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著名史学家常璩所著《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专记古代西南地区历史、地理、人物的地方志专著，也是后人研治古代西南历史必不可少的案头之作。全书以完备的体例、严谨的结构、丰富翔实的内容和考证准确的史料加之叙述有方而备受学者推崇。对于《华阳国志》的研究已历来有之，但其创作意旨问题，历代学者却鲜有探讨，本文拟从该志体裁创新与结构特色出发，管窥其创作意旨。

一、《华阳国志》创作背景

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与政治总是密切相连、息息相关的。因而，对《华阳国志》创作意旨的探讨，必须结合其作者常璩所在的魏晋时代政治特征及其个人经历来谈。

门阀政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征。东汉以来在依附关系较强的大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产生了不少累世高官的世家大族，享有相当的政治特权。这种特权的法律化则始于曹魏九品中正制的确立和西晋占田荫客制的颁布，加之“八科之议”更是给予世家大族殊人的法律地位，形成所谓“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门阀政治之局。东晋时期，在士族与皇权共治局面下，士族门阀得以空前发展。一批以地域为特征的门阀豪族显立与世，如南阳范氏、庾氏，汝南周氏，陈郡谢氏、王氏，颖川钟氏、庾氏，荆州桓氏，泰山羊氏，弘农杨氏，太原王氏，吴中顾陆朱张四姓等等。然而就在各地门阀兴起、发展之际，益州门阀却经历了东汉时的兴起、蜀汉时期的抗争、西晋时期的复兴之路，至成汉走入末途。桓温伐蜀后，益州虽复归东晋，但在江左政权强烈的门阀政治影响下，益州门阀完全被排摈于政权之外，并过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也决定了益州人士在江左必然会遭受冷遇。

《华阳国志》作者常璩恰恰经历了益州门阀从成汉至东晋此段衰绝之期。他出生时逢关陇流民入蜀，后因年幼贫困而附青城范长生以生存。至李寿时其已遍读遗书，颇因才自负，后入仕成汉政权，由文书小吏而至散骑常侍，目睹了广大人民在一场场分裂割据战争中所经受的苦难。桓温伐蜀，常璩力谏降晋，随后与李势转徙江左。入晋之初，桓温为表现其“举贤旌善”而任常璩为参军，但不久成汉降臣起叛，常璩由此而遭受猜忌。加之中原南迁宿旧和江左士大夫的排挤，才学出众的常璩因此没能受到东晋朝廷的重视，仕途失意。这便是常璩撰著《华阳国志》的时代背景。从这里可以看出常璩所受冷遇并非是他一个人的冷遇，而是当时整个益州门阀的冷遇，也是时代特征造成的冷遇。为反抗这种冷遇，他撰著了煌煌巨著——《华阳国志》。常璩在撰著此书时，固然有存一方之史的目的，但促使他在“流离困瘵”之际，“资腐帛于颠墙之下，求余光于灰尘之中”［1］奋力著述，实有着更深层次的动因。诚如任乃强先生所言：“永和三年，桓温伐蜀，军至成都，璩与中书监王嘏等劝势降晋，随势徙建康。江左重中原故族，轻蜀人，璩时已老，常怀亢愤，遂不复仕进，裒削旧作，改写成为《华阳国志》。其主旨在于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历史人物，以颉抗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左士流之诮貌。”［2］

二、从《华阳国志》体裁创新看其创作意旨

历代学者对《华阳国志》屡有刊引，但对其体裁的看法却不尽相同：《隋书·经籍志》、郑樵《通志·艺文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焦竑《国史经籍志》将其归入霸史类；《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晁公错《郡斋读书志》将其归入伪史类；《宋史·艺文志》将其既归入霸史类，又将其归入别史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应麟《玉海》将其归入杂史类，《玉海·艺文·杂史》云：“《唐·艺文·乙部·史录》，其类十三。三曰杂史类。《华阳国志》至《三十国春秋》，一十七家，二十七部，五百四十二卷”；《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归入载记类；刘知几、杜佑、杨慎将其划入地记类，刘氏在其所著《史通·杂述篇》称：“史氏流别，殊途并惊。推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九曰地理书。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华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宏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杜佑在《通典·州郡门》序注中说：“辛氏《三秦记》、常璩《华阳国志》、罗含《湘中记》、盛弘之《荆州记》之类，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杨慎在《丹铅录》中述道：“地志家，予独爱常璩《华阳国志》。次之则盛宏之《荆州记》。”当然，刘氏所说的地理书指的就是地记、地志。诚如浦起龙在《史通·杂述》篇为地理书所作之注指出的那样：“此兼风土人物言，其书亦史志地俗一类。［3］”那么常璩此书究竟是何性质？为何历代学者在各种目录著作中对《华阳国志》的看法和分类会发生如此多的分歧呢？

