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收录于《富民为先 勇于改革——德阳市老领导常广南工作记忆辑录》

编者按 常光南，改革开放初期四川省广汉县委书记，后参与筹建德阳市并出任第一届人民政府市长。他以“敢为人先” 的理念，组织实施并成就了广汉县向阳公社摘牌、金鱼公社包产到组等一个又一个改革壮举。为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激励来者接续奋斗，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方志四川”特发布常光南撰写的《无悔人生》（收入2016年12月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德阳市委老干部局编纂的《富民为先 勇于改革—德阳市老领导常光南工作记忆辑录》）一文，以此向改革开放致敬，向改革先锋致敬！

无悔人生

常光南

一、苦难中成长

1926年10月9日，我出生在冀南地区隆尧县的水饭庄。

 常家在水饭庄是大姓，父亲常振铎在兄弟间排行老二，从北平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在北洋军中当兵。可爷爷认为“好男不当兵”，便想方设法从军队中拽回了我父亲，并让他娶了邻村马姓小姐为妻。父亲对种地不感兴趣，便凑钱开了一个药铺，顺便还卖些糖果糕点、日用杂货，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唐侯故土 尧帝之乡—隆尧县（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我在家中排行老三，上有大哥筱林和二姐，下有四弟森林。我出生时体弱多病，算命先生说我“五行缺木”。父亲便给我取名常桂林。我快满2岁时生了一场重病，大夫连换三副“单子”，我才捡回了一条小命。

快满7岁时，父母将我送到只设初小四个年级的水饭庄“小学堂”读书。报名这天，张文汉老师说：“你小名桂林,，这个名字缺些气势，要不取个学名吧，读书求学为的是光宗耀祖，好男儿志在四方，走南闯北。那么，就叫‘光南’如何？”我拍手跳了起来，“好哇，我叫‘常光南’喽！”。从此，我成为一名学习冒尖、调皮捣蛋冒尖的小学生。

我和同学张东良是好朋友，东良堂叔张老宪听小侄子不时提起我的聪明机灵，便开始注意我，想为女儿晓菊物色一位“终身有靠”的乘龙快婿。

1937年夏，我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上了隆平县唯一的“县立高等小学校”。喜报传来，常家老少三辈高兴得什么似的，父亲遵照奶奶的意思，准备大摆宴席，而老宪头又亲自登门拜访父亲商量我和晓菊定亲的事。

我和晓菊订婚不久，北平芦沟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侵占华北，隆平城里的东洋鬼子时不时地出城奸淫虏掠，有女待嫁的父母都以为早嫁女儿就可早免灾殃。老宪头和父亲商定办喜事，日子就定在重阳节那天。

到了1937年10月12日九月初九这天，才11岁的我懵懵憧憧地穿上一领长衫、套上一件马褂，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就成了一个迎娶新娘子的新郎官。

在拜堂的时候，我和晓菊并排一比，发觉自己的个子矮了一头，心里直犯嘀咕：“她的力气肯定比俺大，假如吵嘴、打架的话，吃亏的准是俺！”我经常听评书，晓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当即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当常喜叔宣布“参礼完毕，新郎新娘扶入洞房”之后，我找到机会趁空溜到破旧的三官庙，靠着墙壁一屁股坐下去，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父母亲和大哥筱林夫妇送走亲友后，都以为我的大事总算圆满了，却突然听到了新房里新娘子伤心的哭泣声！几个人来到新房，才发现我不见了。全家人包括爷爷、奶奶都出动了，点着火把、提着风灯，沿街找我。在张东良带领下，大家才到破庙找到了我。父亲将我拽回屋里，我又哭又闹，坚决不和新娘同床。父亲没法子，便让大嫂陪着新娘过夜，我则和父亲“打通腿”睡在一个被窝里。

一天晚上，半夜里突然听到枪声大作，一家人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把灯灭了，然后躲进了屋后的地窖里。好不容易挨到天亮，父亲才领着大家走出地窖，发现我家的药铺被焚毁了，从此父亲一病不起。药铺被烧毁，断了家人的经济来源，日常的油盐开销也成了问题。新过门的晓菊还算懂事，每天帮着母亲忙里忙外，让母亲心里稍稍有些慰藉。

