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评书是地方曲种之一，又称评话。2011年5月23日，国务院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四川评书榜上有名。当代四川评书李伯清先生独创散打评书，名闻遐迩，而李伯清的老师正是周少稷先生。周先生20世纪80年代即为成都市西城区政协文史委文史委员。后来区划调整，西城区为今青羊区，先生一直为青羊区政协文史委文史委员。笔者1999年12月从青羊区地方志办公室转入青羊区政协文史委工作，担任《少城文史资料》责任编辑，和周先生交往甚密，对周老颇为敬慕。2002年，周老驾鹤西去，但他是永远的四川评书大师，今追忆旧事并荟萃其夫人及弟子的有关史料以为纪念。

旧中国苦难的人生

1921年2月3日午时，寒风夹雪，周少稷先生在成都原中心区北一街的民房内出生。先生的祖父周亨朝，为咸丰年间成都府第一名举人，祖母蔡氏的舅父为清末兵部翰林尚书，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代，虽然没有给先生物质上的富足，但却为他日后取得巨大艺术成就传袭了先天优势。

先生的童年在硝烟弥漫中度过，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于父亲周炳荣做小生意的微薄收入。由于父亲练就了锻造金银首饰的绝活，生意日益发达。不幸遭遇军阀伪造银圆，扰乱金融市场，父亲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几近无存，生活陷入困境。

周少稷先生（前排右二）与同仁、弟子合影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躲日机空袭，16岁的少稷辍学到彭县乡下。从此，他辗转于彭县各茶铺听评书。当时，说书人是广汉的张连波，人称川西评书大王。少稷听了一年的评书，丰富多彩的评书内容令他茅塞顿开。他逢场必赶，不错过任何机会，成了有名的“周书迷”。随后，16岁的少稷不顾父母和亲人们的劝阻，毅然出走，带着评书艺人蓝其昌到外地说书。期间，他努力阅读历史书籍，广泛结识著名评书艺人，广搜博采各派所长，为日后事业的发展夯实了基础。

少稷先生不仅热爱艺术，而且向往进步和光明。1943年5月至1944年5月，他在安乐寺做香烟生意，掩护地下党工作。期间，地下党员、老红军周趣涛与他成为挚友。后来，少稷先生又在成都北一街为地下党送情报。

1946年12月，少稷被国民党特务以通“共匪”之名，抓进监狱，受尽折磨。强暴没有使少稷低头，1948年8月至1949年4月，他在成都自费办进步报纸《益报》，任报社经理兼广告部主任。1949年4月至12月又自费办进步报纸《新闻日摘》，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共、腐败罪行，后被禁止发行。

新中国使人生辉煌

1950年5月至1951年3月，少稷先生到成都市第七区人民政府工作，时任区长为朱凯。

1951年3月至8月期间，少稷先生正式拜巴蜀著名评书艺人曾树荣为师。新中国的建立，使少稷先生的人生发生巨大变化。少稷先生曾对女儿周善珍说：“艺术信仰比生命还重要，是党给了我艺术的第二条生命，任何时候不能忘记，对于我来说，艺术好比空气和阳光，须臾难离。”

正是他对党的热爱，对评书艺术的执着，为了普及评书，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需求，1951年，少稷先生穿上草鞋，从成都出发，日行170里，步行到雅安宝兴县说书，内容是《三国演义》和《玉狮带》。三个月内，他历程日晒雨淋，忍饥挨饿，先后说了近200场，听众无不拍手叫绝。

1952年，少稷先生第二次步行到雅安城区说书，他背着玉米馍从夹金山涉江越岭，走草地穿丛林。当地流行顺口溜：“翻过王母寨，看你骨头在不在；趟过烂草地，叫你身上脱层皮。”为防滑，他在草鞋后跟套上铁码子，每天仍然坚持走170多里山间小路。返蓉途中，先生不慎将演出期间的血汗钱遗失，只好将棉大衣卖了2元多，充当盘缠，一天只吃一顿饭，坚持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成都。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少稷先生仍然坚持艺术的理想，为人民、为新社会服务。

少稷先生说书气魄宏大，善于用起伏跌宕的情节引人入胜，令听众余音绕梁，产生古为今用之奇妙效应。除此以外，少稷先生培养了不少成功的弟子，如李伯清、彭跃先、程永超、陈光明、达鹏贵等弟子。

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与人合作写成《刘湘之死》《成都巷战》，创作出《鸡火状元》《乌木梁的来历》。20世纪90年代，先后写出《庚鼎药房的来历》《西安事变》《身怀三宝无人可敌》《城隍庙的来历》《剥人皮的故事》，还改编创作《烈火金刚》《平原游击队》《红岩》和《烈火中永生》，均为广大听众喜闻乐见，每次说书，场场爆满。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少稷先生创作了《香港之行》，加上其独创的有韵评书《舌战群儒》《慈禧传奇》，备受艺术界推崇。

