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英烈梁伯隆 万世流芳映巴蜀

杨 鸿 周先莹

梁伯隆（1904.7—1930.10），又名梁伯龙、梁廷栋、梁靖超、梁兴谷，四川省江安县夕佳山镇（原底蓬镇）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者。梁伯隆怀揣对民主自由和人民翻身解放作斗争的激情，辗转广州、江西、武汉、重庆、成都等地，广泛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先后参加东征、北伐、南昌起义，创建重庆高中、西南学院和成都西南大学，培养大量革命人才。1930年10月，梁伯隆被国民党反动军警团杀害于成都下莲池，被誉为“川渝教育战线上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千古英烈”。

梁伯隆（图片来源：宜宾新闻网）

追求真理

梁伯隆的父亲梁常埔先生，是一位私塾教师，因此，梁伯隆有机会了解太多贫困群众的疾苦。

1918年，梁伯隆从江安中学（原省立第三中学）毕业后，先后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师范专科木工班、震旦大学法政科班、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意横行，封建军阀政治的黑暗腐败。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劳苦大众的日益觉醒，使他在漫漫的长夜里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在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后，他决心投奔革命。震旦大学毕业后，他转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期间认识了许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人士，受到党的培养和教育。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任广州黄埔军校军需官。

1925年春，参加讨伐广东军阀陈烱明的东征战役。

五卅运动后，他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其间参与了全国学联的宣传工作，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坚决斗争。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革命斗争的锻炼，使他成为上海大学里最活跃的青年共产党员之一。

1926年春，党派梁伯隆去广东，在北伐军政治部工作。不久又派他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工作。北伐军攻占九江后，他留在九江担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宣传部长、中共领导的九江总工会秘书、国民新闻总社总编兼代总经理、《九江日报》编辑，国共合作时期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1927年3月17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派嫡系部队九江司令部捣毁并占领九江国民党左派党部、九江总工会及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捕杀多名革命志士，制造了“九江惨案”。白色恐怖笼罩了九江。他在第二年给一位好友的信中谈到当时的情况：“去年总司令带兵东征，在九江干那种勾当，好不吓人！幸矣！我得免于难！……平素高喊革命的人大开杀戒，硬是把革命青年杀掉不止！杀气腾腾！满天昏暗！我们只听得世界上是杀声！是哭声”。

梁伯隆（化名梁尚志）和几个同志经过化装才脱险到达武汉，不久他又奉命去了南昌，任《贯彻日报》主编。

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十一军军部秘书，南昌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部队于8月5日撤出南昌，准备南下，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行军途中，梁伯隆被调入周土第、李硕勋率领的二十五师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和师党部的工作。沿途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且战且走，8月13日到宜黄，18日到广昌，19日到江西瑞金，25日参加反击广东军阀黄绍宏部的会瑞战役并大获全胜。9月初由瑞金向福建汀州挺进，9月18日留守三河坝，10月5日到达饶平茂芝，朱德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把这两支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并决定“穿山西进，直奔湘南”，到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经过半个多月的行军、战斗，经福建永定、峰市、武平，到江西南部的信丰，这时部队已与中央及地方党组织失去联系。为了找到党组织，梁伯隆奉命回上海汇报和请示工作，他绕道湖北牌州与中共党员曾季鲁会面后，一同于1928年初回到上海。

革命暂时失利处于低潮时，梁伯隆仍信心十足。他在与友人信中说：“我始终想干！干！帮助被压迫的人干，干那大逆不道的该杀的事。我甘愿为现社会的叛徒，我要反对王八混蛋的吃人的社会。所以我立即参加军事工作，同我们几万革命健儿去杀，竟尔纵横数省。延迟三月，因无接济，仍归失败，不禁令人痛哭！革命之花虽暂为狂风暴雨摧折，然而春芽正发，含苞怒放期，当复不远！革命是经过斗争的失败而进展的啊。”

