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身边的李庄儿女

阚文咏

如果不是在段文汉先生所著的回忆录《放滩》里，人们将很难看到这张私人珍藏的照片。

1938年8月，中央军委秘书处成员在延河边合影（段文汉 供图）

照片背面，是每个合影者的亲笔签名（段文汉 供图）

这是一张辨识度很高的老照片，虽经岁月做旧，但时代风貌仍很鲜活。只是，人们不知道这些满脸阳光的年轻而是何方牛人。

毕竟，在80多年前的延安，能进中央军委秘书处的，都不是一般的人。

当然，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里面，还有两个李庄人。

他们是《放滩》作者段文汉先生的娘家至亲，一个是他的亲姨妈张仁纯，另一个是远房舅舅张钺。

《放滩》是一部厚重的家族回忆录，书中记录的是宜宾思坡乡段氏家族和南溪李庄镇张氏家族几代人的不同命运。

里面自然有张钺和张仁纯的故事，尤其是，他们在延安、在毛主席身边的那段岁月。

1. 1937年 延安

先从1937年说起，这一年大事频发。

年初，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领下，于1月13日进入延安古城。从此，开启了中共中央所在地长驻延安（整整11年）、并以此作为陕甘宁边区首府的根据地新模式。

中国工农红军驻进延安

此次中共中央“迁驻”延安，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略总后方。

年中，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7年，“卢沟桥”事变

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9月正式建立。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参与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对日作战（战争初期，国内战场共有五个战区）。

年末，国民政府决定迁都，将首府从南京退撤至重庆。

12月13日，南京失守，日军进城，“南京大屠杀”震惊世界。

后来证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决定，对于中国打赢一场抗日持久战，至关重要。

战时陪都—重庆

随着北平、天津、石家庄、上海、南京等城市的相继失守，国土山河出现了沦陷区、国统区，以及后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从沦陷区撤退出来的工厂、学校、文化机构等，四处迁徙，辗转在陕西、湖北、江西、湖南、广西、云南、四川等地。

随之迁移的，是千千万万平民百姓、社会精英以及青年学生们，他们在国统区散乱漂泊、饱受流离之苦。

与此同时，一股潮流却在人群中逆向而行，他们选择奔向另一个地方——延安。

20世纪30年代的延安城

越过时间的长河，回头一看，这股潮流所产生的能量，足以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成长壮大，以及战后的国史走向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奔向延安的，都是一些渴望民主自由的爱国志士，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他们相信，只有延安，才是革命救国和积极抗战的希望所在。

人们朝圣一样涌过去，视之为抗日革命的圣地。

小小的延安，一时间流量惊人，不知不觉成为中国最强IP。

20世纪30年代，不辞辛劳、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

一些至今还很熟悉的名字，都是从1937年开始，先后奔向延安的。

如黄华、胡乔木、于光远、周扬、邓力群、范文澜、李希凡、艾思奇、王若望、林默涵、邹韬奋、茅盾、丁玲、萧军、洗星海、华君武、何其芳、沙汀、卞之琳、夏衍、艾青、冯牧、舒芜、郭小川、秦兆阳......

以及，蓝苹（江青）、叶群等。

还有一些国际人士，如埃德加•斯诺、马海德、海伦•斯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白求恩、卡尔逊、柯棣华、爱泼斯坦、大卫•柯鲁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路易•艾黎、沙博理、西园寺公一、巴苏……

史沫特莱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

包括由美军上校包瑞德任组长、美国驻华大使秘书谢伟思、易登等人组成的美军观察组，也分批来到延安，前后共900多天...

诗人何其芳描述道：“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

于是，在1937年底的某一天，延安古老的城门里，又迎来了几个青年人。

其中的一男一女，就是张钺和张仁纯。

 2. 来自李庄的儿女

来延安之前，张钺和张仁纯分别是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今西南交大）和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今北师大）的学生。

而千里之外的长江边，是他们的家乡李庄古镇。

抗战文化中心—李庄古镇

他们都是李庄著名的望族——张氏家族的后代。其祖上不是举人，就是优贡。

1915年，他们先后出生在李庄板栗坳栗峰山庄（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以及傅斯年、董作宾等大师学者均避居于此）。这里是张氏家族聚居的地方，前后院落无数，各房各支、散居其间。

