与原着剌谬。
第一至九卷，行、叶全同何本，惟多有剜补拥挤字及剜余空白处。例如：卷五第五叶下，何本原文“汉二十二世孝灵皇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太常刘（以上第四行）焉字君朗江夏竟陵人汉鲁恭王之裔建议…… ”（第五行）两行，此本在前行刘字上剜补“竟陵”二字挤刻。于次行朗字下，剜去“江夏竟陵人汉鲁恭王之裔”十一字为空格。如此例多不胜举，故文虽改易而各行首尾与叶数皆仍旧刻无变动。
卷第八（《大同志》），除剜补挤刻字外，又补原脱宋刻四叶文字。其处理方法为：于第九页末行“廞腹心也”句下空白处增小字夹注云：“此下向有脱文，今补刻四叶。”其所补刻，自“永宁元年”以下共六十行一千一百九十四字。其叶数番号则改第九叶为“九之一”。所补为九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以下乃为第十叶，故亦未移乱旧刻叶序。但因旧刻为每面九行，行二十字，此千一百九十四字不能恰满四叶，故“ 九之五”又空一面零三行无字。“太安元年”以下仍旧从第十叶起，剜补之文仍同前法挤排。
第十卷补上中二子卷及赞如钱钞本，共有二十四叶（原何本只八叶），则完全不同何本矣。
删去旧《西州后贤志》标目之西州二字。
纠正何本《序志》标题，仍为《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改次行“晋常璩着武林钱敬臣阅”为“常道将集”四字。空第三行。自第四行起复与何本行、叶从同，但多增补各人品题字，挤刻于行首。例如：第二条“林闾字公孺”上增“高尚逸民”四字，九字挤刻，孺字以下小字不动。第四扬雄条，多“德行 ”二字，与“给事黄门”六字挤刻，“侍郎”以下字不动。
改正何本《序志后语》标题，仍为《序志》。
改所有“撰曰”为“赞曰”。
删除原附《江原常氏士女目录》一篇。
此书未着镌刻时间与剜补缘由和依据。兹就上列特点推之：因改“撰曰”为“赞曰”，是《函海》特点，所补各叶文，又皆《函海》所有，所删《江原常氏士女目录》，亦《函海》所未收；故可疑其剜改所据为《函海》。剜补时间，当在王谟镌行江西本不久，即干、嘉交替之间（一七九六前后），盖欲以此诸优点压倒王谟本，亦坊间决胜之一着也。惟此刻亦有廖本所具而《函海》所无者二特点：一为《巴志》“殷人前徒倒戈” 句增“前徒”二字，一为《三州士女目录》中所增品题各字，则又似廖本刊行以后即嘉庆末岁（一八二０前后）始剜补者。卢校本固曾先据《函海》本而又别有所增订也。细考其所依据，乃卢文弨校本。
（４）嘉庆甲戌（一八一四）廖寅南京刻本（以下省称廖本）。廖寅（一七五二－－一八二五）字亮工，号复堂，四川邻水县人，干隆己亥（一七七九）乡试举人，捐选河南叶县知县。因擒获白莲教首刘之协超升镇江知府，赏戴花翎；旋护常镇通海道，兼管扬州税关；转江西吉南赣宁道；未久复升两淮都转运使。皆当时所谓“肥缺”。既富盛岁赀，谬附风雅，借钞得孙星衍家藏宋本《华阳国志》，先后邀请元和顾广圻、江宁顾槐三为之校勘，雇名刻工刘文奎兄弟就所居题襟馆镌刻。甲戌年刻成。世称题襟馆本。
