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消息(记者 姜明 吴晓铃)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流沙河封笔不再创作诗歌，转而专注于古典文学、古文字、庄子研究，成就颇丰。6年前，《四川日报》“巴蜀文化大家”大型跨媒体访谈栏目，曾经以流沙河作为访谈压轴。2013年10月，在他位于城南的家，沙河老师接待了他的媒体“小朋友”一行。并耗时数小时，为媒体回首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川报观察记者 吴传明 摄

流沙河：我不认为自己有半点文学成就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当代著名诗人。国人对他的认知，大多来源于中学课本里那首内蕴深刻的诗歌《就是那一只蟋蟀》。他在中国诗坛笔走龙蛇，饮誉海内外。与台湾诗人余光中神交多年，以诗唱和，成就一段佳话。

1931年出生于成都金堂县的流沙河，幼习古文，曾在1947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历任《川西农民报》编辑记者、四川文联创作员、《星星》诗刊编辑。他以诗人身份为人所共知，《故园六咏》曾荣获1979至1980年全国优秀新诗。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封笔不再创作诗歌，转而专注于古典文学、古文字、庄子研究，出版了《诗经现场》、《白鱼解字》、《庄子现代版》等著作。

我只有初中学历

年轻时写诗，老年研究古代文化。流沙河给人的印象始终是一介知识分子。不过，他说自己论学历只能算初中，幸好读书时还算用功，而且遇到了一批好老师，这才能在人到老年的时候，有机会纠正自己的“错误”。

《天府周末》：我们都知道您是著名诗人，十几岁就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了，但当年考入四川大学时，为何却选择了农化系呢?

流沙河：我的确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给报纸副刊写东西，十几岁的娃儿就是文学爱好者。为啥大学又不选中文系呢?因为那时的中文系完全不是现在的概念，根本不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白话文，而是研究古代的文、史、哲。当年我读的是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学习写作的都是白话文，反之川大中文系里面尽是老夫子，很多人穿长袍、走路斯文、开口就是“之乎者也”，读的都是古典文学，所以我觉得自己和川大中文系“不和”!我高中的时候化学成绩很好啊，就想干脆考农化系算了。

结果，我的大学只学了两个月。成都一解放，我就轰轰烈烈参加革命去了。所以说要论我的文化程度，只能算初中(笑)。因为我高中只读了高二就去考大学去了，没拿到高中毕业证的!那时的大学择优录取，只要你分超过人家就行。

《天府周末》：就这样您还考了个全校第一名?那时的教学氛围是怎样的?

流沙河：我的母校，省立成都中学，是全国最好的学校。我们英文老师的学问好得很。有个叫雷克琴的老师，能够大段大段背诵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等作品的原文。还有一个何文琨，一口纯正美国英语的发音。我们每节课都要专门听他诵读，他读的时候大家就埋着头，有的还把眼睛闭上，仿佛他纯正的美式发音，可以一睁开眼就能看到一个美国人站在讲台上。

至于国文老师，有一个叫陈志宪的，解放后直接就到川大中文系当主任了。他给我们讲辛弃疾的词《摸鱼儿》(流沙河激动起身，在客厅里踱着方步模仿老师讲课的夫子样)：“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韵味十足的，一下就把学生带进去了。我们老师从来不备课，上来就随便说。究竟怎样欣赏?一句话都没有说。反而是他在欣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就看着教室外面，学生就晓得咋去欣赏了。这才叫文学!

《天府周末》：就是这样一种氛围下，你就爱上文学，想当作家了?

流沙河：那是我读高中的时候，十几岁的娃儿不知天高地厚。虽然我当时接受的教育是旧式的，读的都是古文，但不认为那是文学，反而认为腐朽、该淘汰了!只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才伟大!年轻人由于各种误导、也包括自己各种理解，就认为自己站在时代的尖端。我也是那样的一个人，虽然旧学底子打得相当厚，但全部被自己抛弃了，鄙视那些!相反，我读五四以来的文学著作。我们学校图书馆五四以来的文学书，差不多被我借完了。沈从文的书高中我就全部读了，鲁迅、郭沫若的小说，甚至他的剧本都读了。都说巴金的《家》写得好，曹禺的剧本《家》也绝对是非常好的二度创作。我至今还记得他剧本里写一座亭子上有一幅对联：“翁之乐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

《天府周末》：好不容易考进川大，为什么大学又不念完呢?

