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常光南（1926.10—2017.07），改革开放初期四川省广汉县委书记，后参与筹建德阳市并出任第一届人民政府市长。他以“敢为人先” 的理念，组织实施并成就了广汉县向阳公社摘牌、金鱼公社包产到组等一个又一个改革壮举。为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激励来者接续奋斗，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方志四川”特发布叶仁宗执笔撰写常光南组织实施改革的《无悔人生》（收入2016年12月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德阳市委老干部局编纂的《富民为先 勇于改革—德阳市老领导常光南工作记忆辑录》）一文，以此向改革开放致敬，向改革先锋致敬！

阅读感言

 2018年12月21日晚，德阳市科技局80岁的贺姓退休干部阅读“方志四川”头条号发布的常光南《无悔人生（一）》后留言：“我细心读了常老市长的回忆录，非常好，非常好！我原不知道他这一段从军的历史，现在知道了，更加敬仰。常老虽已作古，但他的人品始终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我也80岁了，回想1987年从工作28年的北京调回家乡德阳工作时，第一个晚上他就在家接见了我，鼓励我以己之专业技术为家乡努力工作，真是谢谢他！他那个市长之家，简朴得不能再筒朴了。几个老式家俱，一台九寸小电视，没有任何豪华的装修，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他主修的大道之宽阔，完全可与北京的马路相比；德阳那时候发展之快速，也是吸引我们回乡工作的最大动力。望能购买到这本回忆录，或请市老干局帮我购到一本，以资纪念常老，向常老学习。”

六、勇敢的探索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大地刚进入拨乱反正的过渡时期，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县委书记会议。我时任广汉县县委书记。随四川代表团参加会议之后，便请假顺道回河北省隆尧县的水饭庄，探望在家养老的老妈妈。在拉家常时，老妈妈突然问我：“三儿，你娃当县委书记，可晓得农民有多苦吗？”我当然晓得，但面对老妈妈的责问，我不知道该怎样回话。只好说：“妈，您老保重身体要紧。至于农村经济、农民生活，现在拨乱反正了，肯定会慢慢好起来。”

短暂的团聚后，我要离家回川了。原本打算给老人家留些零花钱，谁知摸出兜里的钞票清点一下，刚好够买火车票。为了安慰妈妈，又想保全自己的面子，便对老人家说：“妈，儿子身上的钱只够火车票。只有把身上这件呢子大衣留给您老人家，冷了可以披披身，搭搭被。您看行吗？”

其实，我在心里希望老妈妈能够推辞不要，这件撑门面的外衣，里面就只有一件穿了十九年的破棉袄。

可是事与愿违，老妈妈眨了眨眼睛，泪花盈满眼眶，轻声说：“好吧，难得三儿的一片孝心!”

我没有退路了，只好脱去黑昵大衣，穿件破棉袄登上了回川的特快列车。

由于没有钱补卧铺票，挤站在车厢中，又累又困，两腿像灌了铅似的酸胀疼痛。便在门道与车厢连接处找个空地儿坐下来休息。一阵寒风吹进了车厢，蹲坐在角落里的我冷得浑身发抖。

在车上，我想起了这次回水饭庄在堂叔常老巨的院子里聊天时，他说的一段牢骚话：“共产党，样样高，一大二公却错了。社员出工不出力，农业生产咋得好？”

我不便回答，反而问他：“你们咋不向上反映呢？”

他回答：“谁敢往猫脖子上挂铃铛啊!”接着，便讲了一个在猫脖子上挂铃铛的寓言故事：

说的是耗子家族总受猫儿们的欺负。一只聪明的小老鼠站出来说：在猫脖子上挂只铃铛，咱们不就可以闻铃而避了吗？老耗子也点头认可，问：谁敢去给猫脖子挂只铃铛？耗子们有的缩头有的颤抖，还有的干脆溜之乎也……

在列车上，我一直在思考用什么办法才能使老百姓脱贫致富呢？回到广汉县委之后，我收到了老家寄来的家信。拆开一看，顿时让我哭笑不得。

森林在信中说：“三哥，您在外头做官、当干部，吃香的喝辣的，可曾想起过老妈妈的饥寒交迫，可曾忧虑过兄弟姐妹们的缺吃少穿？”这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回想自己从1947年10月参加解放军，随贺龙的18兵团战太原、夺潼关，进军大西南；1952年7月转业到四川彭县工作，20多年来由“十元部长”升为“十元书记”，何曾有过手头宽裕的时候，哪谈得上甚么“吃香的、喝辣的”呀!