廖本胜于以前诸本之处，专在于校勘，其校勘态度之审慎，见解之精辟，表现于下列各点：（１），虽有宋本依据，仍复引据群书，多所订正。（２），校语简洁，夹注行间；订正虽多，未尝改窜原本，阅者循文及注，其义自通。（３），凡所订正，虽多用臆测，后经别本证实其正确，足见其识力。（４），校正地名错字皆发前人所未发。（５），首先指出旧刻汶山、越嶲两郡间脱简，并搜列旧籍所引此段脱简中文字五条，提出考订线索。凡此诸优胜处，皆出于顾千里手，以及顾槐三之参订斟酌，廖寅无所预也。其缺点在于未多征集异本参校，不惟蜀中刘、李诸刻及蒲州张刻为所未见，即比较完善之《函海》本已经行世三十余年，亦未取供参考，故着力虽多，取信不足，较之《函海》，互有短长。今从北京先后借得顾氏原稿覈之，其手笔即批注于经何焯校录之元丰底本上，而二顾竟无所觉，真可怪也。
（５）清中叶校勘《华阳国志》诸家。
于时民间校本多未刊行。其于《华阳国志》有所贡献者，据所知有惠栋、卢文弨、顾广圻等诸大家，略述于次。
红豆斋惠氏者，其先惠恕字元龙，一名周惕，康熙辛未（一六九一）进士，官密云知县。其子士奇（一六七０－－一七四一），辛卯（一七一一）进士，官广东学政。父子皆好藏书。士奇子栋（一六八七－－一七五八）字定宇，号松崖，不乐仕进，专力学艺，恒以校书自娱。家藏旧刻既多，互用勘正，俱成善本。故有得其藏书钤记及校注批札者皆珍视之，称惠校本。惠氏不刻书，但以校本、复本与他藏书家掉易秘藏。其时宋明刻本《华阳国志》惟吴琯、何允中二本在江南流行。惠氏所藏独有李□刻本，较吴、何本多数十叶，称为足本，历世珍秘，专以校订本与人掉易他书。其书有钱谷钤记，盖即谷钞本所据。惠栋死后，家落书散，此本入于同邑朱氏。干隆戊戌（一七七八）又转入归安丁氏，即《函海》所据本也（参看《附录》《函海》诸跋文）。其中惠栋批注仅数处，一时士流，皆以其为红豆斋旧物而重之。
乾隆癸巳（一七七三）开四库馆，征求遗书，歙县鲍廷博（一七一八－－一八０三）献书最多，时称为江南第一藏书家。所藏《华阳国志》皆吴、何本，所刻《知不足斋丛书》亦未收录。故惠校足本出世，曾经哄动一时。实则其所取据为蜀刻刘、李本，故其增补文字，与刘、李本略同，出入不大。小酉山房主人丁杰（一七三八－－一八０七）于一七七八年购得朱文然所藏红豆斋足本，曾取蜀刻刘、李本校勘，有陈竹厂诸人襄其事。见《程瑶田跋》。一七八一年，乃由程晋芳（一七一八－－一七八四）介让与李调元，为《函海》冠冕。李调元再取明刻各本细校镌行。
惠栋另有校补《华阳国志》足本，曾经抱经堂卢氏换得。抱经堂卢氏者，先有余姚富人卢存心，好藏书，干隆丙辰（一七三六）举博学鸿词，未仕。其子文弨（一七一七－－一七九五）字召弓，壬申（ 一七五二）进士，一七六八年弃官归养。潜心汉学，尤嗜校雠。所校经、史、诸子、小学书甚富，或刊行之，或总为《群书拾补》。有江阴诸生赵曦明者襄赞其事。所校《华阳国志》，使用版本已多。又为江南藏书家中最先得蒲州刻本者。
《山右丛书》载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四十又有“卢氏校张本”一条云：“干隆二十五年丁丑二月，卢氏校张本。卷十缺上中二卷，但存下卷，今补足。先《总赞》，次《士女传》。《蜀中士女》为上卷。《巴郡士女》宋本已缺。《广汉犍为士女》为中卷。《 汉中梓潼士女》为下卷。”
