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先烈佘英传略

邓 沛

佘英，字竟成，原名俊英，四川泸州小市人，辛亥革命先烈。

佘英（图片来自网络）

1874年（同治十三年）11月12日，佘英生于一贫苦雇农家庭。童年曾上过私塾，九岁时，父亲劳累而死，母亲以手工劳动所入维持生计。佘英十二、三岁时踏上自谋生计之路，初学铜匠，继而当雇农。同治和光绪年间，以反清为宗旨，以扶危济困相号召的哥老会在四川发展迅速，拥众甚多。佘英自幼即加入泸州小市哥老会义字宫口。他爱弄刀舞棍，“好交江湖中人，急人之难，已诺必诚。”尝为乡人及地方公益事鸣不平，被人目为“豪士”。佘英曾入小市武举人李孝恩的武棚子习武。他勤学苦练，武艺大进，娴骑射剑击。1894年（光绪二十年），参加清廷科举考试，中武秀才，于是声誉隆起。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被会党兄弟推举为小市义字宫口舵把子，成为地方有影响的人物。泸州州官凤全欲借佘英之力整顿治安，遂聘其为泸州团练局大队长。“擢领卫队，缉捕匪盗，捍御桑梓。”佘英骁勇有奇气，胆力过人，故闾里奸滑豪强多闻风逃避，州官屡受嘉奖。佘英既得官府信任，又慷慨任侠，故拥戴者日众，一呼百诺。泸州一带遂有“任你英雄天下游，难过小市码头”之谣。

余英自幼受苦，备尝艰辛，对清廷统治极为不满。加入哥老会后，受反清思想熏陶，年长接触官场，“目击清政不纲，”更增加其反抗情绪。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给他以很大震动，感到“满清政府打败了，订的《马关条约》，赔银子二万万两；又割台湾、澎湖与日本，并允许他在中国设工厂，才显露出满政府是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八国联军入侵后，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更使佘英受到强烈刺激，认识到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光绪帝和太后只有跑的一条路，更显出他们没有能力。《辛丑条约》赔银子四万万两，拆毁大沽口炮台，准各国驻兵在北京使馆区内，从此后瓜分中国的话，愈闹愈大。”要拯救中国，只有靠中国人民自己。于是佘英弃职归家，在会党兄弟赞助下，开一牛肉馆，广泛结识四方豪杰，川江一带无不知其名。他坐镇泸州，声气通于上下游，欲有所作为。官府缙绅对他无可奈何。

其时外患日亟，清政日非，革命风潮勃兴，有志之士皆愤慨填膺，倚天拔地，毅然以推翻清朝、振兴中华为己任。佘英“愤概于汉族沉沦，国势危殆，时思奋起有为”。1904年（光绪三十年），佘英从友人处获《革命军》《警世钟》等革命书籍，阅之大受感动，“才知道我们汉人，被满清压迫了二百多年。”再证之以亲身经历，更感“满清是一个腐朽无能的政府”。他为义和团的失败而扼腕叹借，“眼见我几千年来黄帝之子孙，还有亡国灭种之惨。”他夙夜思考，“如不起来革命，推翻满清无能政府，除去一般贪官污史，恐怕不能救四百兆同胞出水火。”他决意仿效邹容、陈天华，“唤醒汉人起来革命。”于是日持《革命军》、《警世钟》二书、到茶馆酒楼讲演，听者如堵。州官示禁，复驰往乡场讲演，不稍畏避，差役亦无可奈何。其时资产阶级革命还未在川展开，佘英的宣传鼓动仅是孤鸿单鸣，虽有会党为其后盾，官吏不敢轻易加害，但他却为单枪匹马而苦恼，思联合海内英雄志士同力并举。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革命由是而加快步伐。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十分重视具有反清传统的会党，要求各地同志联合会党，发动起义。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初，同盟会四川分会会长黄复生及川籍留日同盟会员杨兆蓉等闻佘英名声，乃联名写信给佘英，“邀其东渡。”正徘徊于资产阶级革命门槛外的佘英接信十分欣喜，立即集资启程。7月底，佘英来到日本，受到革命党人热情接待，孙中山、宋教仁等同盟会领导人与之晤谈，给他讲解革命道理，使其思想境界豁然开阔，“对革命主义极为倾折，遂即加盟。”孙中山对佘英甚为器重，委任他为西南大都督，付以联络川、滇、黔会党以及沟通长江青红帮声气之重任，派其回川，与谢奉琦、熊克武等共同进行四川革命。佘英欣然受命，为表革命决心，将昔年中武秀才时所得名字俊英，去其俊字，以示与清王朝彻底决裂。离日归国前，革命宣传家章炳麟、日本志士宫崎寅藏与之合影留念，以资鼓励，临別，宫崎寅藏赠倭刀一柄，作护身之用，以申敬爱。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初，佘英与谢奉琦、熊克武回到泸州，设立秘密机关于小市绫子街邓西林宅。邓系秀才，父为举人，曾任山西知县，故借其门第掩人耳目。佘英回川，遵孙中山所嘱：“喻会党以大义，为种族效命。”即赴川东南各县，结纳志士，介绍入党，星夜奔驰，历尽艰险，无所忌惮。未几，川东南人士先后加入同盟会者数以百计，会党中人尤多。四川革命风潮由是大起，佘英之名亦因之益噪。