俩人出世时，他们的父亲都不在家。族人们说，在外谋事的，都是有出息的子弟。

张钺的父亲张建威，云南讲武堂毕业，与朱德是同班同学，曾参加蔡锷将军发起的护国运动，后任四川军阀杨森军部师参谋长。之后出任古蔺县县长，再后来弃政归乡回李庄，成为地方名绅。

张仁纯的父亲张季刚，清末秀才，后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曾在川军高级将领吕超手下做参谋，后任理潘县（今理县和松潘县）县长。之后，在爱国将领邓锡侯绥靖公署任军医处秘书，长居成都。

张氏家族聚居地，栗峰山庄“咏南山”山门

也许因为同年出生的缘故，还是孩童时期，两个孩子就很亲近，彼此之间有着超越常人的感应。

张钺玩丢了，众人找不着，偏偏张仁纯知道，他是藏在哪个人不知、鬼不觉的墙洞里。

张仁纯生性腼腆、内秀少言，活泼机灵的张钺总有办法，让她笑逐颜开。

他们一起在家族乡贤自办的学馆念书，5岁不到，就在老先生命名的“少小萌志”诗文比赛中，各取诗词和文章头名，成为一群孩童中的小学霸。

大人们说，这不仅是一对读书种子，更是一对“金童玉女”。

只是，说过这话后，又都捂了嘴巴。因为民间习俗，从来只有姑表姨表之间可开亲，哪有同宗兄妹说婚配的道理。毕竟，倒推若干代，板栗坳的子孙都是一个祖宗。

李庄张氏家训

年龄稍长，两个小孩相继离开了李庄板栗坳，各随自己的父亲四处迁居，在不同的城邑之间辗转求学。

年少的他们，告别了两小无猜的青葱岁月，也告别了李庄的老家。

到了1934年和1935年的秋天，从李庄走出去的两个小学霸，分别考上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和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一个想当工业科学家，去学矿冶。

一个想做治病救人的医生，学了生物。

但上世纪30年代，校园里的书桌并不安静。

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继侵略东三省后，意图进一步吞并华北，以及国民政府为华北自治而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一二•九"学生运动率先在北京爆发

身为交大唐山工程学院学生会主席的张钺，和北平师大生物系的学生张仁纯，都是这场学生运动的参与者。

其实，早在少年时期，张钺就接触到鲁迅、巴金、郭沫若、成仿吾、蒋光赤等进步作家的作品，革命思想有所启蒙。14岁时，就已加入“霹雳社”（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去上海中学就读高中后，张钺更是体会到国弱民穷、外强欺凌的痛楚。

如1931年，日本人发动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初，日本军舰突袭上海的“一二·八”事件，以及后来，在北京被引爆的“一二·九”运动。

一场场“国难教育”，一次次反抗运动，在振臂游行的队伍中，不乏张钺活跃的身影。

张仁纯和张钺一样，自发的爱国思想，使她在国难时刻，与张钺彼此呼应、步调一致。

最终促使他们踏上延安之路的，是“七七卢沟桥事变”。

中日战争一开始，北方城市相继失守，二人随校南迁，分别选择到武汉大学和重庆大学借读（张钺后来又转到湖南大学矿冶系借读）。

日军占领南京

当南京沦陷后，武汉也岌岌可危。

张钺、张仁纯和很多爱国学生一样，面对河山破碎、莘莘学子无法安身读书的现状，既愤懑又悲痛。他们决心行动起来，奔赴前线，杀敌救国。

但是，大家对国民政府没有信心，参与抗战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坚持抗日主张、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共产党身上。

经过深思熟虑，张钺组织起7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包括张仁纯），各自到西安汇合。然后，在张钺带领下，大家翻山越岭，花了整整十天时间，走过700多里蜿蜒山路，终于来到了延安！

3. 宝塔山下的红色恋人

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之地，

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

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

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

忠诚、团结、紧张、活泼，

战斗地学习。

......