这是事实，说出来却令人难以相信：在彭县，我先后担任8区组织委员，三区区委副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县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先是供给制，后来实行工资制，月收入只有50元，1959年以后才增加到70元。夫人张晓菊没有工作，俩口子加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全靠我一个人的工资收入维持生活。好在“贤内助”善于精打细算，每月领到工资后，她首先到机关食堂买够全家人一个月的饭菜票，再给我10元零花钱，省出来的三桃两枣，则攒起来给4个孩子交学费，或在逢年过节给老妈妈寄点“孝心”。就这样，我经常出差、开会、下乡的全部个人开销，每月必须控制在10元钱以下。久而久之，“十元部长”的绰号就在彭县党政机关流传开来。

1966年初夏，我从彭县调任广汉县委副书记，“十元部长”也就升格为“十元书记”了。直到“文革”结束后，我做了广汉县的“一把手”，每月的个人支出指标仍然只有10元钱。所以，这次上北京开会，借支公家的旅差费花光之后，包里所有的现金，补张卧铺票都不得够!

想到这些实情，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是委屈、也是羞惭、还有的是内疚，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再看弟弟的来信中写道：“这次您离家时，妈妈留下了您的呢子大衣，她老人家是故意那样做的。其目的就是要您尝尝贫穷的滋味，‘一分钱’常常会难倒英雄汉；穿得破破烂烂的人不但在精神上要受人歧视，还会成为‘姑姑不亲、娘舅不爱的人!”

噢，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了老妈妈的良苦用心，内心深处涌起一股暖意，随之又陷入了更深的内疚和不安。

1966年，我调广汉县任县委副书记。不久，就被造反派打倒，遭遇了“挨批斗、关牛棚、靠边站”等，一直到1968年搞“三结合”时，才被“解放”出来，被结合到广汉县革委任农业组组长。

1969年，常光南在广汉金鱼公社调研农业生产。

1970年7月，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任命，自己终于成为“革命干部”的代表，当上广汉县革命委员会的一名常委，后来担任副主任，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分工负责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在那种“口号震天响，帽子满天飞”的政治风潮中，我这个“副主任”无非挂名而已。你想抓生产，那是“唯生产力论”，你想鼓励发展家庭副业，又是“资本主义尾巴”。

即便在1971年，我被选为广汉县委书记以后，照样是一事无成。因为那时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那个年代呀，想干的事不准干，不想做的又估倒做。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执政为民啊!”

我扪心自问：身为一个县的“一把手”，解放十多年了，老百姓还不能丰衣足食，身为县委书记的我到北京开会连一张卧铺票也买不起，还穿得像叫花子而被人耻笑。我能不感到惭愧、不觉得内疚吗？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探索出一个能让百姓尽快脱贫致富的好办法来。

图为县委书记常光南在广汉向阳公社和农民喜庆丰收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县干部人手一本《劳动手册》，按级坚持“一、二、三”制度，即：县级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不少于100天，公社干部不少于200天，大队干部不少于300天，而且人人落实，月月检查。

我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栽秧、打谷、割麦、担粪，农田里的脏活累活，哪样没有干过？每年“红五月”那抢收抢种的季节，我总是带头下田劳动；有时耕牛忙不过来，还首先挎上犁头的纤索，以人代牛拉犁耕地。

干部们在我的带动下，腿蹬疼了，腰躬酸了，肩膀磨肿了。结果还引出一阵风凉话：“县委书记学大寨，牛不来劲人来代。”

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什么干部的努力，换不来群众的认同呢？

前几年的粮食产量逐年有所增长。可是，交了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分到社员手中则所剩无几，人口多的家庭还不够填饱肚子。劳力弱的家庭，全年工分所值抵不够口粮款，年终结算时还得倒找几十、上百元给生产队。当时称之为“倒找户”。

