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浩然正气

两袖清风的翻译家马宗融

1890年9月1日（清光绪十六年七月十七日），马宗融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回族家庭。其父马飞熊以卖牛杂碎为业，有四儿女，马宗融居长。他身材魁梧，面目方正，性烈，嫉恶，天性乐观，朋友们常称他为“老马”或“马大哥”。少时在成都读中学，由于家境贫寒，奋发向上，在新思想熏陶下，中学毕业后，立志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在成都一所德文学校里学习。欧战爆发，学校停办，他和同学罗世安一同去上海求学。因无钱进学校，遂公费到日本东京学习日文。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5月9日，袁世凯正式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修正案，激起全国人民愤怒。马宗融在日本东京参加了留日学生反对“二十一条”的游行示威，因此被驱逐回国。

马宗融（右一）

1919年，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吴玉章在上海主持招募留学生工作，马宗融、罗世安得此机会一同赴法勤工俭学。因世安的关系，他认识其妹罗世弥（即罗淑），一直保持书信往还。初到法国巴黎，他一面当印刷工人，一面勤学法文，不久，进入里昂大学学习文学。曾与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合办《工余》杂志，并在国际联盟和中法大学担任过秘书等职。1927年回国，在上海为商务书馆写过《法国革命史》，给《东方》杂志等刊物译过一些短篇小说。

1929年春夏之际的一个晚上，在一位朋友家里，马宗融意外地认识了巴金。据巴金回忆说：“当时我已熟悉他的名字，在杂志上读过他翻译的法国短篇小说，也听见几个朋友谈到他的为人：他大方好客，爱书如命，脾气大，爱打抱不平。”他们一见如故，他向巴金倾吐了心里的秘密：他正追求好友罗世安的妹妹罗世弥，他哥哥有意成全他们……不久，他回到成都时，罗淑毕业于成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由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她冲破封建的世俗观念，抱着学习科学知识、寻求革命真理的强烈愿望，同马宗融一道离开成都赴上海。9月下旬的一个傍晚，他们与巴金告别，离沪赴法。在法国，他俩结了婚，马宗融在里昂中法大学担任秘书，罗淑在里昂大学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社会科学等课程。

中年时期的马宗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战事不断扩大，民族危亡，国难当头，具有强烈爱国心和正义感的马宗融夫妇，于1933年毅然携着3岁的女儿小弥一同返回祖国，初受聘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的农村教育科担任教职，该科分设在南翔。一年后，因学校搬迁，他们一家迁入上海市区拉都路（今襄阳路）敦和里。

1935年下半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后，巴金也定居在上海，住狄思威路（今漂阳路）麦加里，与马宗融住地相隔不太远，他们常有机会见面，畅谈文学、生活和理想。由于思想和情趣一致，他们便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同时，他还结识了李健吾、黎烈文、章靳以等文艺界人士，这一时期，马宗融受聘在复旦大学教法语和文学批评。此外，他还为《太白》杂志撰写了一组风俗志，为《文学》刊物写一些外国文学评介，并给中法文化基金委员会翻译了一本法文哲学著作。

《春潮》，马宗融译

这年冬天，上海发生了日本水兵中山秀雄被人杀害事件，接着日本海军陆战队按户搜查虹囗区的中国居民。巴金有一位曾在厦门工会工作、又参加过东北义勇军的朋友，放了一个箱子在虹口区朋友家中。箱子里除了有义勇军公文外，还有一支手枪和100粒子弹。为避免搜查，巴金冒着危险从日本海军陆战队布岗警戒下的虹口把箱子转移到法租界马宗融家里。他们夫妇毫不迟疑地箱子收藏在楼上，一直存放到他们离开上海去广西时。

1936年底，马宗融拿到半年的聘书去桂林任教。因为还不知道半年后是否能继续在广西大学执教，于是就将上海敦和里的住房请巴金看管，他们全家同去桂林。在这里，他结识了朱佛定、张斯可等人。

1937年暑假，马宗融护送身怀有孕的妻子罗淑及女儿回到上海，另租一所小庭院居住。一切安排妥当后，他按时回到广西大学教书。但“八·一三”的枪声打乱了他们的安排，他改经湖南回四川，约妻子带着女儿相会衡阳。他们历尽艰辛，于九月初一同回到成都，住市内泡桐树街。由于刘湘的幕僚张斯可的关系，他受聘为四川省政府顾问，但他仍不放弃本行，同时又受聘在四川大学文学院执教，并和妻子一道，积极投入抗战文艺运动。周文等人串联筹备的成都文艺界联谊会，于1938年元旦成立，马宗融和罗淑都是该会的重要成员，他们还与文艺界朋友们一道积极筹划《华西日报》新文艺副刊。他写过《克服你如桨的笔》，发表在成都文协的《笔阵》上。不幸的是，妻子罗淑在生了儿子绍弥后，患产褥热去世。突如其来的打击，使马宗融郁郁寡欢。为照顾孩子，这年夏天，他续娶了罗淑在广西认识的好友王淑仁女士。

马宗融与发妻罗淑

巴金回忆说：“她确是孩子的好母亲，可是在马宗融的生活里，她代替不了罗淑，一谈起罗淑来他就眼泪汪汪。”冬天，他转到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任教。他们一家在学校附近黄梅村租了农舍居住。他平时讲话坦率、爱发议论，得罪过人，生活也不宽裕，但他生性乐观，常带笑容，朋友们都喜欢他。他真像一团火，有了他，冷静的气氛也变得热烈起来。他在教授们中相处不十分融洽，但在文艺界中却有不少知心朋友。他住在黄梅村，心却在重庆市友人中间。

 马宗融一家

抗战时期的重庆聚集着大批文人，在大后方开展抗战文艺宣传活动。马宗融积极投入到这一活动中。他会见过周恩来，并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和重庆回教救国协会的副理事长，宣传民族团结、一致抗战。

1940年，马宗融以回教救国协会的名义，请老舍合写了反映回汉团结抗日的四幕话剧《国家至上》。他为这个剧的创作提供素材，并为它的演出作了许多工作。1940年4月7日，由中国万岁剧团在重庆国泰大戏院演出成功，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为培养回族人才，马宗融不辞辛劳，多方奔走，在北碚复旦大学校内办起了一个回族先修班，从甘肃、宁夏一带边远地区招收回族青年，给他们补习文化，并以优渥的条件送他们进入复旦大学深造。

同时，他还在《抗战文艺》上发表论文《阿拉伯文学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并和李劼人合译法国作家左拉的著作《太阳》《梦》。他还在文协成立7周年并庆祝第一届文艺节纪念特刊上发表文章《文艺与民主：用文艺作为武器来争取民主的实现》。他是上世纪40年代抗战期间香港唯一的巨型进步文学月刊《时代文学》的特约撰稿人。另外，他还写了一本散文集《拾荒》，翻译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春潮》。他投入到抗战文艺宣传活动中，替别人办事特别热心，不顾路远，由北碚进城搞起活动来常常忘记了家。老舍知道他的毛病，经常提醒他，催促他。

 老年时期的马宗融（中）

马宗融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人，路见不平，常会拔刀相助。他曾写文讨论善恶问题，发表在孙陵主编的《侨声》副刊上。他说：“见善不为，便是害善：见恶不除，便是助恶。”巴金在《怀念马大哥》一文中写道，“他说过：为了维护真理顾不得个人安危，他自己是这样做到了的。我看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在他的身上闪闪发光。”这是巴老对马宗融坎坷一生的最好评价。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供稿：成都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