又录有按语一条云：“常璩《三州士女目录．巴郡士女》范目以下共一十八人，当列《蜀郡》后为第二卷。今按本志赞传并阙，岂称全典哉？自宋吕大防、李 □二刻已无闻矣。先民往则，宜垂竹素。强识之士，不重有感耶？”（原有双行小注云“此条在第十卷《蜀郡士女赞》后”。）盖即购得卢校张本后题记也。
卢氏得张佳胤刻本于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亦系脱卷十上中二子卷与《大同志》四叶者，即吴琯所据之本，系明代江南所有唯一之张氏刻本，卢氏依惠氏校本补足，仍阙《巴郡士女赞传》。其第九卷末有题字云：“按《魏书．崔鸿传》，云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久思陈奏乞缘边求采云云。然则元魏时已阙此卷。抑不知璩本有录无书，不补可也。又按其子子元云：正光三年购访始得。是有此卷。”（参看附录耿文光题记）则考订亦殊未精。大抵卢氏长于经学，于史事未能深透故也。
卢氏晚居杭州新桥之抱经堂，所校书不似惠氏之秘护，而乐于流通。除自刊行外，常听友好转钞。上述杭州剜补之《汉魏丛书》本《华阳国志》，即据卢校本改补者也。
卢校《华阳国志》足本，于乾隆癸丑（一七九三）经海宁陈鳣（一七五二－－一八一七）借钞。鳣尝携至苏州上津桥石泉古舍，于一八０九年与黄丕烈校阅，有批注。此本后为山西耿氏万卷精华楼所得，亦见《耿文光题记》，称为“卢氏校张本”。陈鳣校语，细楷朱书，录于张本上端，自别于卢氏校语。鳣字仲鱼，嘉庆三年（一七九八）举人，好校雠。与嘉定钱大昕、大兴翁方纲、金坛段玉裁、苏州黄丕烈诸人友好，其经学之深与藏书之富，并为当时浙中首屈。黄丕烈字荛圃，苏州吴县人，干隆戊申（一七八八）举人，博学嗜书，收藏宋版极多，名所藏书处曰“百宋一廛”，自号“佞宋主人”。亦好校雠与镌刻。所刻古籍，务遵原本款式，不容妄改，为一代刻书程法。他与陈鳣订交于晚岁，以互出秘本勘校为乐。
耿文光初欲以所得“卢氏校张本”付刻，嗣觉其校犹未精而止。耿氏自记云：“见赞中一条，至名齐吴王止。张本旁注下有阙文。卢校云：名齐吴王耳，非阙文也。乍读之，疑王字实玉字之讹。名齐吴王，实不成句。因取《函海》本对勘之，果是吴玉。……卢校反逊《函海》之刻，遂置之。”（参看《先贤志》吴玉条校注）。于此，足见卢氏校勘之深度殊逊于《函海》。亦足见惠氏校本与卢氏校本相异之处。
阳湖孙星衍（一七五三－－一八一八）字渊如，干隆丁未（一七八七）进士，历官山东道员，至布政使。富于藏书，亦好校雠，所镌地理书颇多。其家藏有校录元丰吕刻残本《华阳国志》，有何焯、李调元、段玉裁校阅批字。未刊，让与廖寅，并劝其延元和顾广圻为之校勘刊行之。即题襟馆本所据底本也。
顾广圻（一七七０－－一八三九）字千里，号涧 ●，元和县学生。师事同县经师江声（一七二一－－一七九九），通经史、训诂、天算、舆地之学，目录学尤为专长，不求仕进，以校雠、着述为业。当时名宿孙星衍，张敦仁，黄丕烈，胡克家皆延请其校勘宋版经籍，考订文字，咸以精当见称。其为廖寅校《华阳国志》，在嘉庆庚午（一八一０），即廖寅年届六十，两淮盐运使任内。顾氏时年四十余，矜负意气，颇与廖不惬洽，中途辞去。终其业者实为顾槐三。