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加上这趟老家之行的亲身经历和老妈妈的良苦用心，搅得我心绪不宁，好像有张“用问号”织成的网套，罩住了我的脑袋。

我这人有个习惯，遇到疑难问题就到基层去找办法。

这天晌午过后，我蹬车来到西高公社的地面。在五大队二队的田边，我发现这里的庄稼比别的地方好很多。三两个人在一块铆足了劲儿干活。几十个劳力拥在一块儿“磨洋工”的场面不见了。

我找到了那个生产队长，问他：你们的庄稼为啥长得这么好啊？”这个队长警惕地把我打量了一番，狐疑地问道：“同志，你又不象农村社员，昨会关心我们的庄稼长势？”

我便自我介绍道：“我叫常光南，现任广汉县委书记。这次下来，想总结、了解一下你们生产搞得好的经验。”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队长这才吞吞吐吐讲出了五大队二队的“秘密”。据队长说，他们是从小春开始就各种各的地了。按庄稼的长势和土质，将全队田土分为3个等级；再丈量面积，根据等级好孬搭配，人均1．55亩，划分到各户名下。为让分配公平公正，他们使用了传统的“抓阉”方法，各人凭“手气”，拈到哪坨就分那块。进行了初次的分配，在秋收稻谷入仓以后，又按前次划分土地的三道程序，重新丈量、搭配、拈阄，终于将300多亩田地划分停当。这就是他们的秘密。

副队长就按照他们定的口径，说出了一套“包工包产到作业组”的管理方法。

当时，上头还在讲两个“凡是”，将生产队的土地划到各家各户，属于“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行为，不仅要冒挨批斗、被打倒的风险，甚至还有判刑、坐牢的危险。

回城后，我派出干部到西公社“蹲点”。

秋收后，“蹲点”的干部带回一份统计表，其中：五大队二队的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大小春总产量超过39万斤，比上年净增12万斤!西高公社“包工包产到作业组”的管理方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县委书记常光南为广汉和兴公社发粮食超产奖

1977年10月10日，广汉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我在会上宣布了会议的中心议题：怎样搞好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增加社员收入？其目的就是要在全县推广西高乡“包工包产到作业组”的管理方法。我说：“正式开会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这故事是我老家一位名叫任臣子的大队主任讲的。”接着，我便复述了“猫脖子上挂铃铛”的寓言故事。

故事讲完，我便简要地介绍了西高五大队二队包工包产的具体做法。会场上顿时交头接耳，最后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以区、社干部为主的支持“包产”派；另一种是以党政机关为主的害怕“包产”派。我听了意见，便找县委办公室主任郑学成和县委政研室的干部来商量，想方设法也要绕开这个“包”字，把五大队二队的经验在全县推广下去。他和政研室的同事们叨咕一阵，提出将包产改为“定产”，全称就叫：“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并以农林水利局的名义起草文件，提交常委扩大会议审定。紧接着，我又找金鱼公社的党委书记李明英谈话，试试他有没有胆量“往猫脖子上挂铃铛”。

我问他：“如果先在你们公社搞试点，你怕不怕？”李明英狡黠地笑了笑“我怕啥哟？你敢决定，我李明英就敢执行。”

这天晚上，我彻夜难眠，终于下了决心：搞！即便第二次挨批斗、被打倒，也要把全县的农业生产搞上去，让社员群众多得实惠，过上好日子。

于是，我亲自动手，起草了一份《关于试行“定产到组”生产责任制的请示》，派人送到省委、省政府。经过向省市有关领导请示汇报后，省委书记同意“定产到组”试点，并派省委副秘书长宋文彬和岳忠同志到金鱼公社蹲点指导。就这样，1978年1月29日，广委发〔1978〕004号文件正式出台，文件全名《中共广汉县委批转农林水利局〈关天金鱼公社整顿经营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的试点报告〉的通知》。广汉的各级干部顿时活跃起来，围绕“增产”和“增收”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联产计酬责任制。

