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先生（左二戴眼镜的老者）。

1963年，冯汉骥先生与张勋燎先生在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

1976年，童恩正先生指导1974级凉山喜德实习（中为童恩正先生）。

川大考古系学生在金沙遗址实习。 本文图片均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提供

在金沙遗址实习的川大考古系学生。

10月31日，中国考古学前沿论坛暨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创建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举行。川大考古的历届师生以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们“群贤毕至”，共庆这一国内考古学界的盛事。

60年前，著名学术大师徐中舒、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在四川大学创办了“考古专门化”。这所百年高校，由此成为全国首批开设考古专业的三所大学之一。

60年来，美丽的锦江之畔，走出一代又一代考古人——

川大考古系奠基人之一的冯汉骥，在上世纪40年代主持过成都永陵的考古发掘，这是国内首座科学考古发掘的帝陵；广为科幻迷熟悉的《珊瑚岛上的死光》一书作者童恩正，凭借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等学术成果，被国际考古学会议专门开设分会场纪念；张勋燎是国内道教考古开创者；林向、宋治民是用考古材料研究西南地区先秦文化的一个标杆……

从创始人到川大考古的二代精英，从三星堆祭祀坑、金沙遗址的发掘领队到年轻的考古人遍布全省各地，一批又一批川大考古人撑起了四川考古界的半壁江山。

□成博 靳小沛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吴梦琳

两位大师

奠定川大考古的底色

川大考古的诞生，徐中舒和冯汉骥是绕不开的两位大师。

徐中舒，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李济等著名学者。

早年，徐中舒以《耒耜考》一文一举成名。该文以出土古文字材料与古代典籍及实物相互对照，解决了两千年来学者们一直莫衷一是的耒耜形制和功用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名篇。

徐中舒不仅在研究中广泛利用考古学上的各种发现和研究成果，还对考古材料本身作了不少独立的研究，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独特见解。

川大考古的另一位奠基人冯汉骥，早年留学美国，取得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应邀到四川大学任教以后，将现代考古学理念带到这里，与徐中舒“考古学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的理念很好地结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雷兴山表示，“可以说，正是徐中舒、冯汉骥等先生的筚路蓝缕，奠定了川大考古的底色。”

“冯汉骥先生完全是一名纯粹的学者！”川大考古专业的第二代精英、86岁的张勋燎教授，言及前辈仍然无比崇敬。“1939年，当时的教育部任命国民党党棍程天放做四川大学校长，一向不参与政治的冯先生破例签名反对，并且因此辞职离开了四川大学。”他甚至给自己定下一个为人处世的规矩，“虽有相熟之人，当其一入政界，就等于断绝来往了。”

所幸这样一位学者离开四川大学以后，另被邀请筹备四川博物馆。正是在出任四川博物馆馆长期间，他主持了成都永陵的考古发掘，这也是我国首次科学发掘的帝王陵墓。

冯汉骥的谆谆教诲，张勋燎教授记忆犹新：“他经常告诉大家，从事现代考古工作，必须亲自参加田野发掘，不能只是坐在家中搞沙发考古。但一个考古学家首先必须是一个历史学家，否则便只能成为考古匠。”他一直记得冯汉骥治学严谨，从不写应酬作品。“他要求我们文章写成之后，一定要放上一段时间再看更多的材料，经过反复校验订正，万勿轻易寄出发表，误人误己。我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就是从他那里传承下来的。”

筚路蓝缕

坚持走在田野考古第一线

不搞“沙发考古”，让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在条件最艰苦的年代坚持走在田野考古第一线。

“考古系五老”，年龄由高到低分别是89岁的宋治民、88岁的林向、86岁的张勋燎、83岁的马继贤以及已经过世的童恩正。“五老”中年龄最大的宋治民，是河南人，从西北大学毕业后赴四川大学考古专业任教。1963年，冯汉骥选定广汉月亮湾遗址作为1959级考古专业学生的田野实习工地，童恩正、宋治民、马继贤三位老师负责指导工作。

他们住在广汉的回龙寺小学，老师和学生一起在教室里搭通铺。白天搞发掘，晚上整理发掘记录。虽然广汉当地支援了一个人帮他们做饭，但粮食蔬菜都要自己买。“我们就向老百姓打听什么时候赶场，老师和学生轮班挑着担子、推着架子车去买，甚至煮饭的煤也要到广汉火车站去担回来。”宋治民说，那时候，每人的粮食定量一个月只有23斤，一大群年轻男子天天干体力活儿，根本吃不饱，只有不断找当地农民买红薯充饥。他是北方人，走不惯南方的田埂，在月亮湾发掘时，总是一不小心就会从田埂上踩滑到水田里。

