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常光南（1926.10—2017.07），改革开放初期四川省广汉县委书记，后参与筹建德阳市并出任第一届德阳市人民政府市长。他以“敢为人先” 的理念，组织实施并成就了广汉县向阳公社摘牌、金鱼公社包产到组等一个又一个改革壮举。为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激励来者接续奋斗，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方志四川”特发布叶仁宗执笔撰写常光南组织实施改革的《无悔人生》（收入2016年12月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德阳市委老干部局编纂的《富民为先 勇于改革—德阳市老领导常光南工作记忆辑录》）一文，以此向改革开放致敬，向改革先锋致敬！

七、敢为天下先（上）

 在70年代末计划经济体制下，粮油统购统销，一切都得按计划进行。按照省上下达的计划，广汉县只有8万亩油菜种植计划，其余的都要种小麦。但我知道，广汉境内的耕地多属粘性土质，历来盛产油菜籽。在小春播种工作会上，分管的副书记详细给社队干部算出一笔账：一亩油菜平均产150公斤油菜籽，榨油约50公斤，油枯（榨油后剩下的渣料）约100公斤，两项相加可卖250元。再说一公斤菜油到省外可换8公斤玉米，非常合算的。而一亩小麦最多产到300公斤，按统购价计算能卖150元钱。两者比算，一亩油菜比一亩小麦可多收入100元以上。而且种油菜用工用肥比种小麦要省。结果发现一亩油菜的产出效益相当于一亩半的小麦，经济效益会好得多。在和大家商讨中，我们发现种油菜还有另外三大好处：一是种过油菜的地，种的水稻产量更高。二是一亩菜籽所产的油枯，足够催肥一头猪；菜油换回的玉米，可供养殖和烤酒用。三是菜田面积扩大，有利于发展养蜂业，谚云：“菜花黄，蜜蜂忙”。与干部群众取得共识后，我们向上级计划委员会提出了请求：少种5万亩小麦，多种5万亩油菜。我们的请求很快获得上级批准。这样，我逮住机会，为广汉县赢得了发展多种经营、搞活农村经济的优先条件。

事后，我在常委会上传达了省委书记的两次指示，要求：“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最后确定分工负责：县委副书记夏更坤牵头，由县革委有关部门负责农村生产改革，落实13万亩油菜的种植计划，联系菜籽的统购和外销事宜；县委副书记兼县革委副主任叶文志负责工商企业和农村乡镇企业的改革，先在向阳公社搞试点。并且强调，在试点工作中要尊重社员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同时县上要逐步健立健全农业服务体系，增加支农措施。到小春播种之后，当年（1979年）增种油菜八千余亩，第二年小春收割的油菜籽，总产量增加100多万公斤；扩种油菜的社员人平增收20多元钱。

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在广汉向阳公社和农民喜庆丰收

社员们尝到了种油菜的甜头，1980年，全县油菜种植面积达到12万亩，总产量达到3500万公斤。此后，油菜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到1986年已经达到23万亩，种植面积比1978年增长一倍以上。

“油菜经济”的兴旺，带动了多种经营的发展。

菜花多了，蜜蜂也多。县境内蜂群由3万多箱增加到10多万箱，年产蜂蜜250万公斤。有了充足的原料，蜂蜜加工业迅猛发展，年产值超过亿元，每年出口蜂糖上千吨、蜂王浆30多吨。

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为广汉和兴公社发粮食超产奖

油菜籽综合利用，开发出预榨油、精炼油、人造奶油、辣椒油、花椒油等几十个产品。更可喜的是油菜籽的深加工，使原来每公斤不到l元钱的油菜籽，售价涨到每公斤3.4元。社员群众真正得到了实惠。另外，油枯和菜油换回的玉米丰富了饲料来源，全县的猪、鸡、鹅、鸭、兔的存栏量大幅增长。

