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历史名人系列文章之二

两晋两“国志” 光焰万丈长

汪 毅

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陈寿与常璩，一个是西晋的，一个是东晋的；一个被尊为“有一代良史之才”，一个被尊为“求真求是百代师”；一个著有《三国志》而名扬史界，一个撰有《华阳国志》而名满志坛；一个被誉为三国文化的鼻祖，一个被誉为中国方志的初祖。

他们二人史志同辉、珠联璧合，产生了“光焰万丈长”的史（志）学影响，宛如中国史（志）学界星空的双子座，从两晋一路闪烁，不仅让我们仰望再仰望，而且可以紧逼我们的想象——想象太阳和月亮一起走来，让我们看到日月同辉的一幕。这一幕祥瑞瑰丽、精彩魅人，颇值得我们像闻一多先生那样去想象李白与杜甫在河南洛阳相逢的精彩（假设陈寿与常璩是见过面的），并“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

三国文化源头：陈寿的《三国志》

陈寿（公元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陈寿少年在南充度过。他少时勤奋好学，对历史著作尤其是《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表现出浓郁的兴趣。特别是他受教于恩师谯周时，更是坚定了执着著史的信念。因此，说到陈寿学识的来源时，自然会说到对他进行授业解惑的老师：谯周。

谯周，字允南，耽古笃学，研精六经，时大名鼎鼎，系蜀国（今四川）屈指可数的天文学家与史志学家，著有《雠国论》《定法训》《古史考》等百余篇文章，其中的《三巴记》《益州志》《巴蜀异物志》等被后世视为完备方志的雏形。这些文献典籍虽然大都荡然无存，但在隋唐典籍著录中仍有记载。谯周的学术贡献，使他成为《方志百科全书·方志人物》中的一号“种子选手”而翘楚方志人物界。至于谯周“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的故事，既为我们留下了“谯周独笑”的美谈，又给敏而好学的陈寿树立了榜样。

电视剧《三国演义》剧照（图片来自网络）

名师出高徒，陈寿一脉相承谯周，终于鹤鸣九天，并在《方志百科全书·方志人物》中按时间顺序排位第二号“种子选手”。谯周和陈寿比肩而立，构筑了南充“一地两史（志）家，史（志）脉传后世”的丰碑，产生了广泛的史（志）学影响。

陈寿一生著述颇丰，犹以《三国志》《三古志》《益都耆旧传》名扬历史。对这三部史书，影响和评价空前，诚如南充万卷楼的一幅楹联上联所言：“承祚（陈寿字）倘无三书神州尽成千古恨”。在这三部书中，《三国志》更是名气冲天，成为中华史籍中的经典之一。

陈寿曾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务。他的官阶虽不高，但以著述修史为己任，并影响后世。

公元280年晋太康时，48岁的陈寿开始了《三国志》的撰写。十年磨一剑，约在290年，陈寿终于完成了这部伟大的著作。该著原名《魏书》《吴书》《蜀书》，是一部记载 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断代史。其中，《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共65卷。全书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历史。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陈寿作为晋代的史官，在具体的叙述中，他注重历史的客观性与表现的技巧性相结合。一方面，他不得不维护魏为正统，即在《魏书》中为曹操写本纪，在《蜀书》和《吴书》中分别为刘备和孙权写《先主传》和《吴主传》；另一方面，他的成书确是如实地记录了魏吴蜀三国鼎立的格局，尊重了三国各自为政与互不统属的历史。更显技巧性的是，他写《先主传》和《吴主传》记事的方法与写曹操的本纪如出一辙，均采用年经事纬法，只是不称本纪而已，在事实上拉平了曹操、孙权、刘备三巨头的关系。

《三国志》作者陈寿塑像（汪毅 供图）

作为经典的《三国志》，其叙事简略流畅，记事详略得当，为历代史学家所推崇，故《晋书·陈寿传》对陈寿有“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评价。其学术价值的定位颇高，被史学界视之为纪传体史学的名著，把它与《 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而相提并论。

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时，《魏书》《吴书》《蜀书》合而为一，始改《三国志》至今。其间，《三国志》有若干刻本与注刻本，使之广泛流传和更加丰富。