这是延安陕北公学（简称陕公，是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延安大学等学校的前身）的校歌，也是张钺和张仁纯来到延安后学会的第一首歌。

他们一到延安，就进入陕公学习。这是中共中央为把爱国青年培养为优秀的抗战干部而办的学校。

陕北公学

因为是大学生的缘故，他们被编在高级班，张钺被编入第一期第九队，张仁纯进入三八队（也称女生队）。

学习内容主要是“统一战线与民众运动”“游击战争与军事常识”“社会科学概论”等。

学习期间，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王若飞等经常来校讲课或作报告。

有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几乎每隔几天就到陕公来，给学生们讲授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与策略问题 。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作演讲

能亲耳聆听毛主席（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对外始称军委主席）的演讲，张钺和张仁纯感觉很兴奋，也有很多茅塞顿开的意外领悟。

延安的生活很艰苦，吃的是小米包谷窝窝头，住的是自己用双手挖出来的窑洞。虽然他们的手上都起了血泡，但没人觉得痛苦。

正如一些爱国青年写的诗：“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张仁纯在延河边（张应文 供图）

早操、军训、上课、听报告、排练节目演话剧（活泼的张钺曾经扮演过陕北大姑娘），有时还和抗大（延安时期另一所培养中国工农红军优秀干部的学校）的学生周末联欢。

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38年3月，张钺和张仁纯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后来统计，陕公毕业的6000多学生中，也只有一半被发展为中共党员。

经过三个月的短期培训，他们从陕公毕业了。

陕北公学学习生活掠影

由于张钺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还是陕公第九队学生会主席，所以，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处。

张仁纯分配在陕西鄜县八路军抗属学校做教员。

他们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延安的工作中。

革命岁月里，爱情也在燃烧。

直到这时，张钺和张仁纯才公开了他们的恋情。之前，这是他们小心守护的情感秘密。

虽然从小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但囿于同宗同族的忌禁，以及家庭民风的旧观念，他们一直不敢坦然相爱。

来到延安后，这儿民主自由、包容开放的气氛，给了他们冲破世俗的勇气。

一天，他们来到周扬（时任边区政府教育厅长）面前，汇报了他俩的感情生活，以及心里隐藏的关于同宗兄妹的顾忌。

   周扬问道：你们是亲兄妹吗？

二人齐声回答：不是。

周扬又问：那是堂兄妹吗？

二人同答：也不是。

那还有什么顾虑的。华夏儿女都是炎黄子孙呢。共产党人要敢爱敢恨、敢做敢当，你们什么时候想结婚了，来找我，我批准。

1938年6月，张钺、张仁纯在延安（段文汉 供图）

有了上级领导给的定心丸，他们开始大胆地在宝塔山下牵手，在延河边上漫步。他们欢笑的眼睛里，飞出的都是彩虹。

 4. 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

   1938年，对于身居凤凰山麓吴家院子的毛主席而言，是特别繁忙、思想著述颇丰的一年。

最为著名的《论持久战》，和堪称它的姊妹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论新阶段》等相继发表。毛主席在这些著述中，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首次阐述游击战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第一次提出“七.一”为党的生日。“党规”一词也是第一次出现在他的讲话里。同时，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重要的理论概念。

毛泽东在延安撰写《论持久战》

1938年6月，对张钺和张仁纯来说，可谓好事成双、人生达到了新的高度。

首先，二人都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其次，他们在延安结了婚。批准人不是周扬，而是时任组织部长陈云（在延安结婚，需要上级组织的批准）。

组织上为照顾他们，将张仁纯从鄜县抗属学校调回延安，安排在中央军委秘书处。这样，夫妇俩人同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

1938年6月，中央军委秘书处全体合影，从左至右（不分前后）：张仁纯、和平、周小舟、张钺、李六如（秘书处处长）、郭化若、柴沫、华明（张应文 供图）

秘书处的人员各有分工。张钺主要负责做毛主席的英文翻译。

那时，只要有外国朋友到延安，不管他们的身份是官方还是私人，毛主席都要亲自接见。

比如首位以美国官方身份到延安的卡尔逊，首位从中立国瑞士来访的摄影记者瓦尔特•博萨德，还有美联社特约记者霍尔多·汉森等，只要用英语交谈，张钺就是主席的现场翻译。

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

一些外国友人给主席的信件，包括离开延安后，一直与毛主席保持密切联系的史沫特莱，和身在晋察冀前线战地医院的白求恩等，都由张钺做中英文书面转译。

除此之外，张钺还随时列席主席召开的各种会议。

比如有肖劲光、萧克、郭化若、李卓然等参加的军事讨论会(那时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红军高级将领正带领八路军在晋察冀地区对日作战，林彪受伤后赴苏联治病）；