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在广汉平桥修整河堤

1980年3月，我和县委副书记贺仕英、夏更坤及县委办公室主任郑学成，接省委通知后立即到金牛宾馆参加会议。会上，我汇报了广汉县农村改革的进展和初步见到的成效。当汇报到向阳公社改革的试点情况时，我着重汇报了眼下遇到的问题：向阳将工业、农业、商业等3个公司合并组成“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统揽了全公社的经济工作，行政方面的工作则由革委会的行政组负责。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干部群众都想清除“文革”余毒，对‘行政组’的称谓有些反感。因而，我们想取消革委会的名称，以“乡公所”的名义来统管全公社的行政事务。

即将卸任的省委书记当即表态：“我看可以嘛。启龙同志，搞个试点嘛，就一个乡公所嘛，问题不大呀。”新接任的启龙书记应道：“好哩。先搞起来试试看，探索一下基层政权的建设路子也好呀!”

有了前后两位省委书记的表态，我心里有了定盘星。

过后，省委书记语重心长地交待道：“广汉的综合改革试点还要继续搞。我离开四川以后，请省委继续重视，领导亲自抓。”

谭启龙书记又一次表态说：“好！请相信我们一定会继续支持广汉改革。”

金牛坝会议以后，我们先在县委常委会上传达了两位省委书记的指示精神，尔后召集向阳公社党政干部开会，研究党政分开、政社分工的改革方案。

叶文志说：“乡公所，听起来不像一级基层政权，反而有点象解放前国民党搞的乡、保、甲的味道。”

我就建议说：“干脆点，向阳乡人民公社改个名，叫做‘向阳乡人民政府’不就对了吗？”

县委政研室的同志发现有问题，“有了向阳乡政府，那个公社的牌子咋办呢？”

最后，议定向阳公社先设立一个内部机构——乡公所，在乡党委领导下，负责全乡的行政管理工作。

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在广汉中兴公社指导农业生产（图片来源：《富民为先 勇于改革》，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德阳市委老干部局编）

不久，吉林省省长张根生带着有关厅长和各市的市委书记，共30多人的农业考察团到了广汉。说是：“国务院领导推荐广汉农村改革的经验，叫我们来广汉考察取经的。”

广汉县热情接待了张省长一行，还促成了广汉县与吉林省粮食厅“菜油换玉米”的意向协议：吉林省供给广汉3000万斤玉米，广汉供给吉林100万斤菜油，双方各按国家计划价结算。

我默算了一下：有了3000万斤平价玉米，按市场价出售就可以赚个对本；县上的酒厂再也不愁原料了，酒糟还可供各公社发展养猪，增产的菜油也全销出去了。果真是一箭多雕的大好事呀！

不久，我以地县两级领导的身份，到了吉林省会长春市，参加“菜油换玉米”的签字仪式。

张省长找我去并告诉我说：国务院领导、你们四川的老书记也到吉林来了，他要你今晚8点钟去见他。

这可真是喜出望外。

黄昏时分，我被接到迎宾馆，陪国务院领导在园中散步。

在迎宾馆的花径间，一边散步，我一边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广汉改革的情况。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下午准备的汇报内容也说得差不多了。国务院领导突然停下踱步，问道：“常光南，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向阳公社的改革呢？”。

这句话点醒了我，机会来了!顺着话题忙汇报道：“向阳公社搞了个乡公所，群众说它不象一级政权。而公社的牌子挂在那里，总有些不伦不类的。”

“你的意见昵？”领导追问道。

“我的意见”我鼓足勇气，敞口而出：“最好将人民公社改成乡人民政府。”

“嗯—”国务院领导沉吟一歇，才说：“势在必行呐！”

我回到广汉后，在常委会上传达国务院领导的谈话指示时，特别提出来请大家思量、琢磨“势在必行”的准确含义。

郑学成毕竟是“老文秘”，他找来词典，翻出“势在必行”的词条，注释为：根据形势推测，必然会那样发展。

副书记夏更坤说：“领导说势在必行，就是说可以那样搞，而且要你快点搞!”