陈寿像（图片来源：封面新闻）

由于《三国志》的表现属于纪传体，加之史事的情节容易故事化，再加上晋惠帝诏令百姓抄写《三国志》等原因，故《三国志》不胫而走，特别是后来罗贯中将其演绎成小说《三国演义》，经坊间说书的不断演绎与历代墨客骚人的一叹三咏，加之当今电视剧版经典歌曲《滚滚长江东逝水》的传唱等，其影响几近家喻户晓。《三国志》不仅奠定了陈寿“三国通”的地位，而且成为了三国文化的源头而被人们津津乐道。

南充万卷楼陈寿像（文月 摄，图片来源：四川农村日报）

如果说《三国志》中的《魏书》和《吴书》述说了历史上魏国和吴国的事情，那么《蜀书》则延续了巴蜀的文脉。在《蜀书》中，陈寿对人物品题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认为，刘备是英雄，诸葛亮是奇才，关羽、张飞是虎臣。鉴于这种奇才，诸葛亮被尊为“名垂宇宙”的万世师表。这种评价，今天我们在成都武侯祠便可以看到。诸葛亮的高大上历来被人们顶礼膜拜，在众多的粉丝中，陈寿算得上是超级粉丝。据清乾隆《广安州志·人物志·乡贤》记载，他在任蜀汉观阁令职位时，便著有《汉相诸葛亮集》。汉亡之后，该著经司空张华推荐给晋帝，陈寿因此官任著作郎。在任时，当他听说了诸葛亮的故事，便一气呵成有名篇之誉的《诸葛亮故事表》。这篇《诸葛亮故事表》历来为人们关注，甚至成为清代乾隆《广安州志·艺文·奏疏》所收录的第一篇。而这部《广安州志》的纂辑者，则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先祖邓时敏。

南充万卷楼（汪毅 供图）

陈寿记录了三国历史，延续了三国文脉，传播了三国文化，其家乡的人民自然敬重和忘不了这位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史官”。据《旧唐书》和1960年版的《南充专区志略·名胜古迹》记载，早在唐代时，家乡父老便在陈寿少年读书的地方建起了 万卷楼，以供人们追思缅怀和砥砺后世莘莘学子。1992年，南充市人民政府重新建起规模宏大的万卷楼。如今登楼临风，遐想当年三国鼎立的叱咤风云和狼烟四起，我们不仅感慨历史，感怀三国文化，感佩颇具良史之材的陈寿，更对穿越时空隧道的历史充满敬畏而常怀一颗以史为鉴之心！

万卷楼简介（汪毅 供图）

中国方志源头：常璩的《华阳国志》

当时光老人步履蹒跚，从西晋走到东晋，一部不以地名而以“国”命名的志书诞生了，而且与巴蜀攸关。它，就是常璩的《华阳国志》。

常璩（约291-361），字道将。四川崇州市常璩广场的常璩铜像基座所嵌铜牌有这样的介绍：蜀郡江源县小亭乡（今四川崇州市三江镇）人。成汉政权时期，曾任散骑常侍，侍从皇帝，掌理文书，参与要政决策。归晋后，入密阁，掌著作。所著《华阳国志》为我国西南地区古史，对巴蜀史事记述尤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史志专著，被中外史学界称作“中国地方志的初祖”，誉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精华之一”。

《华阳国志》作者常璩塑像（汪毅 供图）

如果说陈寿的《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撰写了三国时期魏吴蜀的历史，可知其兴替；那么常璩的《华阳国志》则是一部志书了，而且是在中国志坛上最具讨论意义的志书之一。有趣的是，两部书均冠以“国志”，而且均是大手笔，皆出自于晋代。

《华阳国志》原名《华阳国记》，是一部专门记述 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该著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年）。全书分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李雄、李期、李寿、李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共12卷，约11万字。该志的记事始于上古，述及巴、蜀、南中、汉中等地；记人有公孙述、刘二牧、蜀汉先后二祖等的兴废嬗替。内容涵盖西汉以来梁州、益州、宁州的地理、人物史料等，形式涵盖地理志、人物传，堪称记载蜀汉及晋代史最为翔实的志书。

明代嘉靖版《华阳国志》（汪毅 供图）

自然，这部志书成为了研究古代巴蜀人文历史学者的案头必备。它的历史信息量大、密集度高，对后世历史性著述的影响广泛，甚至徐广的《晋记》、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昭的《后汉书》、李膺的《益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名著均从中大量取材。至于《华阳国志》书名中的“华阳”，其实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即指华山之南的古巴蜀等区域，因为在历史上并无“华阳国”的建置。