1964年，林向和童恩正接到到汶川萝卜寨发掘石棺葬的任务。这是一处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山台地，“我们一日两餐就以玉米酸菜汤充饥，冒着野岭风沙，晨着棉袄午披单衫，整天喝不上水，山上山下奔波指挥民工，口干唇裂，汗衫不断被汗湿透，又被山风吹干。”林向说，1975年秋，童恩正赴西昌坝河堡子带学生发掘大石墓。半个多月中，他们吃住在农民堆草的破屋里，被虫子叮咬一身红肿，奇痒难忍、狼狈不堪……正是因为这次发掘，才使人们第一次得到这种神奇的大石墓葬俗的科学资料。

扎实的田野考古和徐中舒、冯汉骥二老的学术思想相结合，以“考古系五老”为代表的第二代学术精英迅速脱颖而出。

张勋燎，首创了中国考古界的道教考古。一开始，张勋燎从事的只是墓葬考古研究。但是他发现，墓葬里有很多道教材料，自己并不懂是什么意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勋燎连续4个月泡在川大图书馆，啃完60本相关的专业书籍。张勋燎很着急，“因为上世纪80年代，外国学术界看不起中国考古。日本人过去曾公开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不能再让他们先搞出一个道教考古出来。”数十年的钻研，张勋燎完成了《中国道教考古》等重大成果。

以科幻小说《古峡迷雾》《珊瑚岛上的死光》为公众熟悉的童恩正，上世纪80年代，他提出从我国东北到西南，存在着一条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到铜器时代，活动在这一区域内的为数众多的民族留下了若干相关的文化因素。“这一观点的提出，代表着中国考古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就以一个宏大的视野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影响了学术界如何看待亚洲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边界问题。”川大考古系原系主任李永宪感叹道。2012年，日本福冈召开第五届东亚考古学大会，专门设立了一个分会场纪念童恩正。

林向、宋治民、马继贤……他们在各自钻研的领域均结出了累累硕果。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巫山大溪遗址，“大溪文化”就由林向命名。

枝繁叶茂

撑起四川考古的半壁江山

多年来，四川大学考古系以西南考古为中心，在四川盆地、云贵高原、青藏高原等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的考古发掘及研究。无论是早年冯汉骥等人对三星堆、巴蜀船棺葬、岷江上游石棺葬等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还是近年考古人对西藏从史前到后吐蕃时期系列遗存的发掘，都是其典型代表。

在四川大学1978级考古系，曾经留下两个著名“传说”。“四川大学举行全校英语大赛，有一年得第一名的不是英语系，而是这一届考古专业的学生。为了训练听力，他们很多晚上都是抱着录音机听着英语睡着。”李永宪至今言及此事还津津乐道，“还有一次，他们得到了去西安参加学术活动的机会。没钱买火车票，班长就批发了一堆冰棍让大家在学校兜售凑齐了路费；住不起旅馆，他们直接把凉席、水瓶、铺盖等打成军训包背到了西安……”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正是1978级考古专业学生的一员。当年学习的这种劲儿，让他和同事们在西藏“生命禁区”的考古，一搞就是30年。“我们的工作地点，最高海拔到过5900米；白天气温可能40多摄氏度，晚上就零下十几度。最长的一次，我在西藏待了3年。”在童恩正等老一辈考古人发现西藏第一个新石器时代人类村落——卡若遗址之后，他们又找到了旧石器时代的若干人类遗存，证明距今3万年，青藏高原已有人类活动。数千年来，这块高海拔地区同样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年青一代的川大考古人还频频造访斯里兰卡等地展开海外考古，用实物寻找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

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最重要的“成果”，当属为全国输送了1300多名考古文博的栋梁之材，“尤其在四川，可以说川大考古人撑起了四川考古的半壁江山。”霍巍说。

神秘的三星堆，1929年因燕家院子发现玉石器坑而备受瞩目。然而，直到1964年，冯汉骥作出“这里可能是古代蜀国一个中心都邑”的论断，才算叩响了三星堆遗址的大门。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一醒惊天下，主持发掘的两位领队陈德安和陈显丹，就是川大考古专业毕业的。

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让成都考古从此进入黄金时代，主持现场发掘的现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同样毕业于川大考古专业。

走进成都博物馆，很多网红文物的出土，都出自川大毕业的考古人之手。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经络漆人、汉代织机，如今已是成博镇馆之宝。在2013年现场主持发掘的谢涛，来自川大。他此前主持发掘的春熙路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和老官山汉墓一样，都获得过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成博网红文物天府石犀，以及佐证成都在汉代曾经“列备五都”的天府汉碑，出自“80后”考古人易立之手。今年，他即将从川大考古系博士毕业……

60年弦歌不辍。文脉，还将在这方教室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