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子俊：明代长城之父

邵永义

中国长城保存最完好的是明代长城，最先修筑的延绥长城抵制了外患。当地居民得以放牧耕种，休养生息，边城榆林因此而设。而四次上书朝廷，力主筑墙固边，并亲自指挥筑城达1770里，实现明朝延绥重镇行政中心北移的，是明朝延绥巡抚，后任兵部尚书的四川青神人余子俊。

余子俊（1428—1489），字士英，四川省青神县（今夹江县青州乡）人，明朝名臣。

大型廉政文化音乐剧《余子俊》剧照

余子俊于1451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进户部员外郎，在户部十年以廉洁奉公著称，1470年任延绥巡抚，筑延绥长城1770里，确保了西部边防。巡抚榆林时，与徐廷璋、马文升并称“关中三巡抚”。官至兵部尚书保。

余子俊之子余寘，孙余承勋一武一文，皆为朝廷重臣。

边陲告急受命危难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随后率军北伐，攻克大都，大一统的元政权灭亡，蒙古统治者被迫退至漠北。

“靖难之役”便明朝自顾不暇，这时蒙古势力趁势举兵，侵袭辽东，京蓟地区，明朝北疆防线守备废驰，正统年间，瓦剌首领统一了蒙古各部，对明朝进行大规模侵扰。1449年8月，明英宗朱祁镇举兵蒙古瓦剌部，在居庸关外的土木堡反遭瓦剌军围攻，全军溃败，死伤十万余众，英宗也做了俘虏。“土木之变”使强大的明朝在边务上由盛转衰，战略转移到防守阶段，边陲蒙古的达廷汗势力，俺答汗势力相继崛起，屡屡入侵河套平原，陕西延绥镇成为明朝与蒙古部落交战最频繁的地区。

延绥镇为明朝的“九边重镇”之一，地处陕北黄土高原，是蒙古游牧民族与明朝农耕文明的交汇点，战役不断，民不聊生。面对蒙古部落南下侵扰的危急局面，作为陕西宁夏一线的防伪重镇，延绥的军事战略地位突显。

延绥镇已成为明朝边疆防御的重点，“天下之势，西北为首，而夷虏之患，全陕为最。”当时延绥镇的防御设施参差不齐，从府州城到宁夏花马池之间两千多里，没有险隘、屏障之类可以凭依，对蒙古铁骑的防御，只能依赖分散的墩台和城堡等，原有的25个营堡，近者相距五六十里，远者百里之遥，没有连贯的防卫线，不能呼应驰援，形同虚设。

余子俊曾于1460年任西安知府，后升为陕西右参政，1461年升为右布政使，1470转为左布政使，调任浙江，因西部防务告急，皇帝认为余子俊居陕多年，民众拥戴，曾有灾荒年开仓放粮十万石以救济贫民的壮举，余子俊“春荒时贷出，秋后收回”的办法让民生改善而国库充盈，朝中众臣对余子俊推崇有加，1470年朝廷授余子俊为右副都御史，延绥巡抚。

修筑长城巩固防务

当时明朝内部，面对蒙古部落无休止的侵扰和掠夺，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军事主张：一方是“搜套”派，主张举兵驱敌，一劳永逸；余子俊和部分从地上成长起来的官员是“修边”派，认为河套地区空旷辽阔，适合蒙古部落马队出没，搜套耗费人力物力，收效甚微，不如修建边墙、城堡、瞭望墩等防御系统，以逸待劳，歼灭来犯之敌。

余子俊上任后更是力主修边，认为以防为主，既能让汉、蒙民族休养生息，减少战事，又能在蒙古部落入侵时起到连动防御，有效抵抗，聚合围歼的作用。

1471年7月，余子俊第二次上奏道：“延、庆边疆，山崖高峻，乞役山西、陕西丁夫五万，量给口粮。依山铲凿，令壁立如城，高可二丈五，山坳、川口，连筑高垣，相度地形，建立墩堠，添立防守。”