1983年5月，少稷先生成为西城区政协文史委员；1986年10月至1987年10月，他又成为成都市政协文史研究员。20世纪90年代初，西城区成为青羊区，少稷先生在青羊区政协文史委担任文史委员至2002年。

先生精湛的艺术表演特色

四川评书的起源、形式与内容   四川评书在清初盛行于四川，以四川方言讲述，说书者一人，以说为主，辅以动作。表演只需一张桌子，一块醒木，一把扇子，不拘时间，不择地盘，书文可长可短，书资可凭听书人随意给付。

四川评书分“清棚”“擂棚”两类。“清棚”是文人下海逐渐转为专业说书而形成，重在文说，以清说为主，妙语连天，偏重文采，以情动人。“擂棚”重在武讲，以“吼喊”为主，注重摹拟形容，力求形态逼真，常用醒木在桌上用力拍讲，刻画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或马嘶人吼，金鸣鼓擂，说书人手比足划，眉飞色舞。钟晓帆和戴全如分别是这两派的代表人物。评书话本分“条书”与“墨书”。“条书”无底本，凭艺人编连故事，立好“四柱”，上台就讲，如《三国演义》《水浒》《清史演义》等，说书人根据底本加工润色，一部书能说三五个月甚至一年半载。成都流行两种评书体：一是散文体，一是有韵评书。有韵评书为两句一换韵，仄押仄，平押平，句子不拘长短，但有节奏。现代书目有《红岩》《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

先生独到的表演技艺   少稷先生的评书风格属于“清棚”夹“擂棚”，两者兼而有之，说寒令人冷气攻心，说暑如火燎灼肤。他追求用艺术的真、善、美陶冶听众的情操，启迪他们的思维，从而达到精神境界的升华。

少稷先生认为，说书人形象美十分重要。在台上要端然正坐，眼神集中，举止端庄，衣冠整齐，不要东张西望，一举一动都要有艺术规范和文明礼貌。态度热情，语言柔和，待人礼貌，衣着整洁，这种形象美往往带给听众艺德高尚的印象。

少稷先生幼时就阅读过很多历史书，历代故事了如指掌。他常说：“对于历史题材的评书，首先要对历史作真实的反映，让历史发出真实的声音，把历史的真实过程和隐秘的角落都泄露给人民，不要给历史留下可涂抹的空白。健全民族的人文素养，必须从历史血脉活生生的跳动基因中感受到深厚的引导力量。”

先生说某题材的评书时，往往翻阅有关正史、野史进行对照、参考。他说《南宋痛史》中的《三尽忠》时，用了三个多月时间阅读大量历史资料，研究宋史，熟悉历史人物的语言、衣饰、民风民俗等，因而能在台上声情并茂地将文天祥、张仕杰、陆秀夫等历史人物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刻画得极其生动、鲜活，听众为之涕泪交加，泣不成声。

少稷先生讲书有三忘之约：“在家忘愁，出门忘事，上台忘我。”他从不讲诲淫诲盗题材和内容，常说：“讲评书是高台教化，不要钱要脸。”此话今天读来，仍引人深思。

笔者与先生成忘年交

笔者1999年12月从青羊区地方志办转入青羊区政协，从事《少城文史资料》编辑工作，从而结识少稷先生，与之结为忘年交。政协的领导和干部都尊称他为周老。

那时，笔者常因工作到周老家拜访做客。周老居住在祠堂街38号院子。走进狭窄的院门，庭院中间一条青砖铺就的小路将客人引向楼房，这是一栋老式三层阁楼，沿木梯而上，仿佛回到历史深处的满城。祠堂街38号院曾是中共地下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重要人物先后来此工作过。这里还是《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的办公场所。

周老家经常有社会名流、弟子来访。周老和夫人张咏芳总是对客人倒茶掺水、嘘寒问暖，使客人顿感宾至如归。周老的爱徒彭跃先曾和笔者在原成都市西城区文工团共事达10年之久，是亲密好友。

《少城文史资料》14辑编辑期间，笔者专门邀请彭跃先撰稿，他以徒彭的笔名投稿并获登载。后来，彭跃先将在某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赠送笔者，其对周老师和师娘的爱戴感恩之情跃然纸上：“老师对我（包括我众师弟）从不言酬，分文未取不说，还在老师家中，边吃边复条。当时老师家并不宽裕，我由衷敬重贤惠的师娘，常等我们师徒下桌后她才吃饭，因下酒菜少，师娘常常是‘忍嘴待徒’。此番情景今日回忆起来，也深感难报老师传教之恩，师娘贤良之德。”

