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第

与自流井进士王开甲的君子之交

刘 刚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四川富顺人刘光第,就任京官十余年,始终以“清、勤、慎”为座右铭,故平时“少交游,避酬应”,于是给人留下性格内向、孤僻且不善于交际的印象。其实,这是世人的一种错觉,生活中的刘光第不仅善于交友,而且对交友之道还颇有见地。他在1883年光绪癸未季冬月寓京期间所作的《都门偶学记(七)》中这样写道:“交友之道,酒食游戏征逐者无论矣。以势利交者,势去则乖;以声华交者,声销则败;以文字交者,文胜则多伪;以血气交者,气衰则寡终。惟以性情交兼道义交者,为能淡而弥永,久而无敝。”

依刘光第的观点,交朋结友一定要谨慎,切忌交结吃喝玩乐的酒肉之友、亲富疏贫的势利之友、追名逐誉的虚伪之友、互相菲薄的文字之友、意气用事的血性之友。他倡导那种心与心相通的君子之交,即“性情交兼道义交者”。也就是说,凡性情相投、道义相合的人,就能形成“淡而弥永,久而无敝”的君子之谊,而非小人、庸人的苟且之交。正因为这样,刘光第身边的朋友,多是重情重义、德行高尚、志同道合之士,其中就包括自流井(今自贡市主城区)著名的盐业世家——王氏家族的进士王开甲。

王开甲其人

经查富顺旧志,王开甲,号抡三(或纶三),富顺县自流井人,1864年考中同治甲子科带补辛酉科举人,12年后又中光绪丙子恩科曹鸿勳榜进士,供职于吏部最有权势的部门——文选清吏司,负责全国文职官员的选考任免工作。

富顺县自流井珍珠山王氏宝善祠四修家谱

另据王典平《光绪进士王开甲遗事》一文介绍,王开甲本名纯五,字鼎臣,号纶三,是王家入川后的第十七世孙。他生于1837年,殁于1893年,属富顺县自流井珍珠山王氏宝善祠“金、木、水、火、土”五个分支中的“土支”一族。

王开甲年少家贫,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及其稍长在仙滩(今自贡市沿滩区仙市镇)一带以摆渡为生。有一天,自流井四大盐商之首——“木支”王三畏堂的总理王朗云从仙滩过河,正好坐上王开甲的渡船。一番闲聊之后,王朗云发现这个推船的王姓族侄不仅手脚麻利,而且脑瓜子还灵活,爱才惜才之心顿起,当即决定帮他赡养老母,并送他进入王氏家塾读书。从此,王开甲的命运得以改变,他先后通过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成为王氏宝善祠家族中仅有的三名进士(另两人分别是乾隆乙卯恩科进士王廷弼、光绪丙戊科进士王荫槐)之一。

相逢相识至相知

刘光第,字裴村,1859年出生于与自流井相距约百里之遥的富顺县赵化镇,年龄比王开甲小22岁。1882年,刘光第中光绪壬午科举人,次年又中癸未科陈冕榜进士,再经朝考授刑部广西司主事。不想在就职前,突遇母亲王太恭人病故,刘光第不得不居家守制三年,直到1888年旧历三月才赴京任职。

初到京师时,刘光第暂时借居于“两世老亲”廖正华(字鹿苹,赵化镇人,时任翰林院检讨)位于宣武门外的烂面胡同寓所,也正是他当年进京考试前后的借住之地。22天后,刘光第又携家移居至绳匠胡同南头路西的一处老宅。这里原系乾隆朝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汪由敦的住宅,到刑部衙门上班大概有五六里路。由于年久失修,老宅有些破败,特别是每逢“大雨连绵”,时有“坍塌”的危险。过惯了苦日子和穷日子的刘光第倒也适应,只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确非久留之地。不过,让刘光第感到意外的是,他竟然在这里与同县老乡王开甲成为邻居,“始而比户,继以对宇,去皆不过百步”。天下如此之小,同出寒门的两位富顺人远离家乡,不仅同朝为官,而且还“同巷而处”。从此,两人开启了五年的友好往来。

刘光第在京期间工作与生活场所示意图

在当时,担任京官的富顺人有七八个,除了前文所述的王开甲、廖正华外,还有刘光第的同科进土聂兴圻(字九愚,富顺县赵化镇人,户部金银库员外郎)、丙戌科进士宋育仁(字芸子,富顺县大岩凼人,翰林院庶吉士)等,他们之中与刘光第走得最近的就是王开甲。经查中华书局于1986年出版的《刘光第集·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在刘光第给自流井盐商刘举臣及刘庆堂所写的54封信中,里面有14封信、20余处提及王开甲的名号,如出现频率较高的“纶公”“抡三”“抡翁”“抡兄”等。此外,王开甲的官名在《刘光第集》收录的其他文章中也多有出现,如“故友王吏部开甲”“王郎中抡三吏部”“吏部君”等,可见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以刘光第的交友观,他心目中的“性情交兼道义”者一定非王开甲莫属。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刘光第与王开甲“昕夕过从,讨论文史,或与盱衡扼腕,痛抉时事利病,至夜分不忍罢。”两人时常早往晚来,对共同感兴趣的文史或政局都有讨论,有时甚至到半夜三更也不舍离去。当刘光第有新的著述问世时,他总是第一时间送到王开甲府上。王开甲则“每过于奖奉,且逢人游扬之”,使刘光第在同乡之中颇有文名,也很有脸面。这种“相赏之情”,刘光第在书信中说他“盖不能忘”。当然,尽管两人都是谦谦君子,但也免不了处事论学时的争辩,年轻的刘光第“往往抗言,与之反复”,老诚的王开甲并不多心,态度依然随和如初,刘光第以此佩谢并赞许他为“时流中豪杰之士”。