1928年，他被派到江西红军中作政治工作。随着形势变化，党组织决定让他到新的环境里工作。他在给好友尹陶滨的信中谈到，“我在这浑噩的政治下，虽有余勇与恶势力酣战。也许战个几十百个回合，尚难分胜负。然而在战略中我当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段，以正攻变作侧击，蓄锐气，养精神，因此，我欲另有企图，暂从事文化工作，有许多朋友均同此意……在四川的重庆，成都开书店、开印刷厂，办报馆和学校，同样地力求阐明我们在政治上之主张及求政治上之活动。”并号召朋友们：“来吧！我们大家携着手儿一同前进，唱我们的自由之歌，干我们自由的事。做官发财那种混蛋臭事，不要干！现实，我们不要梦想，只有把这乌烟瘴气的恶魔世界打破，我们才有出头之日！”

当时，根据党的指示，他化名为梁靖超，转战文化战线，有意与二十一军（川军军长刘湘）的驻沪代表傅真如和张斯可结识，为返川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重庆办学

1928年底，梁伯隆回到久别的家乡，与订婚已久的农村姑娘杨德贞结婚。婚后半月，接党组织通知便匆匆与父母妻子告别，东下重庆，

开办重庆高中。

梁伯隆经傅真如、张斯可及重庆《新蜀报》主编王伯禹的介绍，与刘湘商谈在重庆办学事宜。因刘湘有办学培养军政干部的愿望，于是梁建议在重庆开办一所高级中学，得到刘的赞许，同意由军部拨给办学经费，并把原巴县议会旧址拨充校舍。

1929年4月7日，重庆高中正式开学，刘湘自任董事长，委任梁伯隆为校长兼二十一军军部顾问。梁伯隆趁此机会，集资开办了“掘新书店”，向青年读者推荐销售左派作家的文学作品及其他进步书刊。

为适应刘湘的办学思想，梁伯隆要求学生一律穿军装，受军事训练，由江巴卫戍司令郭勋祺任教官，教学内容和上海大学相同，分社会科学和文学两大类，科主任由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开设国文、外语、社会学概论、社会进化史、文学概论等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革命思想。

重庆高中受中共川东特委直接领导，秘密建立了党支部，在教师、学生中形成一个坚强核心，在120多名学生中发展共青团员30多人。中共四川省委对重庆高中非常重视，由刘披云和梁伯隆单线联系，项鼎、程子健也经常到校指导，学校的政治空气十分活跃，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同时，梁伯隆还和部队联系，开展兵运工作，从而引起刘湘的极度不安，重庆高中刚办一期，便以“经费无着”为借口，下令停办。

重庆高中停办后，梁伯隆在省委支持下，与张竟若、曾季鲁等中共地下党员一起自筹经费，在重庆南岸胡家祠堂开办西南学院，仍由梁伯隆任院长，有师生80余人。由于经费紧张，减少了一些教员，留用的全是中共党员或党的同情者，每月只发10元生活费。在党、团支部领导下，师生们仍保持了在重庆高中时的蓬勃朝气，学生中很多人，如杨锡蓉、廖井丹（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等成长为共产党员或革命骨干。在此期间，梁伯隆发动学生开展广泛的社会实践，师生们在西南学院邻近的铜元局（时为二十一军军械制造厂）工人中开办夜校，学生和工人交往甚密，厂方恐工人受其影响发生罢工事件，便呈请二十一军军部，下令巴县政府要求南坪乡长，迫使业主收回学校租房，并派出军警强行关闭西南学院。

成都办学

两次办学遭到摧残，梁伯隆已很难在重庆继续活动，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他回到成都。

在中共四川省委帮助下，1930年初，梁伯隆与杨村人、张竟若、曾季鲁等中共地下党员会同西南学院部分师生到达成都。经多方努力，冲破重重阻碍，创办西南大学，梁伯隆化名梁兴谷任校长，学校党组织由成华县委领导。学校主设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文学等系，梁伯隆主讲政治经济学。西南大学尽管物质条件差，生活非常艰苦，但在师生们共同努力下，仍办得生机勃勃，政治气息十分活跃。