顾氏手稿前四卷现藏北大图书馆，其稿系就吴琯刻本上用朱墨标识，批注行间格外殆遍。亦杂有他人参校批语。顾氏大字行书。参订者字娟秀真书，其一处云“秋碧按”，盖顾槐三手笔也。其下方栏外，每有墨渍掩字，未能全读。首卷《吕大防序》题作《华阳国志引》，顾眉批云：“《四川通志》作《后序》。”又批“抄本无此序”，谓孙星衍所钞宋本也。序末“元丰戊申秋日吕大防微仲撰”句上，批云：“ 元丰无戊申。戊午，元年也。庚申，三年也。”初未肯定何年，刻本乃作戊午，盖刻时乃依《函海》本定之。即此一点，亦足见顾氏校书未尝注意版本，但以意为之。然甚精细与慎重。
顾氏校勘此书之方法：首在清理其郡县体系，撮取前四卷中各郡属县名称、数目、置废、度移等文记，整理为表。廖刻所附《补华阳国志三州郡县目录》，署称“邻水廖寅”者，实剽夺顾氏创作。顾氏原稿写在《目录》叶后空白处，字迹可辨。地理说明，全局在握，乃更从汉、魏群书中摘录引用《华阳国志》诸文若干条，汇写一处，以便核对（写在《目录》叶后，正文首叶前）。以下乃于正文行间格外，批注其纠误、存疑及考订文字。其准备工作，甚有法度。
正文首行标题《巴志》下，行书大字二行云：“ 癸酉十月，重读一过，颇有点窜处，后之得此者□□之。涧●记”。（中二字照片不明）。癸酉，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即开雕前一年，盖顾初辞去时持去此稿，廖寅既决定付雕时乃索得之。由于顾氏受其薪给，故不得不付。廖寅并未遵其原稿刻行，而别取顾槐三之说，又并攘为己作焉。
顾槐三字秋碧，江宁县人。幼着文名，不求仕进。所着有《补后汉书艺文志》十卷，《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俱收在《廿五史补编》。又有《然松阁赋钞》与《诗钞》。生卒年月无考。据蒋国榜跋，为干嘉时人。盖与顾广圻先后受廖寅聘校此书者，最后定稿实出其手，廖序似亦彼所代撰。序中单称顾广圻者，自逊让，不敢与千里争名也。其序别创奇说，妄谓“华山在岐州之北，其南正值梁益，与太华不同”。足见其人浅薄无根柢，非可以赓续顾千里事业者也。
顾槐三改易广圻校语处与遵用处，可于此稿本明白指出。兹举《巴志》首段为例：廖刻本“历夏殷周”句下有小注云 “当作历虞夏殷，脱虞字，衍周字”十二字，顾氏原稿并无此语。应是顾槐三意。细审常氏原意，固不当有虞字，顾广圻亦不至有此谬注（参看卷一校注）。又顾千里原稿，首段上方栏外有行书额批云：“广圻按，自此至凡统郡一十一，县五十八是《总序》。十一郡者，蜀郡、巴郡、广汉郡、犍为郡、汉中郡，牂柯郡、西城、永昌、建宁、朱提也。”此批语四十八字，有朱笔泐勾，下批真书二小字云“不然”，盖秋碧批驳字。廖刻本亦即无此校注。又转下叶“分益州巴汉七郡置梁州”句额上，原稿有“广圻按，此谓巴一，巴东二，涪陵三，巴西四，宕渠五，汉中六，梓潼七也”。挨下“更割雍州之武都阴平荆州之新城上庸魏兴以属焉”句，原稿于新城侧注“十”，上庸侧注“十一”，魏兴侧注“十二 ”等共五字。又于其额上批“十二明甚”四大字。廖刻本于“凡统郡一十一”下有校注云：“当作二。按巴汉七郡者，巴一……梓潼七也。所广益者：武都八，阴平九，新城十，上庸十一，魏兴十二，故梁州之统郡一十二也。”则是全采广圻原稿。又“洛书”句上，原稿额批“广圻按，当提行另起”亦被朱泐，旁有真书“不然 ”二字。