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驱传奇人物——郑伯克(上)

段远洪

郑伯克,1909年7月19日(清宣统元年,农历己酉年六月初三日)出生于四川省屏山县黄丹乡(现属沐川县黄丹镇)一个叫漩水沱的小村子。原名郑国祥,后在地下工作期间以《左传》中的名句“郑伯克段于鄢”改名为郑伯克。其家境殷实,开有煤厂和印染、纸张作坊,因从小看到煤矿工人艰辛的生存状况,对贫苦的人们充满了同情之心。

1927年夏秋,郑伯克去成都考中学,在“棣华旅馆”认识了一个同样来自屏山县的省立第一中学的老乡王典章,并被分配在同一间寝室,二人一见如故。王典章通过长期的观察和教导,介绍郑伯克进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石犀社”,参加青年学生运动。后来,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下,“石犀社”解散,郑伯克回到犍为县立中学读书,一学期后的1928年秋,又回到成都皇城旧址内的成城公学上学。在寻找组织无果的情况下,就联络几个要好的朋友,办了一个不公开的文学刊物,取名叫《霹雳》,刊载进步文章,自己印刷、散发。同时,与办刊物的同学组成了秘密进步团体霹雳社。

郑伯克有个叫李素的同学,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见他思想进步,于1929年8月介绍其入团,在西城边支矶厂公园的小茶馆里,由团省委书记宋毓萍(以后叛变)主持举行了入团仪式,遂与组织再次取得了联系。同年秋,郑伯克投考四川大学,被录取在该校外国文学院读书,并被党组织任命为团支部书记。

1930年7月,中共川西特委领导开展了一场反对华西坝筑城墙的斗争,郑伯克和其他党团员积极分子,在省立师范学校组织群众集会活动,被突然闯入的军警特宪抓捕。在三军临时法庭,因敌人并不知晓他的身份,郑伯克用事先想好的一套假“供词”来敷衍敌人,最后,三军法庭毫无办法,判了郑伯克有期徒刑四年零八个月(由于一天算两天,实有两年零四个月),押解回原籍(郑伯克谎报为犍为)执行。

1931年初,回到犍为的郑伯克被未婚妻兄秦昌鼎(时任犍为磨子场团总)保释出狱回到成都,向党组织汇报了被捕前后的情况,恢复了组织关系。

1933年7月,党组织考虑到郑伯克已暴露,同意他转学到上海。与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化名司徒敏(在许多反映上海地下工作的电影、电视剧中被党内人士尊称为“司徒”的人),先后任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上海江湾区委书记、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国新兴教育工作者联盟沪西区委书记,并于1935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的领导人胡乔木、王翰、邓洁(邓士元)恢复成立了被国民党破坏了的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省临委)后,郑伯克兼管闸北、浦东、沪中等区工作。1936年冬,由于党组丁华、张敬人先后被捕,担任国难教育社总干事的王洞若有些暴露,辞去其职务,由郑伯克接任国教社总干事。通过大量艰苦的工作,党团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有了很大发展。

1937年4月,郑伯克去北新泾接头时,在曹家渡五角场车站被中统特务逮捕入狱,在南市上海警察总局受到敌人严刑拷打,为此,还终身落下了脚上的一根筋负重就隐隐作痛的毛病。但他忠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被关押了约两个多月,敌人仍没有发现什么线索。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7月下旬的一天,特务突然通知郑伯克可以取保出狱。

出狱后的第三天,郑伯克便向王翰汇报了被捕后的审讯经过。王表示组织已从内线方面了解到具体情况,说省临委认为他已不宜再留上海工作,遂向中央报告,派郑伯克到延安学习。到延安中央党校后,郑伯克被分到有陈伯达、郭化若、赖传珠、罗炳辉等红军将领,有黄华、邓力群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学生,有王任重、陈行健、陈绍芳(陈绍敏)等白区工作干部的第五班学习深造,并负责主办《时事周刊》。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五班提前毕业,郑伯克被派往江西,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秘书兼项英秘书;1938年初调任新四军南昌办事处秘书长。同年,因工作需要,郑伯克又调回中共四川省工委任委员。

1938年11月下旬,遵照南方局决定,对四川党组织作了调整,决定不设省委,分设相当于省委级别的川西特委和川东特委,直属南方局领导。由于康定、西昌、雅安等地划为西康省,南方局将川西特委改为川康特委,特委机关设在成都。选举结果邹风平为书记,程子健任组织部部长兼工委书记,郑伯克任宣传部部长兼文委书记,三人组成常委。1939年夏初,南方局正式任命罗世文任特委书记,邹风平为副书记,除同意选举结果外,增加张秀熟为特委委员。

