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谐剧创始人王永梭

黄慧清

川,皆为四川,渝,泛指重庆。在天府之国,巴渝文化的沃土上,20世纪40年代开始,萌发出一枝文艺艺术奇葩——川渝谐剧。这谐剧以个人独演、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幽默搞笑的形式,熟练运用四川、重庆方言的特色,博得人们喜爱,跻身中国艺术之林。如今,谐剧不仅享誉川渝,而且誉满全国,走出国门,传播海外。

然而,川渝谐剧的创始人究竟是谁呢?谐剧又是怎样得名的呢?

从宣传中萌发谐剧

王永梭(1914—1990),四川省安岳县龙台镇黑滩村人。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童年的王永梭天资聪颖,勤奋好学,靠母亲替人洗衣维持艰苦的生活。由于生性活跃,爱唱爱跳,在中学时除各科成绩优秀、作文拔尖外,对文艺活动特别是民间艺术情有独钟。无论川剧、胡琴、朗诵诗歌、曲艺、踢毯子、练武术,他都是爱一行,学一行,会一行。演川戏可以粉墨登场,唱得台下观众喝采;踢毯子技巧过人,闻名周边。由于王永梭自幼多才多艺,加之谦恭有礼,出语诙谐,得到家乡父老喜欢。因此,他常在街头村尾静心观察揣摩江湖艺人的表演技巧和生活习性,学习人民群众丰富的口头文学语言,对他后来谐剧打下了基础。

川渝谐剧创始人王永梭

抗战爆发后,王永梭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他在合江县当小公务员时,常与合江中学的青年学生一道上街作募捐义演。他自己编排的小演唱,往往借用民众熟悉的民歌和流行的抗日歌曲形式,填上生活气息和乡土味浓厚的歌词,极富表现力和鼓动性,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如《大豆谣》《红者歌》等都是这样,后者借用《九一八小调》的曲调写,很受欢迎。

王永梭鉴于“旧瓶装新酒”有助于增强表演的社会效果,还借用民间“抽花书”的形式,装扮成乡下替人看相的妇女,拖腔拖调地唱起“花书调”,为前来算命的人算了一个打鬼子才能“扬名显亲”的“富贵荣华命”,在观众的笑声中巧妙地宣传了当兵抗战好。

由于借鉴民族的、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取得了成功,王永梭萌发了一个念头:要自己搞一种艺术形式,既简单又精致,既诙谐又深刻,以此反映自己熟悉的下层人民生活,揭露贪官污吏,惩治腐败的社会丑恶现状。于是,第一个谐剧的雏形脱颖而出。

1940年元旦,王永梭在一个晚会上表演了新编的节目《卖膏药》。只见一个身着彩裤的江湖艺人,为兜售祖传秘方、“包医百病”的膏药而大献殷勤,他摇唇鼓舌,明劝暗语,打拳助兴,讨好作剧,累得口干舌燥,气喘汗流,可在那“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病害得起,药吃不起”的国难年头,尽管看热闹的把他围得水泄不通,却连一张膏药也卖不出去。这个可怜的艺人,最后还得忍气吞声地向地头蛇熊保长缴纳摆摊钱。

这一次演出获得极大成功。王永梭伶俐的口齿,敏捷的拳脚,丰富了江湖艺人的个性。从剧情看,旧社会小人物为了谋生而煞费苦心,貌似狡黠实则笨拙的表现,令人捧腹大笑。但最终徒劳无功反遭勒索的不幸遭遇,则令观众深深同情,心情沉重,分明意识到这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了。作为一种独创的艺术形式、表现手段明明台上只有一个人打拳卖药,却造成了满台是人、围观者众多的生活场景与艺术氛围,真是“一个人把全场都演活了”。从此,这种使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四川谐剧就从抗战宣传中应运而生。

从表演中创立谐剧

王永梭因为演戏的志向已定,决心从师深造。1940年夏,王永梭考进了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在三年多的学习中,深得艺术名家洪深、焦菊隐、马彦祥、吴祖光等10多位老师的熏陶启导。在学表演、学编剧、学导演、学舞蹈的同时,他还在图书馆博览了鲁迅、郭沫若、朱自清、莎士比亚、莫里哀、巴尔扎克、契科夫等中外语言、文学大师的作品。因此,在剧专的学习中,他既学到了扎扎实实的表演基本功,也提高了文化素养和加深了戏剧理论的修养。在一次迎新年会上,他以更加成熟的演技,献演了谐剧处女作《卖膏药》,大受师生赞赏。曹禺在给学生讲课时还专门给予肯定,指出它运用白描手法,朴素而准确地塑造了一个流浪者。校长余上沉则对一些暂时尚不理解新生事物的短视者提出劝告,要他们不要沿用正宗的话剧艺术眼光,来对这“离经叛道”的新鲜独创说三道四。