我经历这次重大变故，好像忽然间长大了似的，学着下地劳动，帮着母亲料理一些家务。慢慢地我也能侍候父亲的汤药，照顾小弟弟的吃穿了。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在磨难中渡过了艰难困苦的5年时光。父亲的病情日见好转，渐渐地基本康复。

一天深夜，我和父亲躺在一个被窝里睡得正香，父亲把我叫醒对我说：“桂林，你起去一趟，到对门杂货店帮爹赊二两酒、两根烟来。”

我出门不久，就被日本鬼子的特务队抓了“苦力”。被五花大绑，拽上了一辆停在庄外的敞篷卡车。卡车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了小半夜，终于停了下来。我们被吆下车来，才发现到了一个修建炮楼的工地上。一个翻译官模样的人大声警告说：“大伙儿听好了，这里四周部有皇军的岗哨，谁要逃跑，格杀勿论！”

在刺刀、枪托的威逼下，我和几十名乡亲“卖力”地挖土、砸石、搬运，有人稍不留神，其屁股或后背就会挨上重重的一枪托，并且马上留下一个青包。被打的人若稍有反抗，就会被刺刀捅个窟窿，甚至被当场枪毙。

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八支队的骑兵大队由清河区进入沂蒙山区（图片来源：山东省情网）

这种地狱般的苦工干了3天，夜里，我和难友们挤在工地旁边的一间破庙里过夜。不知到了啥时辰，我迷迷糊糊地被人摇醒：“还不快逃，大家都跑了！”我一咕噜挣身起来，顾不得钻心似的腰疼腿痛，几步跨出庙门，跟着前头的人影，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奔逃。

突然，村头传来“八格亚路”的喝骂声，随即响起机关枪“突突突”地扫射声。前头的许多黑影掉头往回跑，我也就本能地转身回逃。

第二天上工，日军小队长训了一通话。经过翻译官的解释，我们才知道昨晚逃跑的人当场打死3个，伤了20多个。

经过那次盲目逃跑的失败，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不能用鸡蛋去碰石头。但是也不能就困在这陷井里任人宰割。

平日给工地上送吃的是附近村子的跛脚老头，据说他因为腿脚不便，又是日伪军眼中的“良民”，就当上了“共荣共和”的村长。他和十来岁的孙子早晚两次给我们送来窝窝头和棒子糊糊。

一天黄昏时分，跛村长的孙子病了，他一个人来送饭。我低声对他说：“跛大叔，我是水饭庄的人，让我帮您收拾碗筷，行吗？”他抬眼盯了盯我，什么话也没说，只轻轻地点了点头。

于是，我立即动手拾掇碗筷，装进柳条筐，然后挑在肩上，跛大叔跟在我后面，嘱咐道：“孩子甭慌张，俺来时的哨兵已经换岗了，接岗的哨兵不晓得俺是一个人来的。”

我若无其事地挑着柳条筐，晃悠晃悠地闯过了两道岗哨。到了没人的地头，跛大叔说：“没事喽！水饭庄在西南方向，孩子快回家去吧！”我心头一热，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谢谢大叔，谢谢——”。

回到水饭庄，我和家里人抱头大哭一场之后，说起跛大叔的救命之恩，全家人都感激不尽。母亲还埋怨我说：“人家舍命救了你，你娃连人家姓甚名谁都没打听清楚，以后咋报答恩人呢？”

后来抗战胜利，日本投降了。我专程去跛大叔的村子里打听，才知道那个村子叫新庄，跛大叔名叫郝老生，原本就是一名地下党员，以“伪村长”的身份作掩护，为八路军游击队搜集日、伪军的情报。可惜，我没能见着跛大叔的面，因为他带着支前队伍又上前线去了。

八路军山东纵队过沂河，奔赴抗日前线（图片来源：山东省情网）

我父母经过苦力事件后，把我和晓菊叫到面前，父亲以不容反对的语气宣布说：“光南、晓菊，你俩拜堂成亲快6年了，俺和你们的母亲商量决定，今晚你们小俩口就圆房吧！从此以后，我和晓菊才正式成为夫妻，担负起家庭的责任。

当时，我们一家人和全庄二百来户乡亲，就生活在三座炮楼和一道封锁沟的包围之中，在日本鬼子的机枪、大炮和汉奸队伍刺刀、枪托之下，过着暗无天日的亡国奴生活。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骑兵一部（图片来源：山东省情网）

