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治昭老人拉手风琴。

朱治昭老人手写的家书。

朱治昭老人在乐山凌云山留影。

雷健和他的舅舅。

《重庆越走越精彩》歌单。

在曾经没有电话、没有手机的年代，家书，是亲人间唯一的联系，一来一往，皆是牵挂。

“最亲爱的健儿，新春康乐！”生活在成都的雷健一家，和生活在重庆的舅舅朱治昭，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2016年舅舅去世，有长达60余年的家书往来。

数百封家书，手写下的字字句句中，大多都是关于生活的絮絮叨叨，这些，正是亲人间最真切的惦念。而信中所记录的平凡家庭的起落和悲喜，也折射出时代变迁。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梦琳

壹

一封封家书连接成渝两地

雷健的母亲和舅舅，上世纪30年代出生在重庆涪陵一个教师家庭。家中只有姐弟俩，相差不过5岁，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深。

上世纪50年代，雷健的母亲因为工作离开家乡，先后到了乐山、成都，舅舅却一直留在重庆，分隔两地，便开始了书信往来。如今，成都到重庆，高铁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但在那时，坐火车却需要一天以上，寄封信也需要好几天时间才能收到。

从雷健记事起，母亲与舅舅的书信往来十分频繁，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有时候一周就有一封。“当时我年纪还小，只有10多岁，母亲不大让我看舅舅写来的信，但我总爱偷着看。”雷健回忆，每次看到母亲把舅舅的来信拿回家，自己也总有一种兴奋感。

姐弟俩的通信，大多都是关于家事，欢喜和苦恼，见闻和感悟，大大小小的生活和工作琐事，都会写入信中。

上世纪70年代初一天，舅舅突然来信，说自己得了肝硬化，在那年头，这可是要命的事情。“母亲很着急，回信给舅舅，让他赶紧来成都治病。舅舅到了成都，母亲带着他上医院检查，医生检查完，没有给出医治方案，却是让病人返回原籍继续治疗，叮嘱家属做好后事准备。”雷健回忆，那段时间，母亲和外婆都特别焦灼，压根不敢提那个不吉利的“死”字。

但舅舅是个天生的乐天派，不以为意。住在医院期间，舅舅也定时来信，心中似乎揣摸到了母亲的心思，每封来信都要说到“死”：“命不该死”“死了也不可惜，好歹已有后代”“死的方法林林总总”云云。

有一次舅舅从医院寄来的信，居然洋洋洒洒写了几大篇，叙述自己住院治疗期间和护士“斗智斗勇”。“他说他最讨厌输液，针头一扎，瓶子一挂，几小时不能动弹，偌大一个病房就他一人，寂寞得不行。所以他一看见输液瓶心里就怵得慌。”雷健回忆，舅舅寻思，既然能往静脉里输液，也就能吃，因此护士刚一转身离开他就拔下针头，将液体一股脑儿灌进肚里，然后溜出医院悠哉游哉地逛大街会朋友。

母亲焦急地给舅舅去信，要他遵照医嘱好好住院治疗。没想到舅舅回信中大笔一挥两句话总结：自己一能吃二能睡，一时半会死不了！

半年后，舅舅来信，说病已好，母亲不放心，去信让他到成都来检查，医生一按压，肝软如婴，完全不像得过肝病的人，专程跑了好几家医院，医生都如此说，这病就这样奇迹地去无踪了。舅舅的乐天，也通过这些信件对雷健产生了影响。“后来，我有一些朋友如果生活不顺或者生了重病，我也会给他们讲这个故事。”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雷健已参加工作，舅舅的来信，他也可以光明正大地看了。“舅舅的信我们总是全家传阅，他工作稳定了，全家看着信舒了口长气，然后又兴高采烈地弄一顿丰盛的饭以示庆贺。他说他结婚了全家高兴，捧着信传来传去反复看，就像看新娘似的看个够。”雷健说，有时候，舅舅也会讲述自己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与儿子在生活中的矛盾，母亲也会回信宽慰他、鼓励他。

通过一封封家书，相隔500多公里的亲人们，一直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贰

母亲去世后儿子接力写信

2004年，雷健的母亲过世，写家书就由雷健接力。

其实，那时基本上家中都有了电话，舅舅家也有，但他却依旧坚持以写信为主要通讯方式，电话甚至成为他催促雷健回信的工具。

“有时候工作忙，没来得及及时回信，舅舅就会打电话来，问我怎么还没回信呢？”雷健说。

当时，舅舅家中也有了电脑，他也学会了熟练使用，但每封信依然坚持手写，薄薄的信笺纸上，一笔一画，认真写下。虽然已是70多岁的老人，字迹依旧工整、漂亮。来信与以往一样，大多都是记录生活琐碎，但信中思路清晰，格式规范，在信尾还总会认真落上自己的大名。这也让雷健对待回信不敢怠慢，提笔之前，总要认真思考一番才敢下笔。

彼时，朱治昭已退休，回到涪陵老房子里居住，把许多精力都投入到音乐之中。2000年之后，地方群众文化迅速发展，在地方文化馆、老干局等组织下，各种社团乐团蓬勃兴起，懂乐理知识还会多种乐器的朱治昭自然成了当地活跃人物，常常参与演出和排练，给雷健寄来的许多信件中，都提及了自己的忙碌生活。