有艾思奇、何思敬、何培元等参加的哲学讨论会议。

以及为主席外出报告、讲座等做记录等。

这期间，张钺还参与审定了《八路军战士读本》中的自然科学部分。

而张仁纯的工作看似简单，但意义非同小可。

她做的是，为毛主席誊写手稿。

毛泽东1938年作抗战宣传的手稿

1938年5月26日，毛主席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首次作了《论持久战》的演讲。之后，延安解放周刊社决定在7月1日出两期《解放》合订本，全文刊载《论持久战》。

为准确反映毛主席思想，提高印刷质量，军委秘书处须将文稿正规抄写后，送印刷厂付印。

这件重要的任务，就落在了张仁纯身上。

众所周知，毛主席习惯使用毛笔，他起草的文案、材料、书信等，从来都是直笔草书、任意挥洒，具有大气磅礴、狂放不羁的独特风格。

毛主席的字体一般人很难识别，更别说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了。

好在，张仁纯出生在李庄的书香门第，从小在父亲张季刚（他也是一个书家）的指导下，临摹字帖苦练毛笔字，对名家书法，略能鉴识。

张季刚撰写的青城山观日亭匾额（段文汉 供图）

拿到《论持久战》手稿之后，张仁纯一夜没睡，她和张钺通宵研究毛主席的字体。不仅认字，还要会意，尤其需要理解毛主席的理论思想。

由于时间紧，毛主席让张仁纯到他的办公室抄写，以便有问题当面解决。

就是在主席身边，张仁纯也尽量不去打扰他。因为主席在工作时，非常专注和忘我。

有一次，张仁纯在埋头抄写稿件时，江青进来了。

那时，她已和毛主席生活在一起。

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

她走到张仁纯面前，带着惊讶的口吻说：哟！主席的字这么草，你都认得呀？

毛主席抬头看了江青一眼，说：人家是大学生呢。

江青脸上掠过一丝复杂的笑容，转身就去灶台上冲了两杯飘着奶香的麦片，一杯端给毛主席，另一杯端给张仁纯。

江青自己没喝麦片，她是喝咖啡的。而主席是拒绝咖啡的，他只饮浓茶。

江青用麦片为主席补充营养。

那时的延安虽然乡土十足，但由于大批城市青年和国际人士的涌入，也带来了不少洋东西。咖啡、麦片、洋烟，香水、卷发、口红、吉普、福特小车和道奇皮卡等，经常出现在延安的生活中。

除了《论持久战》，毛主席后来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等著作手稿，都是张仁纯一字一句地抄写出来的。

《论持久战》，左为1938年延安“解放社”出的版本 

1938年下半年，延安边区工厂急需炼焦煤（焦炭原料，是钢铁工业的“基本食粮”），中央军委二局（军工局）四处寻找技术人才。

当得知张钺是学矿冶的，军委二局如获至宝。

经毛主席同意，立即将张钺抽调过去，派他到陕北安塞县寻找煤炭矿源。

张钺带着一个小组，踏遍安塞所有的山坳，终因勘探知识、实践经验、以及勘探设备的不足，未能完成任务。

据说，安塞后来也没找到焦煤，最出名的还是“安塞腰鼓”

回到秘书处后，张钺心里非常难过。

他看到了自己作为工科生的短板，也看到了延安缺少技术人才的现实。遂产生了回唐山工程学院完成学业、继续深造的念头。

这想法也和一直想当医生的张仁纯不谋而合。

她知道，当时的延安以及整个八路军作战前线，医疗条件相当落后，医生和医务人员严重不足。

医院的手术器械基本上都是土造的。手术刀来自乡村铁匠铺，手术锯是普通的木工锯，止血钳和镊子是用竹片经过火烤后弯过来制作的...