佘英自在东京受孙中山等人的教诲和帮助，革命思想由是大进。回川后他明显地感到会党落后，很不利于发动革命，于是注重对各地会党灌输革命道理。他往结交川滇黔边会党首领刘天成及所属刘子成、刘希成、刘炳荣各部，“英之说之也，曰：‘邹容、陈天华，今之贤者，容著有《革命军》，天华著有《警世钟》，其书言之审也。吾辈重辱于鞭虏，不自振拔，何以为人’。”在佘英启迪下，刘天成等许多会党人士开始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放弃了“反清复明”宗旨，归顺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大旗下。

会党虽具反封建的斗争传统，但其思想和组织形式十分落后，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和小生产者狭隘性。山堂林立，标帜各异，不相合，则互械斗。因此、整顿会党、提高他们的民主主义觉悟，成为佘英等人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佘英在川南一带的会党中倡导仁义不分上下，调解各会党码头之间的矛盾，使他们皆属所从。在黄方、熊克武等人倡导下，佘英把川南一带的会党“假万国青年会名义和合为一”万国背年会无占左占右之分，仁义扯平，专讲会口，成为同盟会领导下的新组织。他们拟定万国青年会的章程，刊印成册，分发给各地会党，并遣人分四道出发，一路集一旅之众，约定为首之人在中秋前到永宁定大计。

佘英的革命活动引起官府注意，泸州知州杨兆龙欲诱捕之，请其到衙门商议公事。佘英到衙门后，见警卫森严，心中大异。站岗堂勇皆佘英旧部，暗递脸色。杨兆龙出见，神色仓惶，坐谈数句之后，即告退入内与幕僚计议。佘英趁此快步走出大堂，借暮色遁去。知州乃通告捕佘英。事变发生，正病卧在床的佘母闻清吏捕子而惊吓，旬日逝世，佘英蛰伏泸城，续闻母逝，一恸几绝，因不能归家葬母，惟望沱江暗泣，国仇家恨齐集胸中，乃誓曰：“今后惟有以死报国，藉赎不孝之罪而已。”

1907年夏，熊克武在成都召集同盟会员谢奉琦、佘英、黄树中等30余人在草堂寺会议，讨论起义问题，计议分工负责，做好起义准备工作。起义计划以省城成都为中心，以泸州、叙府两地响应，三处同时并举，造成全省的革命声势。