“我担任了涪陵老干部合唱团教师，每周两天上课；而涪陵老朋友艺术团又特聘自己为‘创作老师’，需要提交歌曲作品；还有涪陵滨汉乐团聘为艺术顾问，每周二和每周六两个半天指挥乐团合乐。”2007年3月，舅舅寄来的一份信中这样写道。

除了参加乐团，舅舅也坚持创作歌曲。雷健回忆，有一次，舅舅随信寄来一首他刚作的歌曲，还在信中要雷健提意见。“我回信说，我尽管从事文字工作，但对歌词尤其是作曲一窍不通，提不出意见的。他却固执地又来信要我提意见。我想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于是把他的信放到一边。谁知他一个月后到成都，怒气冲冲地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回信？我慌忙向他解释。”

以前舅舅给母亲写信，抬头总是“最亲爱的姐姐”，到了给雷健写信，信的抬头就变成了“最亲爱的健儿”，但实际上，见了面却是不好意思这么叫。或许这就是家信的魅力，许多当面无法说出口的话，能在信中表达。

雷健说，每次收到舅舅的来信，心里总有一种安慰。“见字如面，家信传递的其实不只是家长里短，更有浓浓的亲情。而字里行间我不只是获悉舅舅的近况，看到信中整齐流畅的笔迹，清晰的思路，总会让我心安，说明70多岁的舅舅眼不花手不抖脑子不糊涂，身体尚好。这些都是短信、电子邮件无法替代的。”

雷健告诉记者，母亲和舅舅一生坚持写书信，与他们少时所受教育有关。年少时，父母对姐弟俩都是严格要求，写字之时，身子要端正，手握笔的姿势也必须正确，姐弟俩都练得一手好字，也就此养成了读书写字的习惯。

让雷健印象深刻的是，一次舅舅出差到成都来，住在自己家里，一天早上，他发现舅舅屋里灯亮着，舅舅正埋头写信准备寄回重庆给外婆。“我很惊讶，就问他，还有两三天就回去了，为什么还要写信？舅舅说，出门在外，家人自然挂念，一封信就可让人放心！”

就这样，两地的亲人通过家书保持联络的习惯又持续了10多年，直到2016年，舅舅80岁时去世。

叁

平凡家庭的悲喜折射时代变迁

舅舅数十年的来信，内容十分广泛，或纵论天下大事，或排遣宣泄情感，或侃谈市井俚语。他的几十年人生起起落落、悲悲喜喜都记录在了信中，但家书中其实并不仅仅是小家庭的记忆，也折射着时代的变迁。

年轻时，朱治昭曾参军，分配工作后却因为“祸从口出”，被打成“右派”，两度入狱，不仅被开除公职，也与妻子离了婚，儿子也只得交给母亲抚养。劳教期间，舅舅也会从狱中寄信来。

出狱后，朱治昭回到原籍涪陵，因为有音乐特长，当地一个文工团聘请他为临时工。虽然生活艰苦，但好歹有了份工作，养家糊口。因为文工团演出，时常到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以及贵州、湘西各地的乡下，每到一处必有书信寄来。当年下乡演出，交通条件十分艰苦，两个乡镇之间辗转，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虽然也会念念叨叨工作劳累，天不亮就要出门坐车，一路辗转，天黑才能抵达目的地，但同时舅舅也会讲述一路所见所闻，每到一地演出，十分受欢迎，十里八方的群众都会跑来观看。

上世纪80年代，舅舅被调入重庆市区教育系统工作。工作稳定了，雷健一家都十分高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推进，社会风气更加活跃，生性不羁的舅舅也开始跃跃欲试，常常有不少大胆又新奇的举动。

那时候，下海潮兴起，舅舅也跟朋友一起合伙，试图搞个“第二职业”，在来信中详述了自己的计划，还兴致勃勃要当“先富起来的人”。母亲有些担忧，认为舅舅是“吃笔墨饭”的，不是做生意的料，去信中语重心长地劝弟弟不要去，但舅舅却左一信右一信，大谈自己的生意经，果不其然，不到半年，第二职业尝试以失败而告终，舅舅却也乐于当了一次“时代弄潮儿”。

舅舅晚年时，与雷健通信的次数虽然减少了，但也基本保持着一个月一封的频率。信中，舅舅偶尔也会回忆起当年，比如告诉雷健，自己每隔两三天就要去看望患了肺癌晚期的四姐（表姐）。“上世纪60年代，物资匮乏，全靠四姐救济，后来，家中多遇变故，母亲和儿子没有地方住，也是在四姐家中近一年。”回忆起艰苦岁月，舅舅的信中，对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总是充满感念。

但更多时候是谈论自己的老年生活。不服老的舅舅有时候会感叹自己的确老了，身体素质好像大不如前，但依然关心时事，重庆设立直辖市10周年时，他还专门创作了《重庆越走越精彩》歌曲并寄来给雷健。“重庆风采，霞光流彩。红也可爱，紫也可爱。八面来风总是春去春又来！”字里行间，能够看出已经70岁的舅舅依然充满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