据任乃强先生考证，常璩此书在其迁居江左之前原为《华阳国记》，此书是其按地理记性质撰写而成［4］。郦道元《水经注》曾多次引用此书，并称其为《华阳国记》。可见任先生的考证不假。李暨在其《重刊华阳国志序》中充分肯定了其书作为一方地记的性质，并通过总结《华阳国志》的内容来证明这一点，他说：“盖以疆域既殊，风俗各异，山川有险要厄塞之当备，郡邑有费置割隶之不常，至于一士之行，一民之谣，皆有不可殁者，顾非笔之于书则不能也。《周官》职方氏掌天下之地图，辨其邦国都鄙、夷蛮闽貊、五戎六狄之民。与其财用之数要，至于九谷之所宜，六畜之所产，亦未尝不占毕而纪其详。况夫环数千里之地，分城置邑殆逾数十，中间时异事变，往往裂为偏方霸国，其理乱得失盖有系天下大数，安可使放绝而无闻乎！此晋常璩《华阳国志》之作所以有补于者流。［5］”这实际上既指明了地记所应记述的范围，又是对《华阳国志》地记性质的肯定。而张舜徽先生在其《张舜徽集》中在引述李暨所作序的内容后说道：“这里的内容，很明显的以风土人物为主，虽十之七八叙述政治沿革，但也注意到了交通险塞、物产土俗、大姓豪族，以及先贤士女各方面，无疑的是今日方志的初祖。［6］”而直接提出《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这一观点的则应首推朱士嘉先生。他在其所著《中国地方志统计表》一文中说：“舆地之书，昉自先秦，方隅之志则未闻也，今所见者以《华阳国志》为最早”，“《华阳国志》十二卷，附录一卷，晋常璩撰，《隋书·经籍志》以之入为霸史类，《直斋书录解题》以之入杂史类，《郡斋读书志》以之入伪史类，《四库提要》以之入载记类，而皆不以地志目之，今审其书，乃专记巴蜀地理、风俗、人物之方志也”。由此可见，常璩此书为地方志无疑。

目录学家们各执一端、归之不同的现象，说明了常璩此书对于各类分法兼而有之，也说明了《华阳国志》有着不同于一般地方志的独特之处。这也恰恰为常璩的裁新之处。

在《华阳国志》之前，可考于书籍的各地方志就达一百多种，而益州地区方志的撰述之风尤盛，可以考证的就有二十余家，其中有八家《蜀本纪》、来敏《本蜀论》、常宽《蜀后志》等历史之书；谯周《三巴记》、黄容《梁州巴记》等地理之书；三家《巴蜀耆旧传》、祝龟《汉中耆旧传》、陈术陈寿《益部耆旧传》等人物之志。但它们要么只是记述一方之国的历史，要么只是记载州郡的地理，要么只是述论乡党耆旧。因而这些一方之志只能从侧面反映其历史，而不能反映一域之全貌。常氏在蜀时所著《华阳国记》亦属此类。

常氏迁居江左之后，本“倾心江左”的他却面临无比的尴尬。东晋政权凭借氏族豪门的支持得以建立，故东晋门阀之风更甚于西晋，门第等级观念日炽一日，同时中原迁居江左的士族也自矜门阀，故而将常璩等人只看作来自鄙远之邦的一群降臣。原本以“全国济民”之功而会像谯周一样接受晋王朝礼遇的常璩，面对时事的变迁、境遇的转换而“常怀亢愤”，“遂不复仕进，裒削旧作，改写成《华阳国志》。［7］”然而采取何种方式来“详述巴蜀自古以来皆为华夏一员，与中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8］”，并展现其一域之风采，成为摆在常氏面前的第一问题。

曾有“蜀史”之称的常璩不自觉的向正史看齐。他看到其他方志，包括自己的《华阳国记》都存在着“述之不全”、“述而不作”的缺点，并深切的感受过史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立功名于天下……［9］”的功能，因而将其旧作裒削，在撰写过程中充分将益州地区的历史、地理、人物结合起来，并在一般地志记述一地人物和地理的基础增加了记述地方割据政权的编年史内容，从而成为了方志一大开新之作。不可否认，一种新体裁的出现必然以大批不同风格的著作流传为前提，惟有如此，才能为更成熟的体裁出现开创风气、准备材料、积累经验。在常氏撰著《华阳国志》之前大量记述角度不一、论述形式不同的方志著作为《华阳国志》的创作既提供了内容上的参考，又提供了写作形式上的借鉴。但一种新体裁的出现更是为了满足作者表达的需要，《华阳国志》便是如此。可以说，常璩此书在体裁上的创新是缘于其表达的需要，是为益州人士呐喊的需要。在蜀人见轻于江左、政治地位下降、益州门阀备受冷遇之际，单纯的地记体裁已很难满足“兼备各类”的需要，于是具有浓烈正史特色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就此孕育而生。

