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顺历史上的旗人知县

刘 刚

所谓“旗人”,即清代编入某一旗籍的人,其渊源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年间创建的八旗制度。这种制度以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等彩旗为标志,其最初的作用是为规范满洲(女真)人的狩猎活动,后来在对外防御与征伐过程中又赋予其军事职能,于是逐渐演变成一种军政、军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制度。再后来,随着蒙古人和一小部分汉人先后入籍,八旗又细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客观地说,八旗制度为女真族及满族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旗人则为满清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及缔造百年基业立下汗马功劳。正因为这样,旗人在清朝建立之后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而且在科举、司法、房地产、社会福利等方面也有着诸多特权。当然,参与地方治理更少不了这一特殊群体。

经查富顺旧志,从清代康熙朝至光绪朝的近两百年间,先后有17名旗人到四川富顺任职,其中有11人任知县、2人任邓井关盐捕通判、3人任县丞、1人任典史。今择满云鹔、官德两位旗人知县而述之,代表性地诠释八旗子弟为富顺发展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镶红旗人”满云鹔:崇文重教修文庙

满云鹔,字摇飞,奉天(今辽宁沈阳)镶红旗人,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由监生中癸酉科举人,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任富顺知县。

在富顺知县任上,满云鹔“通达治体,厘奸剔弊,豪猾屏息”,意即他既能为老百姓兴利除害,又能使黑恶势力不敢胡作非为,从而实现县境平安、风清气正。满知县“尤能熟悉民情”,以致“一时草野无不平之狱”。据清同治十一年《富顺县志·孝义》记载,有一姓名为“易相皇”的县人,“性好施与,族邻贫困及不能嫔葬嫁娶者,辄维持资给”。满知县刚一上任就知晓此人此事,遂向易相皇赠以“葛天遗老”匾以示表彰。要知道,葛天氏是上古时代的一位贤能帝王,传说与“燧人氏”“伏羲氏”等人齐名,在位期间特别善于治理,故整个社会民风淳朴,老百姓幸福安康。满知县以“葛天遗老”之称号对一普通人相赠,其实就是向县人倡导一种积极向善的社会风气。

满云鹔撰《修两庑碑记》(据清乾隆二十五年《富顺县志》)

更令人称道的是,这位旗人知县还特别重视基础教育。如在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满云鹔先是与儒学官员一起带头捐款,接着又带领士绅对文庙的东、西两庑进行修复。他在自撰的《修两庑碑记》中回顾了儒学的发端与发展、蜀学的辉煌以及江阳(富顺)自晋、唐、宋、明以来的学宫发展史,感叹“学之由来冠乎蜀矣”。而富顺文庙“建于宋,毁于明”,自浙江籍知县钱绍隆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培修大成殿和明伦堂后,已有二十余年未修治。满知县“睹两庑鞠为茂草”,发出“岂有庙貌孤立而贤哲之灵爽瞻觐蒿莱,守土者何以安乎”的灵魂之问。于是,经过“矩日拓地,鸠工庀材”,仅用一年就“建两庑于东西各五间”,满知县高兴地把自己称作孔子及儒家的“私淑”弟子。在碑记末尾,满知县动情地写到:“今我皇上诞敷文教,加意宫墙,始采阙里修乐,继御制训士碑文颁之黉庙,其教育人才之意已远轶乎汉、唐、宋矣!”近700字的《修两庑碑记》,表达了满知县“景仰乎前人起学之心,深有望于后来之学者”的拳拳真情。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满云鹔因廉能兼具且执政成绩突出,经四川巡抚能泰保举,在朝廷综合测评中考核定级为“卓异”(最高等级)。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在富顺任职已达五年的满知县升授为直隶开州知州。离任之日,县人“复镌《去思碑记》”并专门为其修建一座生祠——满公祠,以感念他的丰功伟绩。后来,满云鹔于雍正朝深受器重,先后担任直隶永平府知府、福建兴泉道道台、河南彰德府知府等职,民国版《富顺县志》称他“与明之万文彩、王廷冕治足相方”,赞誉其与明代富顺知县万文彩、王廷冕等汉族“能吏”不相上下。

