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吉（1828-1880），从宜宾走出的晚清著名廉臣。他身列谏垣，持正守节，廉洁奉公，屡屡上章揭露时弊，参劾不法官员，建言建策，可谓中国近代官员反腐倡廉的典范。

据民国三年（1914）重刊的《宜宾赵氏家谱》载，赵树吉，字迪初，一字沅鶄，清道光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28年1月9日）午时生于四川叙州府宜宾县黎汤乡大水涡（今四川宜宾市翠屏区赵场街道农场村铁匠湾社）诗书世家。其字“迪初”，出自《楚辞·九章·怀沙》“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 句，迪有遵循义，其本意为道，有不忘初衷之意；另一字“沅鶄”，是居住水边，喙长如笔以害虫为食的水鸟，寓口诛笔伐为民除害之意。为避官场口舌之非，赵树吉与诗友唱和及通信时，多用谐音“沅青”或“元卿”为字。   

    《存马山房疏草二卷》复印本（图片来自宜宾新闻网）

按《宜宾赵氏家谱》原序，宜宾赵场的赵氏家族本大宋宗室，随宋高宗赵构南渡，迁于浙江宁波府。其入川始祖赵晋卿在明代由浙江中举，任四川成都别驾，不久即去世。其子赵宪鼎扶柩回乡途经宜宾时，恰遇战乱而滞留宜宾两年，不得已卜葬于旧州乡黄葛山。其曾孙赵发祥为四川荣县教谕，在宜宾创基并发展为赵场第一望族。赵树吉4岁启蒙，在祖父赵钟琳与父亲赵汉所办私塾就学，郡廪生，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朝考一等第五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纂修，充国史馆总纂，充江西道监察御史，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礼科给事中，工科掌印给事中，云南迤西兵备道等。清光绪六年三月初五日（1880年4月13日）卒，浩授通奉大夫。

赵树吉由进士入翰林位列谏垣起，到任云南迤西兵备道“以仵当道”解甲归田止，皆是在中国内忧外患连年天灾人祸中度过，亲身体会到腐朽没落的晚清官场黑暗。眼见官员们普遍庸懦糜烂、百姓畏官军甚于畏贼，赵树吉痛心疾首，冒着得罪皇上与权贵风险，多次上章痛斥朝廷流弊，并建言改善之道。从封疆大吏到芝麻县令，被他弹劾的官员不计其数。

赵树吉书法欣赏《钱太宜人墓志铭》（部分）与《张长史帖跋》（图片来自网络）

从现存的《赵树吉疏草二卷》中可以看到，他不但屡屡对清廷中的贪官污吏口诛笔伐，就是对咸丰帝与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也毫不留情，多次直批其面。

如在清同治二年（1863）二月所上《请诛革员胜保疏》，历数督军入陕的钦差大臣兵部侍郎胜保祸国殃民的罪状，力主诛杀。因担心当政念及胜保扶两宫太后坐上垂帘听政宝座大功而包庇胜保，赵树吉在疏中毫无忌讳地直批皇上：“皇上虽帱载包容，恩同天地，欲曲法以生之，何以对祖宗、谢天下乎？” “伏乞皇太后、皇上加意垂察，宸断独伸，将该革员明正其罪，毋为群言所摇夺，以彰国法而儆党援。则臣虽以言获罪，万死无憾！”迫使慈禧太后极不情愿地处死了这位对她有大恩的督军。

又如在清咸丰八年（1858），赵树吉得知英法美军舰沿海北上，即上《请严备海防疏》，提醒咸丰帝备战，以防英法联军经天津武装进京。咸丰帝却在孰战孰和中摇摆不定，未予重视；朝中大员们也争吵不休，以致直隶总督谭廷襄坐失战机丢失大沽炮台，导致“议和”之声高涨。赵树吉立即再上《劾贻误军事大员疏》，反对议和。其理由是并非朝廷兵力不足，而是地方督抚无能，力主换帅，与英法联军决一死战。在奏章中，赵树吉明劾谭廷襄等一众封疆大吏玩忽职守丢失京门之罪，字里行间却笔扫咸丰帝临事无主见，致疆臣左右为难之咎，处处流露出朝廷的无能，笔笔扫到咸丰帝脸上，只差请皇上下罪己诏了。