刘琳先生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他综合各家方志的优点，又吸取《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的长处，创造了一种更加完备的地方志的新体裁，即我们前面说的历史、地理、人物和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两个‘三结合’。这就使《华阳国志》一书能够更加完整地展示出祖国西南一方上千年间的概貌。这是常璩对中国方志编纂学的一个重要贡献。［10］”而当代任乃强先生更是予以推肯，将其于《史记》相媲美，他说：“其一书而兼备各类，上下古今，纵横边腹，综名物，揆道度，存治要，彰法戒，极人事之变化，穷天地之所有，汇为一帙，使人览而知其方隅之全貌者，实自常璩书创始。此其于地方史中开创造之局，亦如正史之有《史记》者”，“足以抗衡正史［11］”。正是因为常璩将史家的风度和写史的精神运用于《华阳国志》的撰写，并予以认真的贯彻、体现，从而使其较多的具备了史书的特点，所以，当今仍有不少学者将其看作为一部地方通史，如王仲荦先生谈到此书时便称它是“一部地方性的通史”。这恰好也证明了《华阳国志》所具有的史书特点。

三、从《华阳国志》结构看其创作意旨

纵观《华阳国志》，其结构安排仿照正史显而易见。一至四卷纵述巴、汉中、蜀、南中四域，并且对梁、益、宁三州的历史、地理、去洛里程、士族大姓、军事、物产、风俗进行了介绍、阐释和划分，并以地理为中心结撰全书，故安排仿于正史中的“地理志”。兹以《汉中志》梓潼郡涪县为例：

涪县，去成都三百五十里，水通于巴。于蜀为东北之要，蜀时大将军镇之。有（岩）〔山原〕田，本稻田。孱水出孱山，其源出金银矿，洗取，火融合之为金银。阳泉出石丹。大司马蒋琬葬此。大姓杨、杜、李，人士多见《耆旧传》也。

并且常氏在对各郡县的叙述时，并未采取死板的同一格式，而是按各地的具体情况和特点采用不同形式加以反映，并通过强化重点反映其特色，故而灵活多变，详略得当，且富有文采，这较之正史中公式化的呆板记录又胜出一筹。

五至九卷以编年体形式记载了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先、后主及成汉诸李的事迹，这恰似于正史中的“本纪”。兹以李特事迹为例：

李特字玄休，略阳临谓人也。世祖巴西宕渠賨民。种党劲勇，俗好鬼巫。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汉中。魏武定汉中，祖父虎于杜〔濩〕朴胡、〔袁〕约、杨车、李黑等移入略阳，北土复号曰“巴人”。

此按正史的方法，记李特的出身及其世系。

特父慕为东羌猎将。特兄弟五人：长兄辅，字玄政；次特；特弟庠，字玄序；庠弟流，字玄通；流弟骧，字玄龙。皆锐骁有武干。特长子荡，字仲平，好学，有容观。少子雄，字仲隽……雄少时，辛冉相当贵。有刘化者，道术士也，言关陇民皆当南移，李氏子中，惟仲隽天资奇异，终为人主。乡里人多善之。与叔父庠并以烈气闻，人多归之。

此按正史一般，介绍其禀赋特长，为李氏的发迹作好铺垫。

既克成都，众皆饥饿，骧乃将民入郪、五城食谷芋。雄潜信奉迎范贤，欲推戴之，贤不许，更劝雄自立。永兴元年冬十月，杨褒、杨珪共劝雄称王，雄遂称成都王。追尊曾祖虎曰巴郡公，祖父慕陇西王，父特景王，母曰王太后……具置百官。下赦，建元建兴。迎范贤为丞相。从弟置，流子也，以不陪列，诛之。贤既至，尊为天地太师，封西山侯，复其部曲，军征不预，租税皆入贤家。贤名长生，一名延久，又名重九，一曰支，字元，涪陵丹兴人也。

记述李氏政权的建置、追尊及分封，与正史无异。其下再以编年体的形式，按“光熙”、“永嘉”等年号记述其事。

卷十至十二则记载了巴蜀自西汉至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似于正史之列传，但更为简略。兹以《先贤士女总赞上》严遵为例：