叶文志则说：“势在必行的意思，就是说公社牌子可以摘了，换成乡人民政府就行了。”

就这样，会议形成了统一意见：向阳公社改为向阳乡人民政府。

说来也巧，恰逢温江地委书记王德功来广汉检查工作，他听完汇报当即回答说：“领导同意你们换牌子，你们就换呗！”

这天，省委书记来到了广汉县。在常委会议室听了半天汇报，省委书记说：“只听汇报不行。我们打算在这里多住几天，一是摸摸真实情况，二是帮你们总结总结。”

省委书记问我：“你们汇报了那么多典型事例，先看哪个呀？”我应声答道：“本来安排去向阳公社的，顺道还可以去看复兴公社陈家喂的一头怪猪，长得快，肥得很，站不起来，天天吃了就睡。老百姓说它是猪八戒。”

我们随省委书记在泥泞中走了两三里路，终于到了陈德龙家。

陈大嫂做梦也没想到省委书记会到乡坝头来看她养的猪，心里又激动、又紧张，赶紧引着他们到猪圈去看。

省委书记仔细观察那头趴在圈里的大肥猪后，回到陈大嫂家的正屋，拉过一条长板凳，坐下便仔细询问这头猪的喂养时间、喂过什么饲料，配方中的东西好不好买，怎么加工等等情况。

听完陈大嫂的介绍，省委书记这才说明了来意：四川人多地少，尤其在川西坝子，人均耕地不到一亩，光靠种粮食农民始终富不起来。生猪养殖一直是四川的传统产业，近几年又引进了一些优良猪种，应该很有发展前途的。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反而不太高，原因在哪里？因为喂养办法和饲料配置上沿袭老习惯，一头猪至少饲养一年才能出栏，耗时耗料，很不划算。如何提高养猪的商品率，提高生猪出栏率、降低养猪成本，是引导农民致富的一个课题。你这头只喂了5个月就可以出栏的肥猪，值得研究研究。”

接着，省委书记叫蔡秘书把饲料配方记在本子上，又说：“肥猪站不起来，可能是饲料里缺了什么东西。我回去搬几个畜牧专家来，帮你们研究研究，把配方改进好，向大家推广。”

告别陈大嫂，我陪着省委书记冒着细雨、踩着泥泞，直奔向阳公社。

叶文志从县委常委会的分工说起，汇报了全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生产情况和增收情况，然后说到向阳公社成立农业公司、工业公司和商业公司，完全取代了公社革委会的经济管理职能。现在，生产队还算一级集体经济组织，生产大队和公社革委会既不指挥生产劳动，又不参与核算分配，可以说是空架子了，早就应该取消了。

“嗯—”省委书记听到这里，表情有些严肃了。“人民公社已经搞了20多年，而且是写进宪法的；然而，‘政社合一’的弊端又越来越明显。你们呐，触及到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喽!”

省委书记对向阳公社的社队企业和支农措施都很满意，临走时，对我和叶文志说：“你们关于公社体制的想法很有代表性，做法也有创造性。弄份详细的报告，省委要认真地研究一次。”

省委书记走后不久，省畜牧局的两位专家奉派来到广汉。他俩到陈大嫂家，给“猪八戒”做了全面检查，又分析了饲料配方，诊断结论是：这头肥猪缺钙。专家说：“要补钙，吃钙片就行。”

我得知这个消息，当即要求县畜牧局成立“科学养猪攻关小组”，进行“养猪长肉快、成本低”的试验。

攻关小组在陈家配方基础上进行优化组合，然后分组喂养、比较，终于得出喜人的结论：用配合饲料养猪，比传统办法养的猪成长速度快一倍，肥猪出栏可提前半年，饲养成本降低一半。

畜牧局确定配方以后，将饲料定名为“配合饲料”。广汉县以粮食局加工厂为骨干，带动社队企业陆续办起十多个配合饲料加工厂，设了几十个销售点，大大促进了以养猪为主的畜牧业发展。