在刘光第所著的《诗拟议》一文中,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例子。说两人于某日聚在一起讨论杜甫诗《飞仙阁》时,王开甲首先点赞杜甫对妻子“多情善谑”,并以诗中“叹息谓妻子,我何随尔曹”进行解析。刘光第接过话茬,不紧不慢地说:“此有蓝本。”王开甲连忙追问:“蓝本是何人?”刘光第应声道:“《瓜瓞》诗‘古公亶父’章是也”。这里的“《瓜瓞》诗”,就是著名史诗《诗经·大雅·绵》。该诗记述了周民族祖先古公亶父与妻子太姜带领周人同甘共苦、共创基业的故事,同时也描绘了夫妻二人相敬如宾的甜美爱情。刘光第与王开甲的一番诗论相得益彰,互为补充,不失为文坛史上的一段佳话。

相处相别至情深

可以说,1888年是29岁的刘光第与51岁的王开甲的订交之年。两人由于性格相投、志同道合,“而立”与“天命”的年龄与时代之差并没有成为他们之间的鸿沟。他们既是朋友,也是兄弟,用刘光第的话说,两人“居相接,志相乐也,无出三日不见者”,大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

工作之余,两人除了经常一起看书学习,还时常分享工作与生活中的大小事宜,如谈论富顺知县陈锡鬯的善政,畅聊个人仕途的发展,商讨并建议富顺县以“学田”等津贴京官之事等等。有一次,自流井盐商刘举臣托刘光第在京城代买鹿茸等物品。生活拮据的刘光第哪见识过这种贵重东西,一是不识货,二是怕买贵。于是,他便拉上王开甲等人一同前往,帮助自己拣选定夺。尽管鹿茸“价太贵”,达“一百四、五之谱”,但在王开甲等人的协助下顺利成交,这让刘光第非常满意,在给刘举臣回信时连说“茸货好”“甚好”,内心对王开甲充满谢意。

在京师朋友圈中,刘光第是出了名的“家素贫而性廉介”,他一大家人都是在极度清贫中度过的。平日里,王开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常欲分润”与刘光第。但刘光第始终以“清、勤、慎”为座右铭而“不敢受也”,认为“天下厚利,不可久居,纵欲必至亡身”。1892年,刘光第在信中所言“京中景况,今年过得更苦”,甚至“无处通挪”。这时,王开甲急忙伸出援助之手,向刘光第借出“一、二十金”,以解燃眉之急,不过刘光第很快以“公车费”归还。一个月后,王开甲擢升员外郎,获得“别项进款约三四千金”,相当于发了一笔不小的横财。王开甲本想借此帮刘光第一把,但还是被他婉言谢绝。刘光第就是这样以本心、本性和本真维护着他与王开甲之间的君子之交,他并没有因自己的生活窘迫而玷污两人之间的真挚友谊。

1893年,刘光第在绳匠胡同路东又寻得一处“有十八间”居室的住宅,“每月租银五两”,从此总算定居下来,直到五年后政变遇难。但是,这第三次搬迁之处所仍然呈“顶槅全漏,烂纸四垂”之状,甚至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王开甲应邀前去参观时,“见其空旷无甚器具”的简陋样,当即赠其张诗舲侍郎的诗句“空斋静似阿兰若,佳客少于优钵昙”,其意是借佛教用语“阿兰若”“优钵昙”形容刘光第的新居为寂净、祥瑞之处。刘光第大为感叹,并以此教育引导“素性习于浮薄”且“渐染奢侈之性”的堂弟刘光筼(又名刘光筠,字南村)。后来,刘光筼受益于刘光第的言传身教,1904年考中光绪甲辰科刘春霖榜进士,与刘光第一起成就“一门两进士”的传奇。当然这是后话。

同样在1893年,56岁的王开甲接连晋升为吏部文选司掌印郎中。刘光第为好友的升擢兴奋不已,直言“明年稳得京察一等,简放道府”,意思是非常看好王开甲的美好仕途。但此时的王开甲,“颇多病,其气颇馁,屡言欲乞告还乡”。刘光第见状,利用“与斜对门居,日夕相见”之便,不时上门鼓励,“劝其待到明春京察过堂时再议”,以免“功亏一篑”。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在“掌印郎中”位置上尚未坐热的王开甲,竟然于当年四月初八日溘然长逝,终年56岁。这一晴天霹雳让刘光第顿感痛心,他在给族弟的信中写道:“抡翁近二、三年,学识殊邃,远过侪等,向学之意亦坚,可惜天不假以年,使读书心未了也。兄与之望衡对处,夙夕相过,倾臆罄谭,契分颇为不浅。其锐志为学之隐,同乡多不能知。”

王开甲著、刘光第订、李云书校《诒经堂稿》(清光绪癸巳刻本)

悲痛之余,刘光第怀着对故友的深深念想,亲自为王开甲撰写了“阐其骛学以为主意”的碑文。八月初十日,王开甲之子王岱云(字泰常)扶柩回乡,刘光第一路护送至五十里外的通州,并在通州逗留了两天才返京。接下来,刘光第又担负王开甲遗作集《诒经堂稿》的编订事务,开篇载明“富顺刘光第裴村甫订”。1897年,刘光第又受王开甲家人之请,为其妻余淑人六十寿辰撰写寿序一篇。该寿序全文近1400字,不仅赞美其妻余淑人“敦素而守礼”、其子王岱云“能贤”且“识大义”,文词之间还深情地回顾了与王开甲之间的情与谊,为两人的君子之交画上了圆满句号。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刘 刚(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