王永梭(左四)等在江安欢迎校友晚会上

由于谐剧具有“一人独演,独演一人”的优势,以后学校对外辅导演出,有关方面都派王永梭参加。他也很珍惜这种信任和难得的机遇,边演边写,小节目逐渐渐增多。这时的王永梭将这些小戏定名为“拉杂戏”,寓意“拉拉杂杂,不登大雅之堂”。

1942年,王永梭的第二个新剧目《扒手》问世,这标志着谐剧艺术已逐渐走向成熟。该剧是根据一年暑期王永梭在隆昌车站目睹的实况作为原型创作而成。剧情是饥寒难耐的孤儿扒了一个烧饼,被警察抓住拷问,倒吊在竟有“南无阿弥陀佛”的石牌坊上。在警察斥骂中,最后孤儿挣断绳索摔死在石坊下。临死时,扒手发出了“扒手?扒手!你们才是真正的扒手”的愤怒抗议,收到了震撼人心的讽刺效果。该剧与《卖膏药》有如下异同:人物语言仍然风趣俏皮,剧场效果强烈,但结尾是地道的悲剧,观众在“含泪的笑声”中,情不自禁地陷入沉思,受到震撼。扒手发出的“偷得最多的,是穿得最好的,我的窝子在警察局”的控诉,锋芒直指腐朽黑暗的旧社会。

同时,该剧第一次使用了象征性的小道具,一个方凳比拟南无阿弥陀佛的“石坊”,站上“石坊”表示被高高吊起。这为以后的谐剧使用道具以丰富表现手段、烘托舞台场景创下了先例。还在该剧中第一次加上了民歌,更有助于人物刻画和情景暗示。

总之,《扒手》创作和演出的成功,显示王永梭的“拉杂戏”已越来越不“拉杂”,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愈来愈走向成熟。

在演出中取名谐剧

谐剧的取名,虽然考虑三思,然而正式取名却是在一次为写海报所迫、急中生智而得名。

1943年,王永梭剧专毕业后,一时工作无着落,便约了几个同学到四川省富顺县一个剧团“加盟”巡回演出。在写海报时,别人是上演著名话剧,王永梭演什么呢?他反复琢磨自己的所有剧作,有角色、有情节、有矛盾冲突,应该归入戏剧类。台词是诙谐、轻快而俏皮的;表演是真实、朴素的;形式的活泼与思想的深刻是统一的;演员与角色苦乐相通,台上与台下水乳交融;既诙谐、又和谐,何不就叫“谐剧”?于是“独创谐剧——表演者王永梭”与观众见面,川渝土生土长的新兴文艺品种——谐剧正式宣告诞生。

这期间,王永梭的谐剧创作与表演都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他又接连写了好几部新戏,其中《蜀道难》(后改名《赶汽车》)颇受观众欢迎。故事写一个知识分子为搭拥挤闹杂的长途汽车,高价购买“黄鱼票”(黑市票),拼命挤上一辆破汽车。受尽折腾后,“老爷车”一再“抛锚”,最后是车票作废,由乘客们把破汽车推回车站。这出戏通过演员(乘客)饱受折磨、洋相百出的经历和冷嘲热讽、尖酸刻薄的怨言,辛辣地嘲讽了旧中国路政的腐败与落后。

在表演中,王永梭曾用一张木背椅比拟破汽车,并加以“变形使用”,忽而是驾驶室,忽而是大车厢。挤车、上车、坐车、推车、变化多端,妙趣横生,使他自幼练就的武术基本功和剧专培养的形体动作基本功得到了充分展示。此剧后来在1944年2月戏剧节于成都新南门外上演,同样反响强烈,著名导演贺孟斧给予充分肯定,《新民报》载文称赞《蜀道难》是一幅立体的有声有色漫画。

1944年4月,王永梭应邀在重庆市大剧院举行首次谐剧公演。这是谐剧的第一次大规模亮相,《新蜀报》刊登了大广告,舞台旁摆满了大花篮。王永梭一气呵成演出了六场,剧目有《家》《孩子和鞋子》《相思曲》《赶汽车》《卖膏药》等,此次演出获得极大成功,剧院场场爆满,座无虚席。

之后,王永梭的谐剧演出可谓好戏连台,他陆续参加了在重庆举办的“全国文艺界文艺欣赏会”和“全国文化界文化联谊会”等重大演出活动,并先后受到曹禹、史东山、舒绣文、白杨、张骏祥、洪深等艺术名家的支持和勉励,新闻界、评论界也大力推荐和宣传。王永梭名声鹊起,谐剧成为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朵艺术奇葩。

王永梭往返于重庆、南充、成都、自贡周边各地演出,深受观众欢迎。还为重庆大学、成都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及齐鲁大学等几十所大中学校演出谐剧,受到青年学生的特别喜爱。

为扩大谐剧创作题材,开拓创作源泉,王永梭尝试“洋为中用”,从契河夫、欧亨利等人的短篇讽刺小说中取材,二度创作,改编成谐剧,创作了《黄巡官》《一个喷嚏》《过冬之前》等剧目。同时,他还根据现实生活创作剧目,如反映下层人民对苦难生活不满的《茶馆》,以表现小知识分子贫困潦倒的《喝酒》,揭露反动当局对音乐家迫害的《个人独唱会》,讽刺反动保长对群众敲诈欺压的《保长》,以及《追》《当》《嫌疑》等。