后来，《四川日报》的记者闻讯采访，一条“配合饲料”养猪的报道见诸报端，在全省引起很大反响。很快，全省逐渐普及“配合饲料”喂养家禽和生猪，四川成了商品猪的养殖大省。

关于改革人民公社的报告，广汉县委“一班人”反复讨论，几番斟酌，虽然找到了人民公社的“病灶”，却苦于不晓得如何“开刀”。

不取消人民公社，肯定要影响全公社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进程。但是，如果要取消“人民公社”的牌子，却又触犯《宪法》规定，其罪名肯定比“定产到组”要严重得多!

广汉县委“一班人”反复商量，决定按照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办事，照实报告，请求指示。

于是，一份针砭“人民公社”病理、病相的报告，按照省委书记在向阳公社视察时的指示，很快送到了省委办公厅。

报告中提出的焦点是：

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由于党、政、经“一元化”，公社工作无所不包，公社干部什么都管，成天忙于事务、忙于应付。结果就象群众讥讽的那样：许多事情是“一刀切、一锅煮”，炖出来就成了苦涩难咽的“大杂烩”。许多干部则是“门门懂、样样瘟”，干工作只会“坚决执行”、瞎指挥。“政社合一”的领导体制必须加以改革。

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总以为越大越好、越公越好，随着“一平二调”泛滥成灾，公社要钱、要粮，先摊到大队，再摊到生产队；大队办什么事也要生产队出钱；而生产队自己搞起来的工副业收入，也要无条件上交30%给公社。如此这般地绳捆索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仅成了空话，反而使“一平二调”制度化、合法化了。因此，生产队穷，社员也不富裕。

三、“以粮为纲”的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实际变成单一的粮食生产，多种经营受到种种限制和多方责难。即使社员在自留地里多种一些蔬菜、多养几只鸡鸭，也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加以批斗。

报告中指出的人民公社3大症候，确有一定代表性。照群众的话说：人民公社是一平二调的架子，瞎指挥的班子，吃‘大锅饭’的路子。

省委召开扩大会，专题研究广汉的报告。省委书记语重心长地启发道：

“在座的都是省委常委，应当本着向党和政府负责、向社员群众负责的态度，本着解放思想，支持农村改革的精神，认真地想一想、议一议，拿出些建设性的意见来。”

到会领导心有所动。省委常委兼省革委副主任杨万选等到会领导各抒己见，总的倾向是支持广汉的改革。

当然，也有一些领导提出反对意见，现成的理由是：《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人民公社”写进了宪法，谁敢乱动“人民公社”的牌子？

经过几番争论，常委会形成一个折中意见，不作文字批复，只由省委办公厅电话告知广汉县委。省委办公厅来电：广汉提出的现代化试点和改革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省委决定在广汉试点，可以给一些特殊政策。

有了省委的答复，从此，广汉正式列为“农村改革试点县”。

1980年8月18日，向阳乡敢为天下先的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挂上了“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

1980年，四川省广汉县向阳公社在全国率先撤销人民公社，恢复乡政府，成为全国最早改变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党政分工、政企分开新体制的乡（四川省档案局 供图）

8月中旬，一位新华社的记者搭车途经向阳乡。饭后，记者习惯性地到街头转悠，想看看风土人情。走着看着，他无意间发现一丛绿竹掩映之中，有幢办公大楼的门口挂了一块新崭崭的白底黑字的吊牌，10个醒目的宋体字：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

凭记者敏锐的新闻嗅觉，他立即他举起挂在颈项上的照相机，连拍了好几张照片。回到成都，便连夜赶写了一条新闻，第二天就发表在《新华社内参》上。“内参”传到中央领导层、传到省委领导层，也传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的手中。

维护宪法是人大的神圣职责，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看到那份“内参”，便批示政法委员会“调查核实”。于是，广汉县委接到了全国人大来的询问电话。