廖刻本亦即以“洛书曰上连”，不提行另起。如此反映廖刻对顾广圻原校遵与不遵之处不一。可知顾槐三并非与顾广圻同时参订之人，亦非广圻友好；而是广圻辞去后，乃受廖寅延聘为其撰写校注之捉刀人，故得迳以己意删抹千里原稿，自为校注也。世谓廖刻为“ 顾千里校本”，殊不尽然。谓此稿本为“千里与秋碧商讨本”者亦谬。此稿本，盖由顾千里辞廖馆后，更于癸酉岁重阅修订，寄付廖寅，寅以付顾槐三作撰定校注参考。故槐三得迳以意涂抹批驳，并无商酌语，直如宗师批阅试课者然。其稿本前四卷转入北大图书馆，后八卷，不知何故分散，现藏向觉明（达）家。
以上所述，清乾隆、嘉庆年代曾经校勘《华阳国志》者，除《四库全书》馆诸人外，有惠栋、丁杰、陈竹厂、程瑶田、李调元、李鼎元、卢文弨、陈鳣、黄丕烈、孙星衍，顾广圻、顾槐三诸家，就中卢文弨、李调元与二顾着力最多，顾广圻识见卓绝，贡献最大。李调元广征异本，校其异同，保存逸刻旧文；卢文弨劈破秘藏善本陋习，使江南人士得见宋刻足本；顾槐三因缘时会，削顾千里校以就己意，然究以保存原校之处为多，非同掠美；皆其有功于常氏之处。
6.道咸以来之翻刻与校勘
嘉庆以前，刻书者志在流通，不尽在于牟利。故其校刻往往绝精，成本甚高，非富有者与有志学人莫能为之。海禁既开以后，商品流通畅便，购书者多，书业成为商业之一种，文士经营商业者往往开设书肆，翻印旧刻，目的专在牟利；多为妄言欺冒，以争市场；校雠之学，固摈而不用；即精雕艺人，亦鲜有人延致。出书愈多，善本愈少。此社会风习一大转变。其反映于《华阳国志》者亦殊明朗。道光乙酉（一八二五）李朝夔重刻《函海》，乃其叔父鼎元迫令为之，政府亦多方奖借，乃克卒业。其书较旧刻为佳。盖犹具干嘉流风余绪。同治以后刻此书者，每况愈下，至于不堪，有如下列所举：
（１）同治甲子（一八六四）绵竹常氏刻益州佳史馆本（以下简称常本）。绵州照藜书屋主人常某，见题襟馆本为时所称，自记为常璩后裔，乃于绵州影刻廖本，铲去原刻“题襟馆藏”四字，改刻为“益州佳史馆”。此外一无所易。并“金陵刘文奎，弟文模、文楷镌”一行亦保存焉。其荒谬处尤在其首叶（旧云封面）有“嘉庆甲子重刊”一行。嘉庆甲子为嘉庆九年，尚早于廖刻十年。书贾剽盗无耻，竟至于此。由此破绽，大为士流所讥，其书竟不流行。或谓其书实系刻于光绪年代。或谓其书实系刻于同治甲子。同治甲子，上距李朝夔刻《函海》仅三十八年，旧时良刻工尚有留于绵州者，故其镌刻技艺，略可追踪题襟馆，无讹误笔画，但字较瘦，亦翻刻之较佳者。
（２）光绪丙子（一八七六）叙州卢氏红杏山房刻《汉魏丛书》本（以下省称卢本）。宜宾书贾红杏山房主人卢秉钧，于光绪二年江西本版片漫漶之际，出其旧藏较为清楚之《汉魏丛书》影刻。自撰《小引》次于《屠隆序》后，其文如土讼师牒词，鄙陋可笑。末有“无奈乾隆迄今又历一百余年……钧不揣冒昧爰将家藏善本出而逐一勘对补残校谬重付枣梨俾读者开卷了然” 云云。至其所改，就《华阳国志》言，仅首卷《巴志》标题下有“马湖卢秉钧重校”七字（次行仍“晋常璩着万载袁廷鳌校”十字）。又改“撰曰”为“赞曰”，末行“《巴志》终”下，镌有“马湖卢秉钧较刊”（原文如此）七字。以下各卷，则俱于次行“晋常璩着”下镌 “马湖卢秉钧校刊”七字。又仍用“撰曰”未改。正文中偶有与江西本相异之字，似由刻手误镌，非卢贾曾有校改也。