志书是一个地方的全史，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修志代代赓续，志书称得上奇葩一朵、馨香一瓣。在志书编纂发展中，对其功能的认识有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华阳国志》在对于志书功能的表述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历来被志家推崇和遵循。它开宗明义，提纲挈领，即在序言中作了“达道义，章法戒，通今古，表功勋，旌贤能”的表述，这15个字，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它却是方志理论的源头之一，真可谓“不废江河万古流”。

崇州市街子古镇华阳国志馆（汪毅 供图）

《华阳国志》内容以历史、地理、人物为经，体裁以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为纬，体例近乎完备，引领了中华修志文明的代代赓续，在中国方志界极具影响，诚如《四川方志简编》所载：“自司马相如以降，纪蜀史者七八家，皆未能尽善，璩乃博考众说，裁成《华阳国志》一书，攻方志者，奉为鼻祖。”其意义和价值，诚如《红楼梦》之于古典文学，《史记》之于传统史学，《水经注》之于古代地学，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一，历来备受史（志）家推崇。自成书以来，宋代便有两种木刻刊板印行，明清至民国计有22种，足见其影响和地位。遗憾的是，宋本《华阳国志》因兵燹荼毒而化为灰烬。尽管如此，其版本数量亦非其他古籍所能及。对其研究，有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汪启明、赵静的《华阳国志<译注>》，刘重来的《常璩与<华阳国志>》，黄剑华的《<华阳国志>故事新解》等版本，以及出版的《<华阳国志>研究》《百年<华阳国志>研究论集》《百年<华阳国志>研究论著目录》等。

《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还肯定了“蜀学比于齐鲁”，佐证了“文宗在蜀”的概念，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不乏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成都。因为成都与巴蜀若干细节密码的解析以及城市发展的轨迹，特别是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凿离堆、穿成都二江之事等，在书中均可找到答案。更有甚者，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成都市阅读协会名誉会长谭继和认为：“要读成都历史，需要从《华阳国志》读起”“《华阳国志》成为读成都的起点”。他还在《从来源文献读成都历史》一文中感慨：“从先秦到汉魏，《华阳国志》为成都起点。”理由是“《华阳国志》是对秦汉魏晋蜀文献的总汇，由区域志与人物志构成”，详细记载了西南，特别是成都为巴蜀地区中心这一事实的风土人情、城市变迁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容。

《华阳国志》

为进一步提升《华阳国志》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铸造成都“方志之源”文化品牌，成都市地方志办公室不仅与四川大学影印出版了《华阳国志珍本汇刊》22册，善本再造了清嘉庆十九年题襟馆刻《华阳国志》本，编纂了《百年<华阳国志>研究论著目录》和《百年<华阳国志>研究论集》等“三位一体”的成果，而且还于2016年1月举行了“成都首届《华阳国志》学术研讨会”。这对于将经典方志名著研究与当代城市文化品牌塑造结合起来，实施四川“文化强省”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崇州市街子古镇华阳国志馆内常璩修《华阳国志》情景再现（汪毅 供图）

“史家之独唱，无韵之《离骚》”。千百年来，人们对史家和诗人有特别的认同感，总是格外的心存景仰，甚至高山仰止。文风鼎盛的常璩故乡亦不例外。为缅怀这位造福桑梓的先贤，感恩这位志写春秋的尊者，崇州市推出了一系列纪念性的建筑。1987年，在江源古镇修建了“肇志堂”；1999年，在崇州城区新建常璩广场并塑常璩铜像。也许是对常璩的尊崇，也许是对《华阳国志》的敬畏，常璩故乡的乡亲不仅追寻“敬惜字纸”之风，而且张扬“惜字得福”之说。他们以佛塔为基本形制，于清咸丰二年（1852）在崇州街子古镇修筑了形状为六角的五级攒尖楼阁字库，以收存先贤字纸。该塔平地而起，镂空雕塑，为川西地区仅存的精美字库。除此之外，还于近年在街子古镇修建了华阳国志馆，专门介绍常璩和《华阳国志》，再现修志情景，让人们在这里感佩一代志家常璩的“如鉴如衡千秋笔”，感受方志中国的气息，感慨历史文明一路走来的步履蹒跚，而常抒一片修志问道、以启未来之情。

崇州市街子古镇字库塔（蓬州闲士 摄）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汪 毅（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巡视员，四川省地方志学会原副会长，一级文学创作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