王永梭在其谐剧系列中成功地塑造了众多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作品和演出在深受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下层人民喜爱的同时,也受到反动当局的刁难和阻挠。评论界也褒贬不一,有人称赞王永梭是“东方卓别林”,有人指责他是“个人英雄主义”。但他坚信“人民喜爱的艺术才有生命力”,因此,他始终遵循“艺术为人民”的正确方针,坚持走自己的谐剧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的王永梭

新中国成立后,王永梭积极学习和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遵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自觉地加强自我思想改造学习的同时,继续为运用谐剧之长,以服务于新的社会和反映新的生活,进行不懈探索。

1953年,王永梭深入成渝铁路工地体验生活,创作并演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谐剧《在火车上》,成功地拓展了谐剧思想和艺术的表现空间,使谐剧肩负起歌颂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光荣任务。

1957年9月,重庆人民出版社收集了新旧谐剧十个剧目,汇编成《打百分——王永梭谐剧集》出版,为这次谐剧大检阅高潮画上了圆满句号。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王永梭被错划为右派。在四年多的劳动教养中,王永梭修铁路、打石头,经受了重体力劳动和艰苦生活的磨炼,还承受了女儿急病夭折,母亲、岳母先后病逝的悲痛打击。在那渺渺茫茫、混混戳戳的年月,妻子、儿女也受到株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王永梭一开始就被划为“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而被关进“牛棚”,赶进所谓“干校”。在长达22年的岁月里,他不但基本上完全失去了创作、表演谐剧的一切权利,他和他的家庭因谐剧而付出了沉痛代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组织上给王永梭落实了政策,纠正了他的冤假错案。此时王永梭虽已近古稀,但因躬逢盛世,改革开放又使谐剧事业迎来了美好的春天,王永梭精神焕发,老当益壮,焕发了艺术青春。

1978年10月,王永梭在成都市解放军影剧院再次公演。消失了16年之后的王永梭在舞台上重新亮相,观众反应十分热烈。他除表演观众熟知的剧目外,还推出许多新作。如写于“文革”中的《苏二哥》,歌颂共产主义风格大发扬的《十二点正》,打倒“四人帮”后的谐剧小品《自来水龙头》等。以《自来水龙头》为代表的一批谐剧小品,如《忌烟》《排队》《下棋》《电话》等,形式更加精巧,语言更为幽默,表演更加含蓄,思想更有深度。

1979年秋,中国曲艺家协会四川分会和四川省曲艺团联合举办了“王永梭舞台生活四十年(1939—1979)”纪念演出活动,连续五场演出均由王永梭领衔主演,五名高徒助演。师徒同台合作演出,显示了谐剧宗师宝刀未老、谐剧事业后继有人的崭新局面。

1980年5月,王永梭应中国曲艺家协会邀请,作为西南地区曲艺界唯一代表,赴京参加全国“相声座谈会”,受到中国相声大师侯宝林等人的盛情接待。在京期间,王永梭曾为相声界、中国剧协、中国曲协和中国艺术院校、文艺团体连演18个专场。对这次演出,在京许多报刊都先后刊登文章,赞扬王永梭这朵谐剧艺术奇葩。

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永梭谐剧选》,共收进了新旧节目20个。同年,《中国艺术家辞典》《中国戏曲曲艺辞典》分别将王永梭和谐剧列为辞条之一。此后十年间,谐剧进入一个大普及、大提高的蓬勃发展时期。王永梭在创作、表演谐剧的同时,还致力于培养接班人,构建谐剧理论,取得全方位的进展。据粗略统计,从1980年至1989年,他创作了近50个新谐剧,创作颇丰,超过了他一生中任何一个时期。截至1993年底,他的新旧谐剧创作已达94个,方言诗朗诵段子达100个以上。至此,王永梭的谐剧品种十分齐全,既有针对落后、批判陋习的讽刺谐剧,也有歌颂新人新事的抒情谐剧,还有轻松调侃、善意劝说的幽默喜剧。不仅有男演员演的谐剧,还开创了由女演员上演的女谐剧,代表作有《三上成都》《媳妇》《生死篇》和《白马篇》等,甚至还为少年儿童演员编写了儿童谐剧《我的爸爸》《哥哥》等。

王永梭和他的谐剧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曲折坎坷道路,终于迈进中国艺术的殿堂,登上中国艺术的巅峰。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的川渝谐剧,由“一个人厮守的旗帜”逐渐变成了一批人共同为之奋斗的人民的艺术事业,这应是一个奇迹。

1998年5月22日,王永梭因病在成都去世,享年83岁。为了让谐剧这片园地新苗茁壮成长,谐剧的创始人王永梭先生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奉献了他毕生的力量。

(参考资料:《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黄慧清(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纪实文学学会会员,重庆市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口述巴南党史》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