（３）光绪戊寅（一八七八）成都二酉山房翻刻题襟馆本（以下省称酉本）。篇叶行款与各卷文字均同廖本。仅无“金陵刘文奎弟文模文楷镌”一行。有“ 光绪戊寅仲秋月重刊于二酉山房”一行。疑廖氏子孙所为。四川省图书馆有此书，夹有唐百川校笺。
（４）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广汉钟登甲缩镌《函海》之《华阳国志》为单行本（以下省称钟本）。汉州征文斋书肆主人钟登甲，以《函海》卷帙太多，人不易购，亦独《华阳国志》一种为士林所爱，乃于光绪七年八月，改写缩镌为十六开本。行款并遵《函海》程式，但将夹注小字放大为每格二字（原每格四字），故各行起讫不同。首叶黄纸，题“华阳国志”四大字，华作业头。尤怪在每卷标题皆遵《函海》原款有“晋散骑常侍蜀郡常璩道将撰，宋丹棱李□叔仅刊本，绵州李调元赞庵校定”三十字，而其所冠序文，自宋吕、李两篇外，乃有题襟馆本之廖寅原序。然其书镌刻颇佳，小巧便于携带，故流行甚广。余自北京隆福寺购回一部，原标“邻水廖寅刻本”，审乃钟本，盖由其有廖序而误传也。
（５）光绪壬午（一八八二）广汉乐道斋缩刻《函海》本。乐道斋主人未暇考。其书全部缩雕李朝夔重镌之《函海》为十六开本，仍四十函，书一百五十九种。刻工颇佳。其《华阳国志》，首叶黄纸真书“函海 ”二大字，上款“川西李雨村编”，下款“仿万卷楼原本”，底面“光绪壬午锓于乐道斋”十字则极丑劣。内容一如钟本。
（６）光绪庚寅（一八九０）邻水李氏悔过斋补刻题襟馆本（以下称为陶本）。廖寅南京刻本版片，在太平天国年间展转迁流，为会稽陶氏购得。光绪庚寅，廖妻族有邻水李铁船者，从会稽陶浚宣处购回，补刻其蠹残、遗失与漫漶之部，并从《太平御览》引文增刻《张翕传》百零五字。其介购、增补、题识、督刻并出陶手，故省称之为陶本。原刻似在上海，镌板运回邻水。
陶浚宣书法甚佳，于此刻首叶篆题“华阳国志” 四字（志下“心”多一画），叶底有“廖氏题襟馆原本，光绪庚寅十月，板归邻水李氏悔过斋。陶浚宣题记” 二十七字（文载《附录》）。其书末陶氏跋文与所增《张翕传》，皆陶手书，精刻俨如墨迹。此外与题襟馆本无异。廖序叶末仍有“金陵刘文奎弟文模文楷镌”一行。
（７）光绪甲午（一八九四）湖南艺文书局刻《汉魏丛书》本（以下省称湘本）。十六开本。较王谟本多杨廷瑞《重镌＜汉魏丛书＞序》与长沙王先谦撰之《盐铁论序》（此书改曰《后序》），冠于全书。又删《陈兰森序》。其《华阳国志》，改用题襟馆本缩写，有吕、李两序而无廖序。书末又有王谟江西本原跋。张冠李戴，牛头马颈，殊可骇异。其荒谬处，刻工亦能知之，在《后贤志》二十八叶《谯登传》末行应空六格处镌“永人你不通也”六字，杨竟不觉，随书流行，甚可笑。
（８）宣统辛亥（一九一一）上海大通书局石印本与民初育文书局石印《汉魏丛书》本（以下省称石印本）。皆有光纸石印十六开本。有“辛亥孟秋精校重印”与“通州张謇重序，会稽陶浚宣书”等题识。为书九十六种（比王谟本多十种）。其《华阳国志》则全依王谟本，仅存吕大防一序与王谟跋语，无论未曾参考明刻及《函海》与廖本，即浙江补刻本亦未参订。通体简陋，与张謇序称“广集新旧之刻，特聘通儒，详加考究 ”语气完全不符，书商欺讹射利，至此为极。由于石印价廉，复在上海出售，销行极速，一年之内翻印达七次之多。宣统退位后复由上海育文书局承接翻印，印本完全与大通书局本同，只版权所属不同而已。