流沙河：我参加工作了嘛!在《川西农民报》搞了两年，直到1952年调到省文联。这两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的老师教我咋个采访和写稿。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个：写的文章读给别人听时，要听得懂。所以我的文字没有拖沓的长句，哪怕中间掺杂了文言的成分，但还是通俗易懂。

现在回过头来看，没考中文系也就那样。因为现代文学不靠学，要靠天才、会编故事、有想像力，其它啥都可以不要。当作家，不是中文系能够培养出来的!金庸、琼瑶啥子方法没得，(小说)销几百万册。所以过了几十年后我恍然大悟：所谓文学，就是回到娱乐上。能够娱乐读者的销量就大，没那本事的就只有孤芳自赏。当然，娱乐也并不只是一味让人快乐的意思。凡是使你快乐、悲哀、恐惧，或者最后使人觉得有一种东西名叫道德、使生命具有价值，都叫娱乐。

诗歌及与余光中的渊源

流沙河因为诗歌而为广大读者景仰。诗歌于流沙河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天府周末》：如果当年不是因为《草木篇》，现在的文学成就是否就更大一些?

流沙河：《草木篇》，其实写得很一般。别人问到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说。所以这件事说起来都是笑话。但人生总有些事情是说不准的。这20年，我经历了很多事，做过各种劳动。比如农村里种庄稼，我只有用牛耕田没做过，其它所有劳动我都会。我比现在的好多年轻农民庄稼种得好得多，还可以指导他们。所以还是好，学到了这些。

我种的庄稼，古代的农民从《诗经》的时候就这样种了。本人还是全世界少有的20世纪最后一批拉锯子的解匠，我不拉锯子以后，中国解木板都机械化了。我还会用针，曾经自己剪裁、并且缝过内裤。我还能不经思考随手写繁体字。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是活在现代的古代人。

现在我固然人很瘦，有只眼睛视力也差得很。但除了这个，身体其它方面还勉强可以，这都是和那20年的体力劳动分不开的。而且体力劳动不但对身体硬件有所助益，可能对大脑都有好处。我至今还能思考，还有很好的记忆力，还能连续讲课两小时。

《天府周末》：那20年里居然还有激情写诗。你的《锯痕啮齿录》有“爱他铁齿有情，养我一家四口;恨他铁齿无情，啃我壮年时光”这样的句子，也有我们没读过的《曹雪芹》、《秦火》。

流沙河：(《曹雪芹》、《秦火》)那些稿子早就烧了，不烧脱不到手，现在完全记不得了。不过烧了也不后悔，那两首长诗，是60年代文革前几年写的，《秦火》就是控诉秦朝焚书坑儒。当时觉得努了力，写的时候很激动，很投入，觉得很好，现在看来也很平常。

《天府周末》：但是后来你的诗还拿了全国大奖啊。

流沙河：我都是被出名。不是说我有啥子好作品，那些东西，就那么一回事。

我80年代为啥子不写诗了嘛?那是激情丧失了!这些事情我自己心头明白。写诗不是一种技术，它要有激情。激情丧失了没得办法，算了算了!如果再写，人家也勉强要发表或者吹捧几句，但自己心头晓得那些不是好诗了。就这么简单，没啥深层次的问题。

《天府周末》：所以你改为在《星星诗刊》上推介台湾诗歌了?80年代你每月在《星星诗刊》上推介台湾诗人，影响相当大。

流沙河：当时我在《星星诗刊》当编辑，偶然认识了一个叫刘济昆的香港记者。他在报纸上把我以前50年代发表的诗全部连载了，后来写信问我还有没有新的诗，我就把80年代早期写的诗给他寄过去。这中间，他就说台湾那边的诗写得很好，并且给我寄了几本诗集。当时我不知道，他说的那些诗人我听都没听说过。后来一读，哎呀!确实写得好。其中一本是郑愁予的，“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轻轻挥着手，半眯双眼做投入状)他后来又说，有一个叫余光中的，写得更好。我收到他寄的余光中的诗后，一看果然如此，于是开始在《星星诗刊》上写专栏推荐，这就是台湾诗人十二家，连载了一年。

《天府周末》：从那时开始你就和余光中相识了?