川康特委成立后,分析了四川的形势,认为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对立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要利用其矛盾,团结地方势力,帮助他们加强内部团结与推进施政上的民主,改善人民生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就开始做争取四川地方势力的工作,党中央派罗世文做当时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工作。1938年刘湘死后,工作主要以潘文华为中心,还联系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争取他们团结抗战,实行民主,并抵制蒋介石反人民、排斥异己等。川康特委经过已掌握的或有联系的文化阵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扩大共产党的影响。1938年至1939年间,川康特委采取灵活巧妙的斗争方式,领导广大工人冲破国民党顽固反共派的阻挠破坏,在川康各地开展了工人运动。

1939年秋季,四川大部分地区农产品丰收。国民党中央政府系统和地方系统的银行以及官僚、地主、商人等年关前后争相到成都抢购粮食,囤积居奇,造成成都“米荒”。顿时成都米价陡涨,民怨沸腾,附近贫民被迫抢米,市面极为混乱。国民党顽固派乘此时机,阴谋镇压革命运动。

1940年3月14日晚约8时半,一伙身份不明的暴徒约二三百人在成都老南门外附近集合,前往老南门外潘文华的重庆银行仓库,用手枪和木棒解除了银行仓库门警的武装,捣坏仓板,将米撒得遍地都是。警察在旁观看,不加阻止。暴徒散后,附近游荡贫民持口袋前往拾米。约11时左右,国民党军警宪特如临大敌,包围了现场,捕去多人。这时,恰好《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在老南门外米仓对面的印刷厂校对稿子,闻人声嘈杂,出门去看热闹,即被捕去。

1940年3月16日晚7时左右,特务、便衣警察又在《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处绑架了罗世文和分馆经理洪希宗,以及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会长、分管军事方面工作的车耀先,原刘湘顾问武德学会秘书长郭秉毅和汪导予。同时,《新华日报》分馆被捣毁,《时事新刊》被查封,医生唐介舟等同时被捕。

1940年3月18日,朱亚凡被捕后,特务对他进行栽赃诬陷,将他枪杀在小西门外去青羊宫途中的城墙边。

1946年8月18日,罗世文与车耀先在渣滓洞松林坡被残酷杀害。

鉴于国民党在第一、二次反共高潮中的暴行,特委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原长顺街焦家巷特委机关立即撤销,及时疏散已暴露的干部和党员,立即焚毁文件,用一切办法联系党员干部做好应变准备,邹风平、程子健、张曙时、甘棠即日转移去西郊农村隐蔽。郑伯克则留在城里处理日常工作,疏散暴露党员群众,向南方局汇报具体情况,挫败了国民党意图嫁祸共产党的阴谋。

1941年初,南方局派西南工委书记钱瑛到成都检查工作,并审查了解干部,认为1930年即叛党并已来川的宋毓萍是郑伯克等人的老熟人,为保护干部,巩固党的组织,郑伯克急需调离川康。1941年2月上旬,郑伯克和曾文敏、余代生一起,从成都西郊出发赴重庆南方局。

1941年6月,郑伯克在南方局经过约半年的休整和学习充电,由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孔原、西南工委书记钱瑛推荐,经周恩来考察后,由南方局派往云南,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

郑伯克一到云南,即化名钟绍基,带领中共云南地方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在白区工作“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恢复和加强中共地下党基层组织。经严格的组织审查,恢复了马识途、岳世华等人的组织关系,先后组建了“新联”“民青”“民盟”“工盟”等党的外围群众组织,创造性地开展了“勤业、勤学、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工作,使党组织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

郑伯克紧紧抓住西南联大这一有广泛影响的重要阵地,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团结广大青年学生和闻一多、李公朴这些知识分子,积极组织进步活动,在学校与国民党“三青团”成员斗智斗勇,争取学校学生自治会的绝对领导权,为开展民主斗争积蓄了比较雄厚的力量。