同盟会首先选择泸州为发难之地。因泸州为川南重镇，上可进窥嘉定、叙府，下可虎视重庆，加上佘英等人在此地组织会党，力量雄厚，又有席成元可筹助军需费用。因此“密设机关于泸，以为全川革命重心”，初拟利用端午节赛龙船之机举义，在成都的革命党人认为时间紧迫，便决定于1907年11月14日西太后的生日当天，趁省城清吏集于“会府”举行祝寿典礼时，聚而歼之，全省会举。泸州起义的准备工作由佘英负责。义定由江安（在泸州上游）革命党人、巡防营哨官刘安邦、鲍九成先一日在江安起事，然后顺流而下，攻打泸州，并联络川滇黔会党首领刘天成所部，以为外援。佘英则召集会党三千人，散布于泸州城内外，举火为号，分三路攻打道台、知州和都司三衙门，占领泸州后即组织军政府，建立四川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但在准备过程中，黄树中、杨维等人在永宁兴隆黄方家制造炸药不慎爆炸，黄树中受重伤（此后易名复生），引起清吏注意。尤其是各路起义人员化装成小商小贩，聚集泸州城，把客栈旅馆住满，更加引起清吏的防范。泸州知府杨兆龙欲诱捕佘英未果，下令搜捕。革命党人见情况紧急，决定于11月5日在江安起事，并密电成都同时行动。

在江安，原定半夜由县署刑吏戴皮举火为号，城外革命党人立即起义，乘清吏慌乱之际，刘安邦、鲍九成则率部直趋泸州。不料江安县令已得告密，见城内火起，便派人扑火，紧闭城门，搜捕革命党人，用站笼绞死戴皮父女，同时令巡防营统领阻击刘安邦部。江安起义未发而败。泸州地方官闻讯更加紧防范。佘英等人密计于草鞋沱舟中，佘英以“外援已失，而吏又有备”，主张缓期举事，泸州起义也未发而止。

成都起义的谋划由张培爵、余切、黄方等人负责。1907年9月8日，他们在成都走马街宝和店商议，决定由龙光等人联络新军，张培爵等人组织学生，秦炳等人指挥弁目队，余切则负责组织巡防营和会党。江安、泸州失败后，革命党人纷纷潜至成都，11月6日，集中各路会党约四千人，分住在小天竺、安顺桥、茶店子，约定四门放火为号，进攻“会府”。但是，革命党人的密谋却被夹江知县熊振威在成都读书的兄弟泄露。省中大吏临时改变祝寿地点，紧急调兵入城，“护送塞路，警兵清道，如临大敌”。革命党人既不能聚歼清吏，又无法举火发号，埋伏于成都各门的起义队伍，整装待发，等至次日黎明，方知事情败露，只好分散撤退。清吏全城搜捕，革命党人杨维、黎靖瀛、江永成、黄方、王述怀、张治祥6人被捕下狱，人称“丁未成都六君子”。新军中的同盟会员伍安全被杀害，其余革命党人，除张培爵坚持在成都隐蔽斗争外，“或先事他适，或事发亡走”。

事后，四川同盟会派杨兆蓉经上海去新加坡向孙中山报告情况，“总理属告川中同志，努力勿懈”。新加坡同盟会的《中兴日报》专门发表《成都革命党狱记》一文，报导了四川起义的真相。《四川》杂志第3号也刊载政治小说《成都血》，歌颂四川革命党人的行为，揭露清吏镇压革命的罪行。

1907年冬，佘英、曾省斋、谢奉琦等会议于隆昌，认为成都起义虽失攻，而叙府为响应起义已有所准备，决定叙府、隆昌同时再举。1908年1月14日，曾省斋说服叙府堂勇管带刘绍峰、县幕詹树堂发动堂勇发难，因团首雷东垣惧祸自首，叙府知府宋联奎捕杀刘、詹二人，叙府起义半途而废。起义的领导人谢奉琦为叛徒汪蔚然出卖，在自流井被捕，清吏惨无人道地以铁索穿锁他的锁骨，槛解叙府。谢奉琦“处之泰然，复沿途演说，鼓吹革命，闻者感动，间有泣下者”。临刑赋绝命诗一章，“中原多故祸燃眉，草泽人怀复国思。我志未酬民益愤，还将万弩射胡儿。”与此同时，隆昌郭尉华组织会党百余人，准备夺械起事，并派人迎曾省斋前来主持，也因事攻中止。

1908年2月，熊克武、佘英等人在隆昌开会，讨论几次起义夭折的原因，一致认为，不能单靠新军巡防营和会党来发动起义，同盟会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作为起义的先锋和主力军；并决定由熊克武赴日购买枪弹。