二、投身革命路

1945年冬天的一个拂晓，鬼子兵和一帮“黑狗子”包围了水饭庄，把全庄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到庄里的一个土坝上，并且逼迫大家跪在泥地上听“皇军训话”。

我和李小广、张全芬、张二丑等十来个青壮劳力被拉出人群，鬼子兵用一根长长的绳子，像拴蚂蚱似的将我们一个连着一个地拴成一串，在步枪刺刀的押送下，顶着冰凉刺骨的寒风，踩着结冰打滑的泥路，到响午过后才抵达北鱼庄工地。

工地上有好几百劳工分散在碉楼四周干活，到天黑歇工后，大家胡乱啃了几口冻得掉渣的窝窝头，就一道挤进庙堂躲避寒风。夜里，肥胖高大的张二丑突然嘀咕道：“明天这庙房就得扒掉了，大伙儿就没地儿遮风过夜了”李小广碰了碰我的胳膊，“光南，咱得想个法子逃过这一关！”我回答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趁哨兵换岗去叫人的空隙一起溜出去，一直往西跑，肯定能安全逃脱！”

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八支队在行进中（图片来源：山东省情网）

那天夜里，忽然大雪纷飞，天气更冷了。我和张全芬、张二丑他们8个人跟着李小广，趁哨兵换岗的空隙，悄悄地潜出了工地。不料，高大笨拙的张二丑惊慌中滑了一跤，惊动了哨兵。机枪扫射起来。我们一路向西狂奔，也不知道跑了多远的路程，终于发觉后面的机枪声听不见了。我们这才发现，逃跑中慌不择路，偏离了回庄的方向。我突然想起，这是来的路上曾经淌过的河，就跟大家说：“俺估计大方向没错。这条河叫午河，流经隆平、柏乡两县，咱们来时淌过的。只不过，咱们跑的方向稍微偏了点，好象跑到它的上游来了。”

    李小广30岁了，在我们8个人里年龄最大、最有决断。他四面打量了一阵，果断地说：“光南说的对！过了午河就是隆平县，咱们得想法涉水过河。”

在过河时，张二丑一脚踩破冰层，落进了哗哗的流水中。好在他肩上的铁锨横在冰窟窿的边沿上，才没被冰面底下的暗流卷走。我让大家解下裤带，很快接成一根近两丈长的救命索，终于把张二丑救出了冰窟窿。

经过这次危险后，我小心翼翼地走在头里，李小广右手拉着我，左手拉着张全芬，后面的人一个拉着一个，这样互相扶持，踩着嚓嚓响的薄冰，顺利地涉过了午河。我们走了一整夜，第二天才回到了水饭庄。

在北鱼庄大逃亡的过程中，我懂得了“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后来，我和李小广成了年龄悬殊的朋友，也才从小广哥口中得知水饭庄就有地下党的党支部，还有暗中抗日的民兵组织，李小广就是其中的一员。鬼子兵和黑狗子白天耀武扬威、横行霸道，但一到天黑，整个冀南乡野，则完全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的天下。

我晓得了这些内情后，埋藏在心中的对鬼子汉奸的深仇大恨便进一步发酵，变成了靠近地下组织、参加抗日活动的积极分子。在破坏敌人的公路、开挖村村相通的交通沟、帮助群众挖地道等抗日活动中，我得到同伴们的赞许。地下党支部经过考察，于1944年初决定接纳我成为一名“抗日民兵”。从此，我心目中也有了“党组织”的概念，在人生定位上也就有了归属感，全身心投入到了革命队伍中。恰巧，晓菊又怀了身孕，到了腊月间，晓菊为我生下一个女儿。我刚过18岁就当了爸爸，高兴地对妻子说：“妞妞生在冬天，就取名叫冬兰吧！”。我和晓菊的夫妻感情也日益加深。虽然我白天下地劳作，夜间参加抗日活动，夫妻两人难得相逢，但是，只要我一在家，就能听见冬兰轻脆的笑声和晓菊亲昵的呵责声。

著名抗日民主人士范明枢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党代会上致祝贺词（图片来源：山东省情网）

三、烈火炼金钢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刚刚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就开始打起了“剿灭共产党”的算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图片来自网络）

