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铭1894年出生于四川富顺自流井,父亲李焕章是一位木匠。有着八个孩子的李家一直过着清贫的日子。排行第三的李义铭小时常常手提着竹篮,沿街叫卖麻杆糖,以此帮助家里度日。

清朝末年,传教士到自贡传教,兴修教堂。李焕章到教堂做木匠活,洋牧师相中了老实木匠李焕章,教堂建好后留下他在教堂里打杂看门,并成为一名教徒。

这样一来,李家的孩子就可免费到教会办的学校上学了。李义铭15岁时进了学校的大门,读书学习。尽管可以不出学费读书,但生活费用还得李义铭家里解决。由于家境清贫,李义铭每天只吃一顿午饭。这个从小就品尝了生活艰苦的孩子,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他确信必须要靠他的奋斗,全家才可能彻底摆脱贫困处境。勤奋而聪慧的他刻苦学习,只用五年时间就读完了小学和中学的课程。

1913年,教会又出资让李义铭到成都华西协合大学读大学。在华西坝学习了7年后,李义铭于1920年毕业。根据规定,学生在教会资助下毕业后,必须为教会服务5年。李义铭被派到重庆教会开办的宽仁医院(重医附二院前身)当医生,每月的收入六十银元,这在当时是丰厚的薪金。但李义铭却放弃这份工作,想自己单独开家医院,一来自己行医、办实业来帮助他众多的兄弟姐妹,让父母能过上好日子;二来实现他的人生价值——“本医生天职为国家社会服务,冀渡贫苦病人于康乐之境。”

但是按照规定,由教会资助的学生毕业后没有为教会服务5年而离开教会医院,就必须偿还教会资助的两千多银元的学习费。李义铭筹措一大笔款,偿还了教会资助的学费。他先在重庆打铁街办起了医务训练班,而后又在小什字街开设了义林医院。由于李义铭的医术高明,前来看病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通过行医他还结识了不少上层人物,连冯玉祥将军和刘湘委派的重庆市市长张必果也成了他的朋友。1934年,李义铭被任命为重庆精益中学校长。在任职期间,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正好也在该校当英文教师,他们俩建立了很深厚感情。1945年,冯玉祥将军将以他自己小名命名的“敬善中学”交给李义铭管理,还把自己的一枚水晶印章送给李义铭。1956年,被中国对外友协授予“人民友好使者”的文幼章访问中国时,要见李义铭。遗憾的是李义铭已在当年去世,文幼章只见到了李义铭的亲属。

文幼章一家在乐山白塔街(图源:《三江都市报》)

经过李义铭的精心经营,义林医院规模越来越大。1935年,他与重庆市市长张必果等组织了一个“田园会”(旧时民间相互借贷的形式)。为了扩展事业,他在城郊观音岩购置土地筹建义林医院的新址。李义铭在新建的医院大楼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从建筑的设计到施工他都事必躬亲。大楼的设计借鉴了李义铭母校华西协合大学内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巧妙地把钟楼也设计在整幢大楼里。李义铭亲自监修,经过两年的修建,一幢坐北朝南的、具有大屋顶、青砖黑瓦、斗拱飞檐的中西合璧式大楼拔地而起。这幢7层大楼在当时是重庆最高建筑之一。

新建的义林医院大楼有5000多平方米,除很少的一部分是办公和居家用房外,其余大部分是医院用房。在李义铭全家刚入住大楼并筹备医院开业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从南京迁都重庆。李义铭修建的义林医院大楼被国民政府征用,作为立法院、司法院及资源委员会办公大楼。

义林医院(国民政府立法院、司法院及蒙藏委员会旧址)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义铭还兴办了实业、孤儿院和学校,参加了冯玉祥建立的抗战组织“利他社”。作为冯玉祥“利他社”重庆的主要负责人,李义铭无偿地把他的家作为“利他社”每半个月活动一次的场所。那时,冯玉祥、于右任、张群等不少民国上层人物经常进出义林医院大楼,商讨怎样为抗战募捐。李义铭家里的人也时常帮“利他社”做事。“利他社”在家里聚会搞活动,他们就负责接待。有一次自贡“利他社”的捐款9000银元送到了李义铭家里,恰巧李义铭不在家。为尽快把捐款用于抗战,李义铭夫人亲自把9000银元送到了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手中。

国民政府立法院、司法院及蒙藏委员会旧址大楼门厅

重庆大轰炸时,民国政府文职机关迁到乡下,卫戍司令部便进住义林医院大楼,李义铭也没法在此开医院。一直到抗战胜利后,这幢大楼才得以归还义林医院。

李义铭的义林医院,还能保存下来,演变为今天的重庆市人民医院中山院区是很不易的。周恩来总理曾说过这幢房子有纪念性,不要拆掉。义林医院这幢大楼不仅见证了西部地区第一位中国本土西医医生行医行善的生涯,见证了抗日战争时期全民共同抗日的艰难历程,还见证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那就是红岩英烈江竹筠的成长经历。

李义铭是江竹筠的三舅。江竹筠的父亲名叫江上林。江上林在乡村当农民并不“安分”,喜好到处游走。他娶了自流井城里李焕章家里李义铭的妹妹李舜华。成家以后江上林并没有和妻子一起在乡下过安稳的日子,而是仍然过着到处游玩的生活。偶尔空手回家一次,住不上几天,就又走了,一走就是一两年,留下妻子独自在家抚养一女一儿两个孩子,女儿就是江竹筠。由于江上林长期不在家,江竹筠姐弟童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是随母亲在自贡城里的外婆家度过的。