“正白旗人”官德:两任知县刻名志

官德,字体仁,正白旗人,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初任富顺知县,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复任富顺知县。

在第一任期内,官德高度重视富顺的学院发展和县城防御,身体力行狠抓软硬件建设。富顺书院肇始于明嘉靖四年(1525),由时任湖北籍知县周夔在读易洞前建立,初名“西湖书院”。两百多年后的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江西籍知县熊葵向因书院所处地形低洼狭小,遂将其迁往县治北的城隍庙侧,并改名“景阳书院”。至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书院再现破旧,时任知县官德干脆对其进行重修,并“于头门悬额易‘景’为‘江’”,“江阳书院”从此名声大振。除此,官德为保持义学机构正常运转,专门“拨玉皇观田地二处入义学”,使贫寒子弟的学费得到了充足而长久的制度保障。同年,富顺县衙“奉檄查城”,发现整座城池“共塌二十二处,缺垛口三千八百零,城门七座全毁”,于是不得不“详请劝阖邑士民捐修”。该工程在官德的直接领导下,至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二月竣工,前后仅用13个月就达到“城身、垛口及城楼俱完固如旧”的建设要求,重新为老百姓提供了稳固的安全屏障。

清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纂修”之官德

在第二任期内,官德留下的最大善政,莫过于镌刻清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该县志是江南大儒段玉裁与曾历官山东招远知县、湖北宜都知县的本县进士李芝等人倾力合作之作,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仅“五阅月而书成”。不过,还未等到县志出版,段玉裁即奉调而去。此时,接任知县官德摒弃“新官不理旧账”的陈腐理念,与后来的署任知县周澄(字百川,江苏江宁人)前后接力,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将县志付梓刊行,并邀请段玉裁为该志撰写序文置于书首。该序文五百字不到,但段玉裁却在文末两次提及官德:“志既成,而予去富顺矣。官君体仁(官德)、周君百川(周澄)相继鸠工镌板,以广其传。予念士民之茂美,李君(李芝)之勤劳,而官、周二君之成人之美,皆不可以不志也,遂书其后。”言语之中,满含感激之情,可见官德在县志出版环节的工作深得段玉裁认可。

该志习称“段志”,具有体例严谨、叙事详实、考证精当等特点,被后学奉为经典之作,如江西籍知县陈锡鬯称其“盖出入于班、马(班固与司马迁的并称)之间,而擅三长者也”,著名学者梁启超更赞其为“方志中之表者”,一代名士宋育仁在监修民国版《富顺县志》时自言是“踵段志而作……《富顺县志》自段懋堂修定,列于名志,与《武功(志)》《朝邑(志)》同称”。

我们可以体会到,在这些高度赞扬的背后,既有段玉裁发凡起例的运筹之能,也有李芝搜罗打磨的劳苦之功,更有官德在镌刻环节的审校之力,三者的完美配合,才为富顺成就了一部清代名志。可惜的是,“段志”原刻本已佚失,今存存光绪壬午年(1882)夏五月的重刊本。

除上述两人外,到富顺任职的旗人还有包洪谋、高瑛、瑺贵、常连、祥善、年昌阿、祥麟、文康、玉启等知县和祝致纶、陈元震、张永宗、王瑜、汇福等佐属官。他们以旗人身份官居富顺,却能以儒家的仁德思想贯穿于治县理政之中,在富顺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踏出了非汉族职官的深深足迹。当然,他们不远千里异地为官,既为富顺留下了不朽的政治、文化与精神遗产,也促进了旗人与汉人的文化交流,更为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与发展进步贡献了力量,值得身处新时代的我们去为之弘扬光大。

附

清代任职富顺的旗人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刘 刚(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