严平恬泊，皓然沈冥。

此为常璩对严遵的赞语。

严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常卜筮于市，假蓍龟以教。与人子卜，教以孝；与人弟卜，教以悌；与人臣卜，教以忠。于是风移俗易，上下兹和。日阅［数］人，得百钱，则闭肆下帘，授《老》、《庄》。著《指归》，为道书之宗。扬雄少师之，称其德。杜陵李强为益州刺史，谓雄曰：“吾真得君平矣。”雄曰：“君但可见，不能屈也。”强以为不然。至州，修礼交遵，遵见之，强服其清高而不敢屈也。叹曰：“扬子云真知人也！”年九十卒。雄称之曰：“不慕夷即由矣”，“不作苟见，不治苟德，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

此为其生平、性情的介绍。

在中国史学发展中，正史始终居于史学的主导地位，是统治阶级为维护统治、施行教化的重要手段，其地位自然不言而喻。常璩在撰著《华阳国志》时，将其结构按照正史方法处理，就是利用正史这一特点，以期拔高益州地位。常璩的这一举动恰恰表现出对益州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不满。这一结构的安排无疑既是对其体裁的呼应，又希望达到撰成“兼备各类，上下古今，纵横边腹”，“使人览而知其方隅之全貌”之书的目的，以期改变“蜀士见轻，述作亦罕能传于中原”的现状。

此外，在通读《华阳国志》后，很容易发现常璩在篇章结构安排有所“失衡”，第十、十一、十二卷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及士女目录所占比重过大。本拟“约取”的士女英彦部分，却给予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这一“缺点”，王仲荦先生予以批评道：“由于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华阳国志》也存在不少缺点。对属于地主阶级的‘耆旧’‘先贤’‘大姓’‘显宦’，他们的仕宦言行，往往不厌其详地加以载述。还有，因为它是一部地方性的通史，有时不免流露出地方民族主义的色彩。”然而细究其中，曾经被孙盛称为“蜀史”并被当时史家见重的常璩是决不会犯此等错误的。实际上，常氏不顾篇章失衡的大忌，“不厌其详”对人物的载述乃别有用意！

拣读两晋历史可知，东晋政府对益州采取的是“不经略”政策，益州门阀在蜀汉政权的严格控制下，得到的是有限的发展。成汉政权时，益州门阀从整体上讲，采取的是不合作态度，由此也脱离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益州门阀就此衰落。东晋门阀政治空前绝后，被认为没有世祚之资的益州门阀，在只以门资取士的东晋普受排斥也就不难想象。常璩为门阀政治时代的人物，自然也就摆脱不了门阀政治中只讲求门第、世资的局限性。为回应江左仕人的鄙视，他竭力宣扬益州历代人物，以展现益州“人伦资生，必有贤彦”“济济多士，命世克生”。尤为突出的是，常璩在《华阳国志》结构安排中，不仅对晋朝以前的历史人物予以竭力宣赞，著有《先贤》篇，还为西晋时期益州人物作《后贤》篇，其意可谓深远！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云：“自汉兴以来，迄乎魏、晋，多士克生，髦俊盖世，恺元之畴，感于帝思。于是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束帛戋戋于梁、益之乡。或乃龙飞紫阁，允陟璇玑；亦有盘桓利居，经纶皓素。”常璩生动地描绘了汉至西晋，益州地区人尽其才的实际情形，并形象的称其为“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束帛戋戋于梁、益之乡”。而《后贤》独立成篇，更是强调了西晋益州人才辈出，这种强调无疑也是对东晋排挤蜀人这一现实而言的。东、西晋对益州人才迥然不同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常璩借此以表达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正如任乃强先生所云，常氏“入江左后，乃因旧所赞，更仿陈寿《辅臣赞注》前言，各系小传为注，明确颂扬巴蜀人士之德业功名以傲世励俗者，为《先贤》、《后贤》两篇，以抒其不堪东人诮貌之怨气。着力过猛，故虽仅两卷，篇幅则大于地理与霸史之四、五卷。犹嫌其发抒不尽，更辑《三州士女目录》以充实之。此其于江左改写此书时新增之部也。”而王先生的批评也恰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华阳国志》不惜笔墨以褒扬人士的特点，从而可以窥探出常氏撰述的真正意图。

注释

［1］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895页。

［2］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页。

［3］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5页。

［4］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5］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742页。

［6］张舜徽：《张舜徽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8页。

［7］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页。

［8］陈晓华：《〈华阳国志〉作者常璩的政治思想及史学思想研究》。

［9］司马迁：《史记》卷130，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

［10］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3页。

［11］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