郑伯克利用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当局存在尖锐矛盾这一有利条件,多渠道地对云南省前任主席龙云、后任主席卢汉等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昆明的民主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大后方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1944年后,昆明的民主运动以学生运动为主,以西南联大为核心,与民主同盟云南支部密切合作,在云南地方实力派支持下,各界群众广泛参加,运动一浪接一浪,造成极大影响,并为后来的“一二·一”运动打下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开始时,西南联大被称为“民主堡垒”,后来整个昆明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堡垒”。中共云南地方党的这一段工作,显示了贯彻周恩来隐蔽精干政策的“三勤”“三化”等方针的成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郑伯克领导中共云南省工委在1945年底发动和组织了著名的“一二·一”学生运动,拉开了国民党统治区开辟第二条战线的序幕。为反对内战,学生们从9月初开始到12月1日,多次组织集会,提出彻底实现波茨坦公告,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严惩战犯及其汉奸走狗;实现民主政治,释放政治犯;停止征兵、征实、征借;废除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等6项主张,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

国民党云南省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宪特,大肆搜捕殴打学生。12月1日上午10时左右,查宗藩率领近百人,暗藏凶器进攻云大。云大校门大门内有很高的台阶,同学们居高临下,与特务对抗,特务不得逞,只好呼啸而去。同日上午11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学员一百多人进攻联大新校舍。同日中午12时,周绅带领三青团骨干和邱清泉第五军便衣队数十人向龙翔街联大师范学院发动猛攻。同学们联合隔壁的昆华工校学生反攻,将特务队从大门赶出。特务被逐出大门后,隔墙向校内投掷了两枚手榴弹,又乘机攻入。女共产党员潘琰被炸受伤,特务又以尖头铁棍向潘猛刺。潘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英勇牺牲。联大学生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亦于此时殉难。当日,联大附中、昆华女中、南英中学亦被攻打,总计当日牺牲师生4人。被打伤的教授有袁复礼、马大猷等,还有云大医院护士马静成,共计重伤25人,轻伤30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全市大中学生群情愤慨,斗志更加高昂。同时,惨案也激起了全国的一片声势浩大的声讨声。12月2日,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发表声明:除对“摧残文化,蹂躏民权,草菅人命之负责机构及其主使人员,再度提出严重抗议外,同时以最悲愤严肃之态度,声援被迫害者的呼吁和要求。”“请全省、全国、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尊重人权的人士,一致支援。”

12月9日,在延安“一二·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周恩来指出:“我们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这是中国从‘三·一八’以来最残暴的大惨案,我们应向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控诉。”“五四运动未完成的任务,由‘一二·九’的青年继承起来,‘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起来,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

同日,重庆各界举行了陪都各界追悼昆明遇难学生大会,参加的有民主同盟、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会、复旦大学等校学生、北平旅渝同学会等团体。

同日,成都文化界、学生团体召开全市大中学生大会,追悼昆明死难烈士,会后举行示威。

1946年2月,“一二·一”惨案过后,昆明学生继续发动反内战运动,时间持续几个月。7月11日晚,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枪杀了联大教授李公朴,引起了闻一多的极大愤慨,在15日的追悼会上,闻一多慷慨陈词,痛陈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同日下午5点半,闻一多在返家途中,身中8弹,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闻一多被害后,郑伯克领导昆明学联组织学生散发传单,出街头大字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联大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吴显钺以昆明学联的名义,通知各大中学学生自治会,组织动员群众参加闻一多的吊唁活动。在何功楷、黄平等的动员和组织下,昆明各校的共产党员和“民青”成员以及各条战线的共产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都以学生自治会等合法的人民团体名义积极参加追悼活动。“李、闻惨案”的发生,激怒了全国人民,各界人士纷纷以各种形式举行抗议和声援活动。

在云南工作期间,郑伯克还先后组织发动了“抗暴运动”“助学运动”“人权保障运动”和“反美扶日”运动,云南省主席卢汉派军警宪特疯狂镇压,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死硬帮凶。郑伯克同市工委研究,决定组织未集中的学生,分头发动其家长,经市区党员、“民青”成员以各种关系组织签名,上书卢汉,并用各种关系营救出了不少进步学生。

在一起又一起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中,郑伯克注重斗争形式,指导斗争方向,将暴露和有可能暴露的学生代表、党团员及时转移到云南农村地区,在各地建立了星罗棋布的工作据点,广泛发动和开展游击斗争,先后在滇东北、滇东南、滇南、滇西、滇中、滇北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1949年7月,郑伯克任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同年8月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政委。他带领云南省地下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到云南解放时,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发展到十多万人,为配合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争取昆明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蒋介石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以云南作为其垂死挣扎的反共基地,要把胡宗南部和李弥的第八军调驻云南。贵州谷正伦指挥的中央八十九军刘伯龙部也窜到滇东曲靖一带。为抢夺地盘,桂系白崇禧设立滇黔桂边区绥靖公署,派桂军进驻百色,准备入滇。一时,云南处于东、南、北三面包围之中。由于形势紧迫,卢汉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不妙,积极想方设法拒止中央军入滇。值此时刻,郑伯克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派出与卢汉及其高层人士有交往的人员,开展反蒋保滇的统一战线工作,逐步团结了多数进步人士。