再如清廷为筹措军费，在发行官票宝钞纸币的同时﹐铸大钱以解燃眉之急。所铸大钱面值愈大，清廷获利愈多。如每枚当制钱一千文的铜大钱，其铸钱成本只需三十八文。这对清廷，是数十倍获利，但对本就苦不堪言的百姓，则是雪上加霜。由于大钱大量发行，物价飞涨数十倍，以致饿殍遍地。满朝文武明知这样做无异将百姓推向死地，却因不敢得罪皇上而噤若寒蝉。赵树吉义愤填膺，于咸丰九年五月初一日（1859年6月1日），冒死递上《请罢大钱疏》，痛陈铸大钱之害：“从前十日之资，不能供此时一饱之费。于是纷纷歇业，无以为生。老弱行乞于街，衢壮者竄身于盗贼……臣愚以为大钱不罢，则市价不平。市价不平，而欲兵民之无困，不可得也！”向皇上讲明利害，奏请停止发行大钱，否则天下百姓濒临绝路，连最善良的百姓也要沦为盗贼。

赵树吉的奏章，多是为饱受兵燹劫难的百姓请命，犀利的笔锋，总是毫不留情指向贪官污吏。如在咸丰九年，云南烟帮枭雄李永和、蓝朝顺率众攻打四川宜宾。赵树吉得知真相后，认为是官逼民反，即连上《请别简贤能督川办贼疏》《请饬拨精兵援叙并劾县令不职疏》，指出：所谓“滇匪”，不过是受不了苛捐杂税的商民，是地方官府将几十个到四川的云南商贩激变为连克宜宾三县的造反大军。宜宾县令汪觐光“平时不洽舆情，临事毫无准备”，在百姓因战乱荼毒“纷纷投水、惨淡呼号”时，却“终日在署饮酒，形同聋聩”；而四川官军则兵骄将惰，平时聚众滋事，奉调出征却畏缩不前，沿途抢掠百姓，到战场却遇贼即溃；署川督的成都将军有凤“以有病之躯兼兹重任，平日接见属员尚且不能久坐”；年逾七旬的提督万福，连骑马也困难，手握重兵却无能为力；军情紧急，朝廷居然还让远在广州的原四川总督黄宗汉进京觐见皇上后，再到四川平乱……所有这些，皆是朝廷用人与处置不当，至官逼民反。

赵树吉其余诗文著述复印本（图片来自宜宾新闻网）

赵树吉不但屡屡上章弹劾贪官污吏，还曾上章“直批龙颜”。在《条陈时政疏》中，他不但怒斥“大臣中多衰庸闒亢之人……虽名为大臣，实与小臣无异，甚者至结认师生以相援引，交通外官以取贿赂。”还剑指咸丰帝：“今朝廷纪纲废弛已极，而又任用群小，使相率效尤，则天下之事更何所恃？”

赵树吉弹劾贪慵官员的奏章还有很多，如《劾江督苏抚罪并请简员督办疏》《请罢斥贻误军事大员疏》《参劾承审委员疏》《请查诬控武弁疏》《请饬另核捐案疏》《请发仓榖并弛米禁疏》……笔锋所指，尽是针砭时弊，为民请命。