这让刚到延安、用惯了专业医疗器械的白求恩一时无法适应，尤其很多医护人员连最起码的消毒方法、输血步骤都不懂，便忍不住大发脾气，急得摔东西。

白求恩大夫在八路军前线医院

就是到了前线，他也经常给毛主席写信，抱怨条件所限，未能抢救更多伤员的生命。

这些，都是张钺和张仁纯在延安亲眼见到的。

他们决定向组织上提出申请，要求返校学习、提升专业技术水平，以便将来为党的工业建设和医疗事业做贡献。

同时，他们出去之后，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在国统区建立和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并继续在理工科知识分子中发展共产党员。

组织上批准了他们的要求，毛主席也鼓励张钺，要他学成之后，为党铸铁炼钢。

5.延安之后

1938年底，张钺夫妇离开延安，踏上一条知识强国的技术之路。

同时，也开启了既属于国家、也属于自己的钢铁人生。

他们以实际行动，谱写了一部中国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939年10月，张钺毕业于交大唐院矿业系。

之后，去了重庆大渡口钢铁厂（今重庆钢铁公司）、威远铁厂、鞍山钢铁有限公司、交大唐山工程学院矿冶系、重庆炼铁厂。

这期间，张钺曾作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命的经济部副总代表兼冶金组组长，于1945年7月赴美国学习交流。

（在去美国的海船上，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一群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个个热泪盈眶，高呼祖国万岁）。

到了美国之后，张钺先后在美国凯赛钢铁厂、加拿大亚尔哥玛钢铁厂、美国马基设计公司担任实习工程师，系统学习了新式钢铁厂的炼焦、烧结、炼铁、炼钢、轧钢等先进技术，以及生产设计、编制、管理等内容。

张钺、张仁纯在北平合影（张应文 供图）

这是国民政府时期，是张钺完成学业、夯实专业技术的成长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钺奉献出自己所有的技术才华，先后在重庆綦江三溪电化冶炼厂、鞍山钢铁公司、甘肃酒钢炼铁厂、包钢炼铁厂、包钢总公司等工作，足迹几乎遍布我国钢铁版图的南北中西。

而张钺担任的职务，从助理工程师、副工程师、工程师，副厂长、厂长、技术处处长、副总工程师、中国金属学会理事、包头金属分会副理事长等等。可以说，每一个职务，都是含金量极高的技术身份。

而他对新中国钢铁工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鞍钢和包钢两个时期。

20世纪50年代的鞍钢，是当时新中国最牛的钢铁企业。

全国一半的钢铁产量，都是鞍钢生产的。

1953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会用科学方法管理企业》。

第二天，即发表张钺6000字文章《作业计划是计划管理的中心环节——鞍钢实行作业计划的一点体会》。

上世纪50年代的鞍钢

作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和“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鞍钢的作业计划，对新中国工业建设而言，不啻为教科书级别的示范。

随后，张钺的《三年来鞍钢的作业计划》《钢铁联合企业的作业计划和生产调度工作》（与人合著）、《炼铁工程名称》（编译技术手册、英汉对照本）、《鞍钢制炼低矽铁的炉渣问题》《译文集.炼钢部分》（主译）等书籍文章，相继出版发表。

在张钺的鞍钢岁月（1950—1960）中，还有两件外事活动，值得一提。

第一件是技术突破带来的国际影响。

在张钺主抓鞍钢炼铁厂技术进步工作时，成功试验高炉高压炉顶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率，这项技术当时在全世界都属先进，使得捷克斯洛伐克的专家专程到中国的鞍钢来学习（那时候，能让老外来学习我们的，的确少见）。

第二件是1956年10月，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鞍钢时，在万人聚集的欢迎大会上，才华横溢的张钺为苏哈托总统的讲话做现场直译。其语言准确流畅、气质落落大方，当即收获两国官员及专业翻译频频点赞、现场群众掌声如雷。（可惜，那时人们并不知道，台上的张钺曾为毛主席做过翻译）