通过对卢汉的分析,郑伯克总结到:“我们逐步清楚地认识到,卢汉以公开反共来‘拥蒋保己’是很明显的。所以,对卢汉的争取工作,任务很艰巨,必须采取迂回战术,多层次多方面逐步开展。经研究,首先从几方面下手:第一是通过我敌工小组开展情报侦察工作,从各方面掌握和了解卢汉的动向;其次是经过省参议会我统战小组,争取团结大多数中间势力和地方势力,抵制和孤立国民党中央势力,推动和支持卢汉与国民党中央势力进行反控制的斗争;三是通过卢汉周围的人,重点是省参议员刘淑清和民政厅主任秘书吴少默,以及民政厅长杨文清、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卢汉妻兄)和安恩溥等做卢汉的工作。”

1949年2月12日,卢汉下令反动警察和宪兵包围了“上午发行的‘关金券’,下午就宣布作废”的抗议现场,逮捕了很多愤怒的市民,并赶至南屏街,当场下令枪杀无辜群众21人。为此,新华社发表了《警告杀人犯》的短评,中共中央也把卢汉列入第二批战犯名单。郑伯克安排昆明市委,将收到的新华社《警告杀人犯》的短评,布置昆明我敌工小组投寄给卢公馆。同时,通过各条渠道,寄给卢汉周围的人员。新华社《警告杀人犯》的短评,给卢汉以很大震动,遂委托宋一痕为代表,带着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到香港,通过黄洛峰等人找到中共香港分局,表示愿意接受“指示”。香港分局答复卢汉:云南、四川均可按北平方式行事,可以更多地照顾地方实际。卢汉在派人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同时,也派人找云南地下党联系。他通过其妻兄、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派与朱家璧相识的吴树桐,到弥勒西山根据地找到朱家璧,要求会谈。

6月26日,中共中央电示边区党委派人到昆明通过宋一痕对卢汉转达中共中央的5点要求:(1)要让云南人民武装发展,并支援武器弹药钱粮;(2)发动省参议会群众团体拒绝蒋桂军队入滇;(3)地方保安部队集中应变;(4)控制特务;(5)卢汉部队要严明纪律,保护国家资财。

然而,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卢汉摇摆不定。1949年9月9日,卢汉从重庆领命回来后实施了“九九”大逮捕事件,被捕的有省参议员14人,新闻界的编辑、记者、职工100多人,还有五三兵工厂、云南纺纱厂、铁路局、邮电局等单位的工人和部分教师、学生等共480人,号称“九九整肃”。11月中旬,郑伯克指示昆明市敌工小组利用各种渠道,向在昆明的国民党上层人士秘密投送《约法八章》和刘、邓《四项号召》,掀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卢汉在各界强大的压力下,遂以“证据不足”为由,先后释放了被捕人员。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相继解放贵阳、重庆,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进军广西,解放南宁。卢汉见退守滇西苟安退路已被云南边纵七支队截断,昆明即将陷于蒋手,左思右想,唯有起义才能自保。12月4日,卢汉通过宋一痕向昆明地下党转达了附有卢汉手书的在准备起义和起义后对共产党的要求的“衷念”6条。12月5日,卢汉委托周体仁为全权代表,经香港往广州,于8日晚向叶剑英、方方、古大存报告起义部署,呈交卢汉给中共中央书面报告和致叶剑英的信,表示“决心起义”。12月10日,正在滇中根据地指导工作的郑伯克收到卢汉托人带给自己说准备起义的信后,预感事情重大,即刻返程回昆。

与此同时,蒋介石预感不妙,也极力拉拢卢汉,派张群偕秘书长周君亮等人来昆。卢汉得知消息后,认为时机已到,决定起义,将起义的事秘密转告昆明市委。昆明市委负责同志认为不失时机立即起义,虽然要冒一定风险,但只要起义部队和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力量坚持斗争,就能在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的驰援和“边纵”的配合下赢得起义胜利。同时,昆明市委即刻布置做好支持配合卢汉的行动部署和随时应付重大事变的准备。