（９）一九一七年，上海隐脩堂刻《龙溪精舍丛书》本（以下省称郑本）。广东潮阳人郑国勋字荛臣，游宦寓居上海，辑近出善本为《龙溪精舍丛书》，在沪用木板精刻，以民国七年二月齐燿琳序冠首。郑氏《自序》称“岁在彊宇大荒长至日，潮阳郑国勋序于上海寓庐之隐脩堂”。盖清室遗老嗜古者发宦囊为之。彊宇大荒即丁巳。长至，夏至日。龙溪精舍，其潮州故寓名也。其《华阳国志》全遵题襟馆本，仅字画朴拙与偶有误字为异。特点在附有金山顾观光《校勘记》，及廖序前有《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三页及《补华阳国志三州郡县目录》在正文前，为不同。书末有“广陵邱义卿绍周监刻，扬州周楚江刻”一行。
（10）上海中华书局校刊《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仿宋字排印《四部备要》，其《华阳国志》一种全据廖本。封底有“上海中华书局据顾校廖刻本校刊”及“桐乡陆费逵总勘，杭县高时显、吴汝霖辑校，杭县丁辑之监造”三行。不称题襟馆本，而称顾校廖刻本，盖随俗传，以为校注全出顾千里。
此书校对甚佳，与原刻毫无讹谬。亦无他增饰。原线装本发行于一九一七年。其后复摄影缩印为平装本，今多存者。
（11）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钱谷钞本。
（12）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明吴琯《古今逸史》本。
上两种皆取明本摄影印行，毫厘不失原貌。其内容前俱已经论述。影印不成其为新版本。兹但举其名，备检取参校耳。《四部丛刊》亦有缩印平装本。
（13）成都志古堂翻刻题襟馆本及顾观光《校勘记》（以后省称志古堂本）。成都志古堂书肆主人王祖佑于一九三七年影刻题襟馆本，并据《龙溪精舍丛书》附镌顾观光《校勘记》，又据陶本附刻“《华阳国志》佚文”一页，即《张翕传》百零五字。当时名士林山腴实主其事，期为此书之空前善本。刻工校对均佳。书末有“华阳王祖佑新培重刻，华阳陈迹践室初校，华阳林思进山腴覆校，成都邱光第仲翔覆校，岳池何青亭绍恩刻字”五行比排，独刻工一行特低二格。
（14）清末叶校勘《华阳国志》诸家。道咸以来，刻书者专事翻板，其所谓校，皆专指校对旧本与新刻间有无不同，与乾嘉校雠、校勘之义不符。校雠既无市场，学人多弃而不顾。偶有兴趣所属，业余从事者，亦每每仅从搜采故籍辑录异文方面用功。其于《华阳国志》尚能注意版本异同者，则有山西耿文光、北京傅沅叔（名增湘，本江安人，寓居北京）。能征采异文者，则有会稽陶浚宣，成都唐百川。兼而能之者，则有金山顾观光。
上述元丰以来，属于《华阳国志》之刊本钞本，及校勘《华阳国志》之刻本稿本，举可知者凡约三十余种，遗漏者自必尚有，要其主要刻本承袭源流，与其异同增损之间，是非优劣之较，大体已得端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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