兵部肯定了余子俊“凿山为墙”修筑边墙的工程方法，但不予调动民夫大规模筑墙，余子俊向户部请奏拨饷拨粮，因延绥大军云集，存粮有限，“以七八万之众驻师坐食，倘有不给，必须征发，意外之患，在所当虑。”皇帝和朝中大臣也逐渐认识到：修筑边墙，实行战略防御，可以长期有效地保护延绥边境的安宁。

成化八年（1472）三月，余子俊、叶盛等第二次奏请征发民夫修筑边墙。明宪宗同意了余子俊等人增置城堡、增兵驻防的意见，但对借调民夫修边仍未下决心。

成化八年九月，余子俊第四次上奏征调五万民夫修筑边墙，他在奏折中陈述了修边的利弊：成化八年，山、陕受灾，米价腾贵，致使“搜套”后勤保障不足，“搜套”的军费开支，运输之共，相比修边是大痛和小痛的关系，如不抓紧修边，成化九年延绥的军费开支估计达“银九十四万六千余两”，运送粮草资费即过“八百一十五万四千余两”，这两项支出占明朝全年财政收入的30%，堪称重负。余子俊提出利用民夫来进行大规模修边，若敌不过黄河，则聚力修边，铲削边山，清除要塞，敌人“进不得利，必当北还，而待军民兵食强富，则大举可图。”

明宪宗明确表达：“修筑边墙乃经久之策，可速令处治。”同意了余子俊的建议。

在余子俊主持下，分别于成化九年（1473）和成化十年（1474）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修边，工程的重点是对长城南北两道，即“大边”和“二边”进行修缮筑治，对黄甫川至定边营段边墙，在之前的基础上进行修复、加固和增筑，第二年又继续修筑东、中、西三路边墙。史载：“凡修边墙东西长一千七百里一百二十三步，守护壕墙小墩七十八座，边墩一十五座。”

修边中，余子俊提出并自创了“遇山铲削，逢谷填壑”，“山坳川凿口，连筑高垣”，“随其曲折，铲削如城”等一系列因地制宜的科学施工方法，缩短了工期，确保了工程进度，“两月之间，边备即成”，延绥两次大规模修缮也总计用了四个月时间，是余子俊科学安排、合理施工的结果。

城堡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构成，史载：“成化八年，抚臣余子俊增筑城垣，置榆林卫城堡三十有四，分东、中、西三路，中路高家等十一城堡，镇守官领之，东黄甫川等九城堡，东路参将领之，驻神木堡（神木县）；西龙川城等十四城堡，西路参将领之，驻新安边营。”

固边强国数世赖之

余子俊所筑边城，沿“大边”“二边”两条防线分布，组成网状军事防御体系。在增筑过程中，余子俊因地制宜，依据地形地势，筑成不同形状的城堡及城墙辅助设施，形成了长城军事防御的重要节点。

同时，营堡形成了边防节点，又护卫了农业生产，还形成了边贸市场，在以防御为主的战略中，为长城沿线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也为后来陕北地区行政区划和区域镇中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边墙修筑后，军费开支大幅下降，延绥镇的屯兵由成化八年的8万人，削减至5万人，军马由25000匹削减至24400匹。这些节省下来的军饷，加上从事屯田的官军1万人所减省的军饷，约等于每年仅大豆费及运输费即节减243万石，加上军马饲料的料草费即运输费，能节减约370万石，加上屯田粮6万石的税收，计算百年消减军饷费达619万石。

延绥1770余里的边墙及配套营堡设施，对防止蒙古部落入侵起到了重要作用，成化八年后边陲局部战争数量急剧下降，百姓安居乐业，人丁兴旺。延绥地区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商贸的发展。余子俊升任兵部尚书后，自称“两月之间，边备即成，到今十余年，虏贼不敢犯。”

延绥边墙的建成，改变了明朝边防战略格局，标志着明朝由过去营堡式、搜套式的弹性防御，向依托长城工事，进行前沿防御转变延绥边墙将边墙、营堡、城寨、墩台在最大程度上整合联动，实现了静态阻碍与动态作战相结合，前沿防御与纵深防御相互配合的主体长城防御体系，开启了明朝中后期的“长城时代”，确保了西部边陲的长期稳固。

余子俊雕像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邵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