张钺任包钢副总工程师时的工作照（张应文 供图）

到了1960年6月，张钺又奉命赴甘肃，支援酒泉钢铁公司的建设。

1961年4月，因国民经济处于最困难时期（即三年自然灾害），酒泉钢铁公司因为不具备投产条件，而暂时“下马”。之后，张钺奉命调入包钢。

在包钢期间，由于高炉投产后——那是周恩来总理曾亲临包钢剪彩的项目，遇到了含氟矿石直接投炉冶炼（国内外尚属首例）、但也经常烧坏高炉风口而停产等系列问题。

这样的难题由张钺组织技术攻关，最终得以解决。

其研究成果《含氟矿石的高炉冶炼》一书（包钢集体编写、张钺执笔），随即成为高炉工长和冶炼技术人员的必读教材。

1959年9月，周恩来总理亲临包头，为包钢1号高炉投产剪彩

不幸的是，1966年“文革”开始后，“叛党分子”“反动技术权威”的帽子，就扣在时任包钢副总工程师张钺的头上，随即遭遇撤职、隔离审查和劳动改造。

1972年4月，包钢革委会作出决定：恢复张钺包钢副总工程师职务。

正当张钺满怀激情、回归到终身热爱的钢铁事业时，意外突然降临，一场疾病不期而至。

虽经全力抢救（国家冶金工业部也介入到抢救工作中），仍无力回天，张钺终因坏死性急性胰腺炎，于1972年4月15日去世，终年57岁。

破天荒地，包钢为张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前来参加悼念的干部群众逾千人，这在“文革”尚未结束的特殊时期，实为罕见。

2006年，包钢《铁花》杂志（第3期）仍在刊文纪念张钺

临终之前，张钺留下两个遗愿：

1，请妻子张仁纯代他再次向党组织请求，恢复其党籍。

2，希望子女中有人到包钢炼铁厂高炉旁工作。

党籍问题是张钺心中永远的痛。

当年离开延安，回到交大唐院复学的张钺，很快担任唐院地下党支部书记，并发展了七八名党员。

从唐院毕业，组织上批准他到重庆大渡口钢铁厂实习。这期间，由于形势出现变化（1939年初，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张钺的党组织关系迟迟接不上。

在焦急的等待中，张钺忍不住直接来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

办事处的人接待了他，也批评了他。说冒然来这里很危险，因为办事处外面，已有国民党特务在监视。

按照办事处提供的线索，张钺终于和组织恢复了联系。

上世纪40年代，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1941年初，交大唐院地下党支部书记徐大德突然被捕。

组织上考虑到张钺去过延安，且担任过唐院地下党支部书记（为徐大德的前任），便通知他立即转移，离开重庆。并要求他自己寻找职业，做好掩护。

之后，张钺和组织之间进入单线联系模式。

到了1943 年 3月，张钺去威远铁厂工作，之后多次写信给单线联系人，希望把自己的组织关系转到威远地下党。

过了很久，单线联系人回信道：“我的讲义（暗指党的组织关系）也丢了。”

从此，张钺和党组织失去联系。

虽然，在以后的岁月里，张钺曾多次试图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但始终处于掉线中。

张钺有一首诗，最能表达“落单”后的苦闷和盼望解放的心情：“几回魂梦到辽西（指解放区），忽报东归有信期，滞蜀一年成隔世，那堪暗夜盼晨鸡。”

重庆解放时，张钺、张仁纯怀抱长子张应文、次子张安文合影（段文汉 供图）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钺因为家庭出身和建国后一系列运动，使他的党籍、以及重新入党的问题，变得敏感而复杂，始终未能得到解决。

张钺的第二个遗愿，是有关事业的传承。欣慰的是，这一愿望得以实现。

在张钺、张仁纯的十个后人中（包括5个子女的配偶），有7人在包钢、或包钢系统工作，为钢铁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有些还成为业内著名的专家。

而张仁纯的命运，和丈夫张钺紧密相连。

从延安出来之后，她先去西北联大（抗战时北平师大并入西北联大）完成学业。之后，又入成都齐鲁大学医学院学习，实现了自己做医师的愿望。

1939年，张仁纯西北联大(战时北平师大归入西北联大）毕业照片（段文汉 供图）

其职业生涯是随着张钺工作的变动，而在不同的职工医院里切换。在各个医院里，她担任过主治医生和主任医师。

尤其作为内蒙自治区有名的妇产科专家，张仁纯在第二冶金建设公司职工医院担任妇产科主任医师时，为妇产科打下良好的基础，现在，该医院已成为包头市妇产医院。

与张钺一样，张仁纯的组织关系也曾掉线。

不同的是，她能在1959年重新入党，并在1986年得到政策落实，党龄和工龄的计算时间，均从延安革命时期开始。

宝塔山下的岁月，终于铭记在他们的历史篇章里......