1949年12月9日下午4点,张群的飞机抵达昆明后,卢汉让杨文清和杨适生迎候张群到卢汉的新公馆,并以张群来昆为名,通知在昆的国民党军政首脑来开会,并做好了起义的布置。晚上,卢汉自己参加宴请各国领事,以麻痹外界;同时,做好了扣押这些国民党军特要员的部署。当天下午5时,卢汉把这项任务布置给其亲信、绥靖公署特务队队长龙云青及省府警卫营营长徐振芳(“军盟”成员),要他们挑选可靠人员,执行任务,并严守机密。龙、徐二人共挑选了官兵21人,其中就有共产党员1人,“民青”“军盟”16人,我敌工组所属武工队员2人,共19人。

等与会人员到齐后,早已布置好的人员一起行动,一举扣留了李弥(第八军军长)、余程万(第廿六军军长)、李楚藩(西南军区宪兵副司令)、童鹤岑(西南军区宪兵参谋长)、沈延世(空军第五师副司令)、石补天(第廿六军师长)、沈醉等。起义部队随即出动,解除了蒋系驻昆明军事机关、部队的武装,控制了市区和飞机场。卢汉正式宣布起义,通电报告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

1949年12月1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卢汉电表示“甚为欣慰”。12月12日,郑伯克回到昆明。因昆明刚和平解放,还暗藏有许多敌特,为防止他们搞破坏活动,郑伯克即着手领导开展针对敌特的斗争,以保卫胜利成果。

卢汉起义后,蒋介石集团深为恐慌,他们千方百计组织力量,准备进行反扑。12月15日,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组成的第八兵团4万余人在汤尧指挥下,集结在昆明东、南地区,准备对昆明发动进攻。在紧急情况下,卢汉加紧调集部队,保卫昆明;同时,向刘邓发电,要求支援;还通过杨青田向地下党提出,要求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率部来昆明支援,此时中央军委亦电令“边纵”驰援。郑伯克及时通知“边纵”几个支队及朱家璧率领的西进部队来昆驰援,并布置市委紧急动员群众,协同起义部队坚决保卫昆明。

16日,敌人发动了对昆明的全面进攻。为防止敌人的破坏和捣乱,郑伯克指示我敌工小组配合各警察分局“警盟”成员连夜逮捕敌特分子。正当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四十九师于22日提前到达沾益,并挺进到陆良天生关一带,歼灭蒋军陆军总部及其直属部队、第八军留守处及第三师一部共3000余人,解放了沾益、曲靖两县城。这时,边纵九支队1个团从滇中进至昆阳、呈贡一线,攻占呈贡机场;滇北独立团到达昆明北郊,袭击蒋军之侧背。六支队、二支队及一些地方游击队也主动出击向昆明增援的敌军。野战大军的神速入滇,使敌二十六军、第八军感到即将被围歼,仓皇向南撤退,至23日晨全部撤离昆明。历时7天7夜的昆明保卫战,遂告胜利结束。

昆明和平解放后,百废待兴,郑伯克又组织肃特工作,先后抓捕军统西南区区长徐远举(小说《红岩》中的徐鹏飞),军统西南区副区长周养浩(小说《红岩》中的沈养斋),军统保密局处长郭旭、成希超,军统滇站副站长胥光辅,国防部二厅副厅长沈蕴荐少将、台长戴章、武官戴光明,中统云南调统室主任查宗藩,以及各系统的特务反动分子共1290名。

这期间,郑伯克为了动员和组织人民维护社会秩序,组织恢复生产,完成迎军接管的准备工作,决定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在各行业、各界群众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一个相当于临时政权性质的组织来统一领导各方面的工作。参考上海的做法,决定成立“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其三大任务是:一、建立革命秩序,镇反肃特,恢复生产,复工复学,各行各业坚守岗位,迎接新时代;二、加紧准备迎接解放军入滇;三、组织起来,协助解放军搞好城市接管。“人联”成立后,组织了大规模群众学习宣传活动,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大量翻印革命书刊,以满足人民高涨的学习要求;号召职工立即恢复生产,恢复交通;号召各系统提高革命警惕性,严密注意敌特活动;发动各人民团体、各系统的基层群众组织,分别抽调人员组成清点小组,对工厂、企业、银行、仓库、邮政、电讯、机关、学校的物资、机械设备、财产、文书、档案、账册进行清点登记,防止转移、偷盗、私分和毁坏,极大地巩固了人民政权。

此后,郑伯克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云南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部长、省纪委书记等职,为云南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巩固民族团结做了大量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郑伯克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先后任老干部局局长、中组部顾问,分管老干部工作和干审工作。

郑伯克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2008年3月5日,郑伯克在北京病逝,享年99岁。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整理:段远洪

供稿:四川省沐川县委党史地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