为传播革命思想，梁伯隆主办了《西南日报》（后改名《锦江日报》），并在学生中组织“前卫社”“新兴剧社”两个进步团体，组织学生开展街头讲演、话剧演出等活动。演出过反映工人反抗资本家剥削举行暴动的《炭坑夫》，反映农民反抗地主、军阀压迫起义的《黑暗里的红光》等话剧，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唤起了广大工农的觉醒。

1930年5月4日，梁伯隆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民众教育馆，为成都各校学生作题为《如何继承五四运动精神》的讲演，到会学生深受鼓舞。临近暑假，成都发生抗捐罢市斗争，以西南大学学生为骨干的成都市学联作了有力声援，同时，成都桂王桥街的“江防司令政治部”及军阀部队中开办的军事政治学校，都成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军中策变运动的基地，这引起了反动军阀的震怒。为制止革命风暴，军阀们对学生运动实行镇压，梁伯隆接成华县委通知后，安排过于暴露的共产党员离开成都，他自己仍坚守岗位，隐蔽在泡桐树街西头最末一家院子里。

不幸被捕

1930年6月8日，成都市学联学生准备在仁厚街西南大学二院召开执委会。梁伯隆得到“敌人将要来搜捕”的情报后，马上骑车去制止。当执委们正要转移时，三军联合办事处军警团的军警已经赶到，梁伯隆和几名执委当场被捕，国民党四川省政府随即下令“一周内解散西南大学”。

为了抗议，西南大学学生会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护校运动，召集大会小会进行街头宣传，控诉军阀暴行，要求释放梁伯隆等进步人士，呼吁各界给以援助。街头宣传的学生，先后有几十人被捕。1930年8月18日凌晨，军警团联合办事处、谍查处和成都警察第三署奉命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了西南大学一、二院，抓走张竟若等80多名师生，查封西南大学，岷江大学、民立大学等大学也被查封，成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视死如归

梁伯隆在被监禁的4个多月时间里，受尽酷刑，但始终保持乐观主义精神，坚贞不屈，与敌顽强斗争，他坚信：国民党反动派必垮，共产党必胜。敌人也曾以出任四川省教育厅长为诱饵劝降，梁听后斩钉截铁地回绝：“我宁为共产鬼，不作民国人！”同时，他仍时刻关心革命斗争形势，与地下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广汉起义的消息他最先知道。党组织和他的亲友们曾多方设法营救，于右任、蔡廷楷、熊克武等也拍电报给三军办事处要求释放梁伯隆等。梁的亲属到监狱看他，告诉他营救情况，梁听后笑着说：“我的事不要紧，汉州（广汉）发生兵变，策动邓锡侯的独立旅打出红旗，今天可能见报，你们要看，多看我几眼，恐怕以后长别了。”

1930年10月28日下午，国民党军警团准备处决梁伯隆。面对死刑，他在狱中写下遗诗：“为党为民尽生死，勇斗魔鬼志更坚，要杀吾头何所惧，共产真理留人间”。10月31日，临刑的这一天，他身穿西装，昂首挺胸，神态自若地坐在囚车上，沿途不断高呼“打倒军阀”“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所到之处，人们怀着悲愤心情目送这位英雄的战士。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义正辞严地发表演说：“你们国民党可以杀我，但我相信你们的日子也不会长久了。”在刽子手的刀枪下，梁伯隆面不改色，镇定自若，把刑场变成控诉反动派罪行的讲坛，足足演讲了一个半小时。监斩官一再催促，最后他说：“我为千百万劳苦大众而死，我死得光荣。胜利是属于我们的，革命一定能成功！”刽子手杀害他时年仅26岁。

面对死刑，梁伯隆是何等的从容，何等的坚贞不屈！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远大的崇高理想，他不怕杀头，不受利诱，威武不屈，视死如归，令人肃然起敬！

当天夜里，西南大学部分师生秘密地为梁伯隆举行了追悼会，一位进步人士写了一幅挽联：“毕竟英风千古在，黄花陇上且勾留”，以表达对他的崇敬和哀思。

方志四川 篆刻：殷智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杨 鸿 周先莹 【 江安县委党史研究室（ 江安县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