流沙河：刘济昆后来给余光中写信，说大陆有个诗人想要你的作品，他就给我回了信，把诗集一本本寄给我了。于是我除了在《星星诗刊》上推荐，还搞了几十次讲座。80年代的诗歌疯了，我把余光中的诗选了一些打出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一首一首地讲，读者多的时候有两千多人。

我背得到人家的诗，自己的背不到。比如余光中2009年在三峡大学搞讲座，我就朗诵了一首他的《罗二娃子》：罗二娃子他家，就在牛角溪的对岸。那年夏天，涨了大水，断了木桥，我跟罗二娃子只好隔水大喊，站在两岸……那首诗的结尾：“哦，罗二娃子……”我一朗诵完，泪水就下来了(此时的流沙河，竟然也因为全情投入，抹起了眼泪)。余光中那时逃避战乱住在重庆乡下，和一个农村娃儿罗二娃耍得好，这首诗就写两个娃娃的友情的。我一朗诵，忍不住就泪流满面。当时我参加完活动马上就要赶飞机走，余光中就用四川话喊，“罗二娃子，慢走!”

(停顿片刻)好的诗，是不容易遗忘的!

《天府周末》：后来还关注诗歌吗?

流沙河：人老了，就基本没有看了。说起诗歌，我虽然一无所成，但弄死过一个人，也弄发了一个人。我在《星星诗刊》当编辑的时候，有一个叫王景竹的山东农民的诗稿分到我这里了。我看了以后，给他回了信，让他不要写诗了，因为没有天才。结果他后来搞乡镇企业，还成了全国十大优秀青年企业家。同样，金堂县邮局的一个年轻人也喜欢写诗，刚开始我把他写得好的几首挑来在《星星诗刊》上发表了。后来他寄来的开始一般，就退给他。哪晓得后来金堂邮局的人来找我，说他自从收到退稿后，就开始精神不对，后来就死了。这就是我与诗歌的关系，说起来都是笑话。

在研究古代典籍中找到快乐

不写诗的流沙河，渐渐把目光转向古典文学。他的《庄子现代版》、《庄子闲吹》等著作，多次出版，销量以十万计，成为常销书。最近几年，他又爱上了古文字研究和诗经，手写体版的《白鱼解字》，繁体字版的《诗经现场》，成为不少读书人的珍藏。老来搞文学、文字研究，他一言以蔽之：我就爱好这些。

《天府周末》：最近几年你著述颇丰，最畅销的是哪一本?

流沙河：《庄子现代版》嘛!原来在成都出版社起码印了十几万册，后来出版社还加印过，又绕过我把版权卖给了台湾的出版社。成都出版社垮了以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拿来印，还搞了一个现代版系列。

我最早在初中的时候读庄子。那时候小，怎么会懂嘛。后来打成右派，心态失衡，《庄子》可以让我想得通一点。80年代末的时候身体差，有严重的胃病，人瘦，朋友都说我要死了，这其间我就又开始看《庄子》，开始研究，比较它的不同版本。《庄子现代版》就是90年代初写的。当时想的是，以后还会有很多人读《庄子》，但《庄子》原版又是那么难，那么我在这里加一次工，后面的人也好接受，算是牵了庄子的裤脚。至于《庄子闲吹》，就是以前在成都图书馆开讲座的录音，后来整理出版。

《天府周末》：为啥想到要搞文字研究呢?

流沙河：这是因为人老了，对文学、文化、历史这些重新有所定义。我觉得从前留下来的那些古代典籍，确实是了不起的遗产，我自己学那些也觉得很有趣味，也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应该适当地对旧的历史文化有所尊重、有所继承。但我想更多的还是我个人的爱好，我是真心喜欢这些。

我给你们说实在话：我在少年的时候想当个作家，这就像一个小娃娃想像某个大城市如何的好。结果后来人长大了，到那个城市了，发现不过如此。人这辈子，理想的东西一旦实现就索然无味。我不认为自己文学诗歌有什么成就，半点都没得!更不认为当个专业作家有啥子辉煌。相反，我最后退休后做这些被我年轻时否定了的东西，反而娱乐了我自己，觉得我这一生不枉为人。我现在还在赶写一本关于文字的书，为了钱么?现在都知道要挣钱不能写书，但我专心地写，因为我得到了快乐。

这些都不是我在青年时代的理想。但人生就是这样，你希望得到的东西，你得到后或许失望，但是被你曾经抛弃的东西，或许后来会发现有价值。

《天府周末》：那又是从何时开始研究《诗经》的?