秋收后，四川省委专门派了一个调查组到金鱼公社，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是：联产计酬责任制将经营权利、生产责任和分配利益三者挂钩，社员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掌握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全公社上上下下的积极性，生产面貌焕然一新。金鱼公社的结算报告数据是：“当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净增500多万斤，增长22%，比全县增产率高出12个百分点；农副业总产值增长30%，社队企业总产值增长85%，毛猪出栏率增长33%，超出国家征购任务40％。全公社25000多农业人口，人均口粮增加58斤，现金分配人平增加31.2元。分配结算过后，金鱼信用社的社员存款一下子增加44000多元。”

县委书记常光南在广汉中兴公社指导农业生产

我隐隐感到，一场排山倒海的改革浪潮，将在广阔的农村中掀起。

情况汇报到四川省委，省委书记说：“定产到组，体现了‘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取消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这个方向、道路，是正确的。你们回去，愿意搞的可以全面推开；还有疑虑的，可以先行试点；不想搞的也不勉强。”省委书记对“定产到组”责任制的指示，一句“方向道路是正确的”，就是给了我们一颗定心丸。

不久，四川省委向全省转发了《金鱼公社实行定产到组责任制》的简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广汉县对干部社员实行奖励制度》的文章，详细报道了广汉县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工作的情况。

谁也没想到，西高公社这个秘密举动，在金鱼公社试点成功，就敲响了广汉县乃至全国农村改革的开场锣鼓。

俗话说：好事多磨。就在我们准备全面推广西高公社和金鱼公社经验时，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又刊出两篇文章。一篇是甘肃省“群众来信”，认为“包产到组”是倒退，是错误的；另一篇正面报道吉林省怀德县某公社党委帮助生产队“纠正作业组为核算单位的错误作法”。并且加了“编者按”，指出“包产到组”“分田到组”的错误作法要坚决纠正。

我把报纸看了又看，文章读了又读，联想起了当年邓自力在泸州的教训，想起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遭遇，记起了自己挨批斗、挂黑牌的屈辱，我心里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得安宁。

《人民日报》“编者按”发表后，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绵阳地区原来要组织干部到广汉“取经”的行动取消了；许多外地都声称“不敢再搞广汉那一套了”。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省委书记的秘书来电话说：“邓小平副总理决定，由赵书记带领农业考察团出访欧洲，考察学习现代农业管理经验。赵书记的意见，要你常光南随团出去开开眼界。”我趁到成都量做出国服装的机会，一个人直奔省委，闯进了省委书记的办公室。

1978年12月，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左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图片来源：学习时报）

 省委书记正在批阅文件，见我不请自来，猜想当与《人民日报》的文章有关。所以，他招呼我坐下，尔后意味深长地问道：“常光南，你知道小平同志为什么要我们出国吗？”我回答：“不知道”。省委书记说：“小平同志让我们出去考察农业，就是要我们打开眼界，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条条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实践，敢于创新。比如说农村的生产责任制，你们搞包产到组，安徽也有的地方包产到户，责任制可以多种多样，不能搞‘一刀切’。只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没有改变，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变，一切符合农村实际、顺应群众呼声的办法都可以试试呀。报纸上说这说那，理论探讨嘛，不必大惊小怪。我们的农村，不会倒退到资本主义的!”

听了省委书记的话，我的心总算踏实了。

在县委常委会议上，我原原本本地传达了省委书记的指示，垂头丧气的“一班人”重新抬起了头，挺直了腰。

于是，在这年的小春收割之前，广汉县境内的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们忙着丈量田亩，征求群众意见，商定承包办法……随之出现了承包到组、承包到院落、承包到户头的多种形式……后来，又随着形势发展，在全县普遍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

事隔20多年以后的20世纪末期，《德阳日报》一位记者经过深入访查，发现广汉县西高五大队二队（今金光村二社）的“包产到户”比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自发搞的“大包干”，整整早了5个月。他在《“大包干”谁最先》的文章中描述道：“算起来，小岗村那18户农民在寒夜里立字据、捺指印时，金光村二社各家各户田里的麦苗已经绿了原野，油菜已在寒风中扭动着枝叶。”

（未完，待续）

（本文原载《富民为先 勇于改革—德阳市老领导常光南工作记忆辑录》，2016年12月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德阳市委老干部局编）

来源：《富民为先 勇于改革—德阳市老领导常光南工作记忆辑录》（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德阳市委老干部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