我被选为水饭庄民兵大队一中队的队长。主要任务有两大类：一是支前，帮助八路军运送给养、弹药，八路军打哪里，支前民兵的小车就推到那里。二是根据八路军的作战意图，要么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交通，要么抢修和维护我军的交通供给线。

有一次，八路军主力包围了邢台城中的敌军。为了阻止石家庄的敌军从铁路线运兵支援，我们和冯村附近的民兵几百人同仇敌忾，掀的掀铁轨，挖的挖路基，胜利地完成了破坏铁路交通线的任务。

对此，国民党恨得咬牙，派特务到民工中散布谣言，说：“国军组成的还乡团明天就要打回来喽，谁帮共产党就会受到报复！”谣言传播开来，一些胆小怕事的人开始动摇，有一天上工途中，不晓得是谁带的头，好几十人纷纷丢下圆锹、镐头和杠子、绳索，然后争先恐后地掉头就走。我见势头不对，抬腿就追，飞快地撵上众人，跑到他们前头站住，大声喝道：“乡亲们，听我说！我们是有组织的民兵，就得服从组织指挥！上级命令我们破坏铁路交通，为的正是阻止敌人的反扑，包围和消灭邢台的守敌。咱们这样丢下工具就跑，不是正合敌人的意、帮了敌人的忙吗？即使回到水饭庄，又怎么向党支部和乡亲们交待呢？”

经过一番劝说，大多数人明白了不该散伙的道理，跟我一道返回了破坏铁路的作业点上，最终完成了任务。

1947年，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阶段，水饭庄进行民主投票表决选举参军人选，我和另外25名同乡民兵戴上了“光荣参军”的大红花。

1947年底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攻打河北元氏县城（图片来自网络）

告别父母、妻子和女儿，我和陈朋喜、张道蔫等20多个伙伴一路，告别水饭庄来到了解放军的新兵集训地——丘底村，从此正式走进革命队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在部队军训时，我政治课认真听讲，训练时摸爬滚打不怕吃苦，训练营的张连长表扬我“是一棵好学上进的好苗子”。新兵训练结束，我被分到山东部队作了张连长的通讯员。后来，被分配到特务连的通信排，正式成为解放军的一名通信兵。

到了通信排后，我事事主动，处处争先。1948年7月，在参加太原战役之前，我被任命为通信一班的副班长。我们补充团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补充师后，我也被任命为特务连通信一班的班长。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教育改造新投诚过来的傅作义炮兵师。

傅作义(中)与蒋介石的最后合影，约1948年末1949年初（图片来自网络）

有一次，我去东怀远的一个村庄送信时，发现许多旧军官仨仨俩俩地聚在一起，鬼鬼祟祟地交头接耳。我回到连队便向连长作了汇报。王连长得知情况后，当即令侦察排派人查实，然后报告了师首长。师长、政委趁企图哗变的伪军官们密谋集会的时机，将他们当场逮捕，粉碎了军统特务煽动的一次哗变阴谋。后来，这个炮兵师的官兵经过三个多月的诉苦运动和人民军队的宗旨教育，绝大多数都转变成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战士，在1949年4月，用大炮为我军解放太原城做出了特殊贡献。

太原战役中太原市民迎接解放军入城（图片来源：白梅月下客的博客）

1948年时的阎锡山。1948年10月至1949年4月的太原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绥靖公署、2个兵团部、1个军部、20个师，总计135874，其俘敌97179人，毙伤33385人，投诚5310人，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15兵团司令官孙楚、太原守备总司令兼第10兵团目全官王靖国等军政要员多人，自此结束了阎锡山对山西人民长达38年的统治（图片来源：白梅月下客的博客）

事后，鉴于我革命警惕性高，及时发现和报告了敌特阴谋，特务连党支部报经补充师党委审议批准，给我荣记三等功一次。

太原战役胜利结束后，补充师随大军挥师西进。我们随贺龙统帅的十八兵团没费一枪一弹就解放了潼关。大军继续进军西南时，我却接到了一项往相反方向的运城。我和班里新分来的曾在运城驻扎过的大吴走了两天，才把机要信送到运城军管会。在运城街上，我发现商店里有我们部队驻地奇缺的食盐卖，于是决定用我们路途中省下的两个大洋买了一袋100斤重的盐，友邻部队的汽车顺道把我们捎到了离潼关不远的渭河渡口，赶回驻地时，才发觉部队早已开拔了。