熊克武到达东京，向同盟会报告了起义经过和购枪计划，并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协助下，购得部分枪支弹药后返川。

熊克武等人见广安位于渠河西岸，交通便利，地势有利，而且广安及附近各县同盟会力量比较集中，“地方团练亦多为党人主持”，又有李绍伊领导的“孝义会”群众可作凭借，便决定于1908年3月1日天黑时在广安发动起义。他们计划攻占广安、夺取枪械，建立同志军，然后进取阆中，作为军事根据地，打开川北局面，再图发展。起义时由熊克武组织同盟会员为突击队进攻广安州署，佘英率领会党攻巡防营，秦炳集合会党和学生增援。当晚九时，熊克武率队入城，“多持刀剑”“竟趋州署”一度攻入州署。但佘英所部会党被警察堵住不能入城。熊克武只好率队转攻巡防营。此时，广安清吏鸣鼓调兵反扑，起义军只得乘黑夜冲杀出城。起义中广安中学革命师生表现极为英勇：陈旭九、秦显忠年仅十二三岁，冲锋在前，英勇牺牲；中学教员王晓臣等人被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也慷慨就义。

佘俊英、黄方纪念碑（图片来自网络）

广安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又转谋嘉定（今乐山）。同盟会员分赴彭山、眉州、青神各地联络，相机而动。1910年1月23日税钟麟、秦炳等率领数百人，分路突袭嘉定童家场、白马埂、土主场、板桥溪等处团练局，缴获步快枪一百数十支，子弹无数。佘英在新场关帝庙摆酒庆贺，正式宣布起义。照原定计划，夺枪成功后即顺流而下进攻嘉定，因在新场耽误过久，佘英又疟疾复发，清吏得以凭河布置防守。

次日晨，起义军转移至嘉定、屏山间的宋家村，与从嘉定尾追而来的清军激战，随后马边开来一支清军，起义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坚持苦战至天黑，最后突围四散。

嘉定起义中死难的同盟会员和会党达200多人，是历次起义中牺牲最大的一次。程德藩弹尽被俘，临刑前慷慨演说革命道理，高吟诗句：“满腔热血归黄土，化作啼鹃唤国魂。”佘英率领部分同志走叙州，图再举，不幸在云南盐津豆沙关被捕。在审讯时，佘英指着同时被捕的战友刘慎终说：“他是我家装水烟的雇工，抓他来干什么？”刘却大声呼道:“佘大爷，我是跟你搞革命的，怎么说是装水烟的？我活着和你在一起，死也要和你在一起！”佘英被押送叙府，在府堂坝府衙前照壁处英勇就义，就义前留下绝命诗一首：“牡丹初放却先残，未捣黄龙死不甘。我本为民兼为国，拼将热血洒红毡。”这首热血沸腾、激情洋溢的诗，表现了佘英对未能目睹清王朝覆灭而产生的遗憾和愿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对革命必胜充满信心和希望。至今吟颂仍令人肃然起敬。

辛亥革命先烈佘俊英、黄方纪念碑（图片来自网络）

1912年3月18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陆军部长通电全国纪念殉难烈士。孙中山下令追认佘英为陆军中将，以慰烈士在天之灵。1948年3月，泸州城中立佘英、黄方革命烈士纪念碑，以表彰其功勋业绩。纪念碑上，熊克武诗云：

义师不逞兮，君丧其元。

沙场喋血兮，我愧生还。

丰碑矗立兮，高耸云端。

民族之光兮，于斯万年。

“泸州辛亥革命纪念碑”，呈六棱柱状椎形，砖石结构，除碑座不计外，碑高4米，顶高0.36米，底宽0.66米，由四川辛亥革命元老但懋辛书。纪念碑今立于忠山公园半坡之上。

参考文献

1.《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65页。

2.《佘英传》，《清史稿》补编二十一、革命党人列传四。

3.《佘竟成自述》。

4.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佘俊英传》。

5.杨兆蓉，《辛玄革命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

6.萧仲仑，《叙泸起义及成都之役》。

7.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四川诸役》。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邓 沛（宜宾市叙州区二中历史高级教师）

供稿：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