流沙河：学《诗经》几十年了，从13岁就开始。我的老师是一个满清时候的老秀才，我在他那里把《诗经》学完了。现在，我老了，再去研究诗经，越发有心得。我发现《诗经》和后来的诗歌有极大的不同，《诗经》305篇，全部是写实，它一定是发生了某件事才能够写首诗，不像现在我们写诗可以随便想象。所以古人说《诗经》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就是说，《诗经》的确是有具体内容，是有故事、有现场的。

《天府周末》：你的《白鱼解字》，网上书评反响挺好，能否给我们解几个字?

流沙河：(饶有兴致地取出两张稿纸，写了一个繁体的“吴”字)“吴”字古时就是“娱”的意思，开口唱歌，就是娱乐嘛。“娱”是女子歌唱，“吴”只不过歌者没分男女而已。(又提笔写了一个繁体的“乐”字)“乐”字上面的两根缠在一起的是丝，下面是木头，就是两根弦绷在木头上。既弹且唱，就是“娱乐”的意思。我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甲骨文、《说文解字》这些了，一钻进去就着迷，每认识一个字快活得不得了。我们的繁体字，每一个的写法都是有它的道理的。

《白鱼解字》的精装本定量3000册，卖260元一本，我还专门提意见说卖贵了。后来他们出普及本，就按我的意见，定了一个60元。我的书不深奥，中学生都可以读，卖贵了哪个买?

《天府周末》：这样才可以有高版税啊。

流沙河：我从来没想这些。如果我为了钱，还不如给别人写字。这些年好多人来找我，只不过我不想写。我和吴茂华都是俭省的人，吃得简单、穿的简单，住的是二手房，装修都是前一任装修好的，家俱也是人家主人不要了丢在这里的，所以不想去整这些了。

记者手记

瓜说瓜娃子说我瓜

(姜明)

跟沙河老师，算是熟人。1995年，先生的《Y先生语录》在当时我所供职的报纸连载，作为副刊编辑，有时我会上他家去取稿子;1996年底，单位搞一个文化活动，邀请了先生，我和先生合了一次影，照片洗出来后，有人惊呼：哇，你和沙河老师脸型很像!先生以文弱、清瘦名世，而那时的我，体弱、脸小，难怪有人会发出感慨;1997年，有一次到先生府上，邻居似乎在装修，时有噪音发出，先生说：“是单位给员工谋福利，将现有家属楼改扩建，每家会增加20多个平方。其实，哪有那个必要嘛。”我环顾了置身的环境：会客厅似乎在兼做书房，家具简陋，似乎连文人最看重的书柜和书桌都十分寒碜，一个老式方桌上放有一个老南瓜，老南瓜上有先生亲笔墨书：瓜说瓜娃子说我瓜……

虽然和先生相识近20年了，但总共也没有见几次面，不过他的书我读过不少。还有，我们隔得近，他搬新家前，我上班的地方和他的住家，直线距离可能不超过100米。同处一个“气场”，多少会有些心灵感应。有时候也会隐隐有些骄傲：我和沙河老师，是熟人。

为了心底这份骄傲，若干年来一直关注着先生，看到他不断在出书，“庄子”以外，又涉及到了“诗经”，更多的则是说文解字。而以之闻名以之招灾的诗歌，近40年来是一首未见了，看得出来，先生已经完成从一个诗人到一个学者的决绝转变。而先生关于文字、训诂这类的书是与众不同的，但凡学术性的书都是正襟危坐、板起面孔训人的，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学术之谨严，血统之纯正。先生的书是短小的，有趣的，是为了让人阅读而写的，但有趣不意味着不严谨，举个例子吧，讲文字渊源的《流沙河认字》出版后，先生觉得出版社在校检繁体字、异体字方面错谬不少，恐以讹传讹，干脆将自己软笔精誊的手稿，交出版社影印出版，这就是《白鱼解字》。同样的内容，不同的版本，先生怕读者骂他骗稿费，就在前言中将缘由诚恳告白，“示无欺也”——这句话在《流沙河随笔》于将近20年后，以《画火御寒》的名称重新出版，也有同样的提示。估计上了当的读者读到这样的真情告白都会扑哧一笑：好个实诚、可爱的老夫子!