1949年9月12日，二野三兵团某部在南京下关上船过江北上，向西南进军（图片来源：凤凰网）

第二天早上，我俩抬着盐袋上街把盐趸卖了五块大洋，就作为我们寻找部队的路费。上火车，向着西安方向去寻找部队。每个小站我都下去打听部队去向。两天两夜下来，两只眼睛熬出红红的血丝，眼眶肿胀，不时淌泪。但我仍得睁大眼睛，盯着车窗外头，总怕错过了什么蛛丝马迹。

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在庋镇回到连队，新任连长王德功和战友们象欢迎英雄似的欢迎我们胜利归队。

我两眼一直酸胀难受，疼痛流泪。军医说我是熬夜过度加上风沙侵蚀，导致眼角膜发炎，于是我遵照医嘱，天天用淡盐水冲洗双眼，3天后，右眼基本复原了。可是左眼却照样发炎，从此落下个眼圈红肿、迎风流泪的毛病。

我随着部队翻过秦岭，开进剑门，并在进军四川的途中，于1949年8月2日被批准为正式党员，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1月2日，部队到达广汉县城，一位老人送我一管治角膜炎的特效药膏，却不肯收我付的钱，我双手接过眼膏，揣进衣兜，接着将块大洋塞进老人的棉袄，转身就跑回队列去了。

成都和平解放后，十八兵团奉命追击向攀西逃窜的胡宗南残部，补充师驻扎在眉山县城。不久，改编为军分区，并由眉山换防到温江。特务连也就改成了温江军分区警卫连。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人民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新华社发，图片来源：中国政府网）

随着“清匪反霸”的展开，1950年冬月的一天，军分区后勤部派8名战士出城，到8里外的苏家渡去拉马料。结果遭到上百名叛匪的伏击，8名同志全部牺牲。

噩耗传来，当时城里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加上警卫连和司令部的机关人员，总共不到1000人。而城外的叛匪却纠集、蒙蔽和挟持了不少老百姓，约有2万人以上来围住县城。

军分区党委反复分析敌情之后，决定固守温江城，拖住叛匪，然后集中五三八团的主力，内外夹攻，全歼叛匪。而关键在于能不能把调兵遣将的“战斗命令”送到五三八团。

我从班里挑出两名机灵、勇敢的战上，牵着战马趁夜潜出西城门，天没亮就闯出了包围圈。一路狂奔，顺利地到达灌县境内。可是，突然发现前方的路旁几间瓦舍下聚了好几十个提着大刀、抱着三八大盖的汉子，在那儿喝茶、了望。

当即，我命令道：“这是叛匪的一个哨卡！冲过去！”我们跑出好几里路之后，才发觉前头有一条两丈来宽的大河挡住了去路，河上原有的石板桥已被他们炸毁了。后面传来了零乱的枪声和叛匪们追击我们的吆喝声。我来不及多想，便命令道：大家跟我来，飞马越过河去！”说完，便狠狠抽了几鞭，战马受惊，抛开四蹄飞奔而去。可战马落到对岸时却前蹄一跪，裁倒在地，打了一个滚，我被抛到几米之外，头皮磕出了血，斜挎背上的美式冲锋枪的木柄也摔断了。

那时，我顾不得头上的伤口在流血，爬起来检查了衣兜里的信件，再拉起战马一看：万幸，它还没摔伤！我翻身上马，大声说：“快走！”于是我们直奔灌县，顺利地将战斗命令送到了灌县驻军司令部。首长遵照“战斗命令”展开兵力部署，在1950年除夕夜，一举歼灭了围攻温江的叛匪。

过完春节不久，川西叛乱完全平定。上级根据温江城被围的教训，将温江分区警卫连扩编为警卫营。我被任命为警卫营二连的代理指导员，后又担任政治指导员、连队党支部书记。随连队驻守在双流县，直到1952年我才转业到地方。

（未完，待续）

（本文原载《富民为先 勇于改革—德阳市老领导常光南工作记忆辑录》，2016年12月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中共德阳市委老干部局编）

来源：《富民为先 勇于改革—德阳市老领导常光南工作记忆辑录》（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德阳市委老干部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