1972年2月，张钺与张仁纯在包钢（张应文供图）

1988年10月5日，张仁纯在北京友谊医院去世，享年73岁。

6. 那些人物的后来

  再来看看，1938年中央军委秘书处的两张合影。

第一张摄于延河边。灿烂的阳光下，笑靥满屏。

第二张在延安中央军委秘书处门口。也许因为秘书处处长李六如站在中间，画风严肃又端庄。

  下面，就来说说他们的后来。

  李六如（1887—1973），湖南省平江县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被黎元洪授为“陆军少将”，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六如

  他身上有两个第一：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拥有将军军衔的人；毛泽东的第一个军委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后经毛泽东提名，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党组书记。

  “文革”中受迫害，1973年4月10日去世，终年86岁。

  著有革命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据说曾经风靡全国。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为他平反昭雪。）

  郭化若（1904—1995），福建省福州市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郭化若

  延安时期，在中央军委秘书处任毛泽东的军事秘书，后任军委一局（作战局）局长、延安中央党校军事教育处处长、延安炮兵学校校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被誉为一代红色儒将和毛泽东的军事高参。

  1995年11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周小舟（1912—1966），湖南湘潭人（与毛泽东是同乡）。1931年湖南大学预科班毕业，后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就读。

周小舟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宣传部部长，是“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被毛泽东委以重任，以中共中央“特使”身份，赴山西与阎锡山进行联络，做复杂危险的统战工作。（因此，有人也称他为毛泽东的联络秘书）

  解放战争中，担任中共北平市委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毛泽东几次回湖南都由他陪同）。

  1959年“庐山会议”上，周小舟被定性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分子，撤职处分，贬至浏阳县大瑶公社任党委副书记。

  “文革”期间，继续遭受批斗，于1966年12月26日含冤自杀。终年54岁。

（1979年2月15日，中共中央为他恢复名誉。）

柴沫（1917—1966），柴沫原名厉全起，浙江慈溪县厉家村人。

柴沫

 柴沫到延安的经历和张钺差不多，都是1937年底到达，同时进入陕北公学，并于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陕公毕业后，分配到军委秘书处。

 与张钺不同的是，柴沫在延安一直工作到抗战胜利。

 其间，进入1941年成立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成为研究室理论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后，入中央党校学习，1961年第二次进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实际工作由副主任胡绳和田家英主持），并任秘书长。

1962年， 柴沫参加田家英率领的赴湖南的农村调查组。调查组根据实际情况，向中央反映农村的现状，主张实行“包产到户”。田家英和柴沫等因此受到毛泽东的冷落。

“文革”发动后，陈伯达等人组织了对柴沫的批判，指责他是“田家英的人”。

 在田家英自杀3个多月后，柴沫也于1966年9月4日蒙冤去世。终年49岁。

 华明（1918-1968），华明原名夏锡钧，江苏无锡市人。

华明

1935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上海经西安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秘书处工作。

后转入陕甘宁边区政府，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高岗的秘书。

东北解放后，随高岗调入中共中央东北局，担任东北人民政府秘书处副处长。

“高岗的秘书中有好几位都是文化程度和政治素质相当高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如华明、安志文等。华明后来是鞍山市委书记。”（摘自余汝信:《“高饶事件”中的林枫、罗瑞卿与“五虎上将”》）

“文革”中，华明受“高岗事件”牵连。于1968年不幸逝世，终年50岁。

和平（？—1941），原名和培元，河北内丘人，燕京大学毕业。出生年月失考。

和平

在张仁纯的记忆中，和平是个优秀的哲学教员，也被称作“青年哲学家”，著有《论中国的特殊性》。

1938年——1941年，在延安中央军委秘书处，担任毛泽东的哲学秘书。

曾与李六如一起编写《陕甘宁边区实录》，向外界宣传和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毛泽东为它题写了书名并题词：

“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1941年7月28日，和平在延河里游泳时，发生意外，不幸遇难。

 据说，那天，正是和平新婚燕尔的第三天。

（作者系抗日战争时期李庄著名士绅罗南陔曾外孙女，工作单位：四川德隆智点文化传播公司）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阚文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