自贡市大安区江竹筠故居(蓬州闲士 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1928年,李义铭在外创业已有了立足点,他把父母接到了重庆。就在这一年乡下发生了特大旱灾。李义铭的妹妹李舜华独自带着两个未成年孩子在乡下,一点办法都没有。正在母子三人走投无路时,在重庆的李义铭没有忘记过去让全家都过上好日子的愿望,不仅主动写信邀请饥荒中的李舜华带着竹筠姐弟来重庆,而且还接纳了来投靠他的自贡的穷亲戚们,李义铭的家成了几世同堂的大家庭。然而,众多穷亲戚都聚集在李义铭家里,日子久了各有各的困难。不久后,李义铭只好在离自家不远处帮妹妹安排了一间房子,李舜华带着江竹筠姐弟独自谋生。

恰好,李舜华的丈夫江上林也游走到了这里。身为蜀通轮船公司董事的李义铭,立刻为妹夫在这家公司找了一份伙房的工作。江上林暂时不再流浪了,这个家终于也有了一点温馨的气息。

然而好景不长,蜀通轮船公司突然破产,江上林失业了。他又抛弃妻子儿女,到外独自游走去了。几年后江上林病故,李舜华母子三人的生活再度陷入困境。在这危难之时,李义铭再次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赶紧把他们母子三人再次接进他的家里。

李义铭与基督教同仁刘子如、曾子唯等一起合办孤儿院,以“无父为孤’的理由,保送江竹筠姐弟进了孤儿院附设小学读书。那年,江竹筠刚满12岁。江竹筠像当年舅舅李义铭小时进学堂那样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第一学期连跳三级。当年李义铭办的学校里常有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小学里这些老师启蒙了江竹筠对革命的向往。

1936年夏,16岁的江竹筠以优异成绩从孤儿院小学毕业。她很想找一份工作,这样可以改善家里的生活,然而她又特别想继续求学。在这两难时,李义铭对外甥女江竹筠说:“哪能不读书?考!考南岸中学!”重庆市南岸中学是李义铭等人办的,学校就设在李义铭的义林医院里边。于是,这年秋天,江竹筠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南岸中学。

在中学里,江竹筠没有辜负舅舅李义铭对她的关爱,她十分努力地学习,不久就获得学校的最高奖励——一个嵌着镀银的“品学兼优”黑色盾牌。她把奖品送给了舅舅李义铭。李义铭把这件礼物一直摆放在他办公室的书桌上,甚至后来江竹筠被捕入狱,也没改变。

在南岸中学读书期间,江竹筠开始在重庆寻觅党组织,向往加入共产党。时值抗日战争爆发,江竹筠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宣传抗日的活动,自己亲手缝棉衣,为前方战士募捐,到医院慰问伤病员。

日军对重庆进行大轰炸空袭时,作为重庆最高的建筑之一的义林医院大楼是日军轰炸的对象。一次空袭时,医院大楼没有被炸,但临近的民房却被炸、被烧毁,不少居民都成了难民,无家可归。李义铭决定把刚腾出的两栋三层楼的空房让这街上的难民进来住。这本来是做善事,但卫戍司令部却不让难民进,门口站岗的士兵把枪交叉一架拦住想要进入的难民。这时江竹筠站出来,走到拿枪的士兵面前劝说:“我们都是中国人,难民都是日本人轰炸造成的。”经过江竹筠的劝导,站岗的士兵让难民进了该房子。但第二天,李义铭却被卫戍司令部的士兵捆绑起来抓走了。江竹筠组织难民在大楼下对卫戍司令部喊:“把李院长放了!”迫于难民的强烈抗议,他们只有放了李义铭。

1939年春天,18岁的江竹筠考入校址在重庆远郊巴县的中国公学附属中学,成了高中部甲班的学生。在学校里,江竹筠加入了共产党。

江姐入党介绍人戴克宇保存的中学同学江竹筠的照片(图源:四川幸福女性)

江竹筠假期回舅舅李义铭家和同龄的表哥表弟表妹们在一起时,她常常把一些爱国的、革命的问题带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他们谈起国家大事时常各执一词、激烈辩论。舅舅李义铭很为孩子们这样的争执担心,因为卫戍司令部就和他们住在同一幢大楼里。他也制止不了,只得慨叹:“我们家有小共产党了!”后来,李义铭的二女儿被江竹筠引导参加了革命。

1946年暑期,江竹筠从成都四川大学回重庆。重庆地下党通知江竹筠不要回大学读书了,留在重庆搞革命工作。江竹筠立刻办了休学的手续,马上带上孩子彭云和丈夫彭咏梧到义林医院去看舅舅李义铭。舅舅李义铭得知外甥女江竹筠刚回重庆,还没有工作,他就主动建议外甥女在他办的敬善中学做兼职会计。这正合江竹筠的心意,这样她就有一个掩护身份的社会职业了。

李义铭夫妇与江竹筠儿子合影

1948年,江竹筠被捕入狱后,李义铭到处托人营救江竹筠。他想用重金把外甥女江竹筠保释出来,结果非但没有救出外甥女,自己反而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抓去坐了好多天的牢。

1949年,重庆解放了。李义铭将义林医院长期无偿借给政府,重庆市卫生局在义林医院的基础上筹建了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李义铭任副院长。不久李义铭却被错误地抓进了监狱,经过十个月,以“审讯完毕,无罪释放”。

1956年,李义铭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

来源:2018年12月24日《四川大学报》(原题《中国西部第一位本土西医医生》)

作者:戚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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