不见先生，一晃，又是十多年了吧?这次，为了“巴蜀文化大家”的访谈，再次拨通了电话。“喂——”，电话那头，悠长而缓慢的应答，让我一下子，仿佛又回到了马路对面老先生的书房。我报出自己的名字，片刻停顿之后，他的声音明显高亢起来，准确地回忆起了原先我的工作单位，关切地问我的近况，说：“你还是那么瘦吗?”83岁的老先生，记忆力居然如此之好，让我在得意之余，更多了许多惭愧。当下约定了采访时间。

是先生开的门。见面赠我两个字：“胖了。”我一面矫情地抱怨，一面由衷地赞美先生：“有钱难买老来瘦，沙河老师你还是那么瘦，好精神啊!”虽在一个比较高档的小区，但沙河老师的新居其实也不大，客厅也就三四十个平米吧，装修、家具也简陋，除了墙上挂的一幅先生自己的书法作品，房间基本上体现不出什么文化气息。但真正的文化确实不是用来显摆的，其他几个记者刚刚报出自己的姓名，立即就文化所浸淫——一个记者姓吴，沙河老师说：“你知道这个‘吴’字的由来吗，这个吴啊，通‘娱’!”说文解字，就此开张，说得兴奋了，沙河老师溜进书房，拿出纸笔，开始画起字来，说得吴记者一愣一愣的，我却就此明白了一个道理：难怪吴记者此前十多年一直从事着以追星为主业的娱乐报道，原来姓氏决定了她的娱乐基因!

终于解析完吴字的起源，我们开始按照采访提纲进行访谈。先生提意见了：“我们摆一会龙门阵就行了嘛，你这么正儿八经的，好累哦!”我严肃地说：“不行，这是重要的历史性的访谈，要尽可能成体系地总结你的艺术人生，不能漫谈。你没有看见我们还架着摄像机吗?”老先生说：“那好嘛，但你至少要问有趣点哈。”我一边笑，一边说，要得，要得。于是，几个小时的采访中，我嘻嘻哈哈地提出了许多如此这般的问题——

“沙河老师，你高中没有毕业就考大学，大学读了半年就参加了工作，说白了你的文化程度相对低哦，怎么就成了一个著名的文化人呢?”

“沙河老师，你那个《草木篇》其实写得并不怎么样，却让你遭了20几年的殃，上世纪80年代后期你就不写诗了，究竟是害怕再遭殃呢，还是觉得写不过余光中他们呢?”

“沙河老师，《流沙河认字》变身《白鱼解字》出版，有没有多挣稿费的想法哦?”

……

边开玩笑，边提问题。先生呢，温言软语，微微笑答。兴之所至，竟然起座踱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口之诵之，语之吟之，让我们的摄像记者手忙脚乱，连忙调整机位“缉拿”先生。他的话语，貌似诚恳，实则夸张，比如，“我的母校，省立成都中学，是全国最好的学校”;再比如，“我可能是全国最后一名锯匠了”……等等。采访者了无拘束，被采访者应答如流，随时都是欢声笑语，只是快到12点的时候，先生突然说：“我今天说了这么多，可以了嘛，我肚子都饿了。”我说：“最后一个问题!”然后，一连“最后”了5个问题。结束采访时，沙河老师给我提要求：“写我的文章，版面占小点，太长的文章，没得哪个看。”

从来没有哪个被采访者提这样的要求，都是恨不得版面越大越好。我说，好的。

他又说：“写我的文章，写得有趣点嘛，板起一幅面孔，哪个看哦。”

我说，好的。

心里在想，天下文章，都能像你老人家一样短小有趣，都成名家了，怕你老人家的日子没得这么好过哟。突然想起一个新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沙河老师，你写文章的收入远不如你写书法的收入，有没有考虑要搞一个书法专场拍卖会呢?”

沙河老师的老伴吴老师摇摇头，说，想做这个事情的公司太多，老头子觉得自己的钱够用了，坚决不考虑做这个事情。我正想说话，这时，多年前先生写在老南瓜上的那句话浮现在了我眼前——

瓜说瓜娃子说我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