赵树吉为官不但一身正气，与贪赃枉法的权贵格格不入，还一生廉洁自律，从不以权谋私。

如在咸丰戊午（1858）顺天乡试中，不少官员都在趁科考谋私：主考官大学士户部尚书柏葰听受嘱托换取中试卷子，副主考官户部右侍郎程庭桂接到儿子交通关节的条子不举报、同考官翰林院编修浦安伙同作弊，兵部尚书陈孚恩等大员的衙内们向场内递关节托人情……案情爆发后,咸丰帝痛下决心整饬科场秩序,先后共惩处涉案人员90余人，成为清朝浮出水面的三大科场舞弊案中最惊心动魄之案。其中，主考官柏葰等5人被处斩；副主考官一被革职，一被充军，皆毙于狱中。与赵树吉一同入闱的几个同年好友，有的被革职，有的被连坐直降五级处分，唯独赵树吉在闱内针对科场弊病写诗《分校京兆奉和尹杏农同年监试用东坡监试呈诸试官诗韵卽以述怀》自律，不但因清正廉明毫发无损，还因持正守法，被升任为次年更高一级的京都会试监试官。这在腐败成风几近无官不贪的晚清官场，实为凤毛麟角。

赵树吉如此廉洁自律，并非“不缺钱”。他在《送少舫弟回蜀乡试三首》中曾自述：“为贫始学宦，宦久乃愈贫”。所居也正如他《冬夜感怀二首》那样，“闭门若空谷，矮屋如渔舟”。因囊中羞涩，在同僚聚会时因没份子钱，常“失约”。逢生日，也因无钱宴请亲友而出门躲客。在京为官时，所生6儿女，4女皆死于贫穷与疾病，常常因生活窘迫而萌生辞官还乡意。他身为朝廷大员，并非没有贪腐的机会。能在贫困中廉洁自守，除了坚守古代知识分子“不饮盗泉”“君子固穷”的传统道德之外，更多的，是历代士大夫那种“匡扶时弊、感时忧国，以天下为己任”的气节。

赵树吉在京因守正不阿，得罪不少权贵，于清同治六年（1867）被清廷外放到战火纷飞的云南任迤西兵备道。

在云南，赵树吉仍一如既往地刚直不阿，持正守节，与官场流弊格格不入，因而 “以忤当道”，不得已托病辞官回籍。

赵树吉虽为当道不容，却因在任上一心致力于解除民生疾苦，在监督官兵、禁革奸弊、整饬文教、建言献策等方面成效卓异，辞官离去后，当地百姓将他奉入长生祠，赢得历代为官者可求而不可得的殊荣。当地百姓还以清官载入云南史册，《云南通志》及《新纂云南通志》均载：他在迤西兵备道任上“减徭役，招流亡，抑豪强，饬吏治，政绩为滇中最”“解组归，行李萧然，所余廉俸，尽捐置书院，以供诸生膏火，至今楚郡士民讴思不忘云。”

赵树吉回乡后两袖清风，靠授徒自给衣食，并负责续纂光绪版《叙州府志》。

赵树吉不但为官清正，刚直之声遍天下，并且在诗书上造诣颇深。他从小随父习颜真卿楷书，后又深得唐晋诸名家神韵，学古而不泥古，精妙秀逸，自成一家。晚清至民国时曾为字帖刊发，得其一纸，视若拱璧。

赵树吉的诗在晚清颇有名气，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称赵树吉“诗才茂美，託旨深长。当时蜀中诗家，推为巨擘”。由于长期身处内忧外患中，天灾人祸和战乱之苦在赵树吉的诗中大量涌现。如《邯郸行》《羊城行》等。任迤西兵备道后，他目睹贫穷、瘟疫和兵祸中滇西百姓的非人生活，更是痛彻心扉，一系列“悲歌”催人泪下：《悲夫役》《悲捐派》《悲掳掠》《荒田谣》《秋癘行》，其意义不输杜甫“三吏三别”。其诗多因时事而发，可谓咸同时代的一部史诗。

赵树吉一生著述丰富，著有《存马山房文集》四卷、《诗集》八卷、《疏草》二卷、《瓮天琐录》一卷行世。他不但是一个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学博才高，工书，尤工诗”的佼佼者，更是一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在内忧外患的晚清为民生疾苦鼓与呼“贪腐不除，何以安国”的铁笔御史，中国近代史上反腐倡廉的典范。

（载《巴蜀史志》2018年第5期，总第219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