因为换牌子的试点过于敏感，所以我提出“三不”要求，就是“不登报、不广播、不宣传”。可是，现在全国人大来电话追查，不知是祸是福啊！

接着，又遇上一件更叫人头痛的事。

这天，省外事办公室的同志领着几名日本记者来到广汉，指名要到向阳公社去采访。我让副书记舒治良陪记者到全县去采访，想拍啥、想问啥，都可以。但有一条：不准带到向阳乡去。

舒治良心领神会，陪着记者到西高公社，到金鱼公社，到社队企业。

几名日本记者一再要求到向阳乡采访，次次都被苏副书记婉言拒绝了。日本记者非常生气，临别时才摊明底牌：我们是万里副总理推荐来广汉的，主要目的是采访向阳乡政府。既然你们推三阻四，我们只好败兴而去喽！

舒书记向我汇报了日本记者所说的话。我笑道：“管他呢，只要不再添乱了，咱们就谢天谢地了!”

可是，没过多久，《参考消息》上转载了日本《读卖新闻》的一篇报道，文中不仅介绍了广汉县向阳乡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人民政府”的情况，最后还评论说：中国有了第一个乡政府，标志着毛泽东建立的农村行政体制业已发生动摇。

我看到报纸，暗自叹道：唉，“三不”纪律顶屁用，现在闹到满世界都晓得了。而眼下“向阳摘下公社的牌子，搞错了的说法开始引出种种议论、猜测，并且传得沸沸扬扬。

回到家里，老嬢子埋怨道：“你这老头子，自讨苦吃!公社就公社呗，20多年了，换啥牌子嘛!你要犯了错误，我和孩子们咋办咯？”我苦笑道：“你这老嬢子担什么心噢!大不了我这县委书记不当了，再挨一回批斗呗!”但我觉得有愧于儿子女儿，便对老嬢子说：如果向阳的事闹大了，假如真的整拐了，我肯定会又一次被打倒。到了那步田地，大双（常波）”、小双（常涛）可以去学木匠的手艺，秀东可以学理发的手艺，孩子们真能学到一身手艺，他们吃穿无忧了，你还愁没人养老哇？”听到这些话，老嬢子的泪花布满了眼眶。

那天晚上，我又是彻夜难眠。

接着，四川省委派工作组来广汉调查，经过座谈、访问、综合分析之后，从政治的、法制的高度，总结出建立“乡人民政府”的3大好处：第一，从领导体制上看，乡人民政府避免了过去“政社合一”的弊端。第二，从经济体制上看，乡人民政府祛除了过去“一大二公”的病灶，第三，从行政体制上看，乡人民政府改变了过去“一刀切”、瞎指挥的状况。

工作组的领导通报了调查结论后，颇有感慨地补充道：“向阳乡挂出‘人民政府’的牌子那天，街上的群众自发地敲锣打鼓、燃放鞭炮，邻乡、邻县有不少群众还闻讯赶到向阳看热闹。这都可以证明，撤社建乡的确势在必行!当然，向阳乡的试点还不规范，比如说政府班子如何产生，由上级任命不符合民主程序，应当由本级人代会选举产生才对。”

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参加选举工作会

工作组离开广汉前，向县委“一班人”通报了调查情况。罩在我和广汉干部群众头顶上的那片乌云，总算散去了。

半年过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下达了“改社建乡、政社分开”的通知。

1981年，广汉县各乡镇先后取消人民公社，成立了乡人民政府。

1982年12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修改后的《宪法》第一章中规定人民公社是农村“合作经济”的一种形式，正式结束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从此，“向阳之花”从四川盆地开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开遍了祖国大地。

（未完，待续）

（原载《富民为先 勇于改革—德阳市老领导常光南工作记忆辑录》，2016年12月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德阳市委老干部局编）

话说广汉——历史的抉择：向阳公社摘牌记

来源：《富民为先 勇于改革—德阳市老领导常光南工作记忆辑录》（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德阳市委老干部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