周少稷先生（左三）与谐剧大师王永梭（右一）

周老的夫人，笔者称呼张孃，在徒弟心中口碑甚丰，给笔者印象也颇深刻。张孃和周老是结发夫妻，相爱甚笃。1999年是他们的钻石婚喜庆年，同年，成都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为周老举办了他从艺60周年的纪念活动。

四川省曲艺家协会和成都市曲艺家协会分别送上贺词，这里特摘录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市曲艺家协会主席程永玲先生的贺词如下：“周少稷先生数十年来，以弘扬民族民间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己任，积极参与整理优秀传统书目，努力培养评书艺术接班人，热心说新书，说好书，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值此机会，特撰一联，谨向周少稷先生表示祝贺，并祝愿周老先生健康长寿：‘一张嘴道尽成都市井近百年掌故，满腔情浇出四川曲苑数十朵新花。’”

周老的挚友、同仁、弟子也纷纷撰文祝贺，其中有老红军邹趣涛、四川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罗竞先，还有弟子雷智华、王兴余等。雷智华在贺词中写到：“周少稷老先生爱徒如子，注重人品艺德，为评书艺术培养了大批人才，将自己十年来收集整理的优秀评书艺术资料奉献给文化界有关部门，为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化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王兴余先生写出了报告文学《生命融入艺术》，文中记述周老从艺60年来的生活经历和取得的艺术成就，本文部分资料即采撷于王先生之文。

周老的评书艺术获得巨大成功和妻子张咏芳女士几十年倾心相助分不开。她在庆祝周少稷从艺6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颇能说明问题：“少稷爱艺术如生命，我们结婚后，所有家务和教养孩子的事都由我一人包下来，从没让他分过心。因为少稷从小就喜欢评书艺术，与艺术融在一起60多个年头，心里只有自己培植的艺术占据其中，他的那份天赋秉性触动了我，决心终身追随他，跟他在一起守望一份真爱，为他分担一份人生的苦难和艺术的甜蜜。‘艺海同舟相爱深’是我俩的血管里流向府南河，响在心窝里的一首歌。”她还谈到：“没有艺术的爱情，好像山野没有烟霞显不出朦胧美，而没有爱情的艺术好像春天没有草木，谈不上绿色秀。”这就是周老秀外慧中、相伴60载春秋贤妻的心声，读之感人至深。

周老对他的弟子李伯清一直是关爱备至，包括在生活上提供方便，在艺术上帮助他突破传统，走向辉煌。周老曾与笔者谈起一件往事：有一次，他到锦江茶馆听弟子李伯清讲评书，发现李伯清对传统评书有所突破，创造出民间喜闻乐见的独特散打评书。于是，他与时任成都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的罗竞先，还有其他同仁一起，提出“李伯清评书轰动现象”，并于1994年11月11日邀请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省曲协、市曲协和专家、学者60余人专门召开 “李伯清评书轰动蓉城现象”研讨会，少稷先生在会上为“李伯清现象”总结出五点宝贵经验。

重温走访记录，周老的音容笑貌又浮现眼前，感人的情景犹如发生在昨日，令人有不胜沧桑之感。

周老与袁箴、罗竞先合作著述

1980年5月至1983年5月，周老与省群众艺术馆袁箴老师，市曲协副主席罗竞先合写《刘湘之死》一书；1985年5月至1986年10月，他们三人又再次合作，写出《成都巷战》一书。

袁箴老师是笔者至亲表伯，原名袁必蕴，小名如山。他的父亲是笔者家父的亲舅舅。表兄弟两人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深厚。袁表伯解放初期在川北工作。川北行署区，是1950至1952年，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省级行政区，行署政府驻地为南充市，隶属于中共中央西南局。1952年，川北行署区撤销，与川南行署区、川东行署区、川西行署区合并为四川省。

后来，表伯调至四川人民出版社，在第二编辑室任主编，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多年后平反，摘掉右派帽子，工作便安排在四川省群众艺术馆，任《大众文艺》主编。表伯曾告诉笔者，他与周少稷先生和罗竞先先生合作著书，是一种缘分。

罗竞先时任成都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他最先是西城区曲艺队队长，后来是西城区文工团团长，是笔者的老领导。此人风趣，待人厚道，吃苦耐劳，工作能力强，又极爱好学习。他八岁就做放牛娃，只读了一个多月小学，因贫穷而辍学，饱经人间风霜。解放后，他读完两年夜校，凭着百折不挠的毅力，从事写作，为报刊陆续写了二百多篇通讯、特写。他在曲苑中耕耘数十载，2005年春节，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文化局、市文联联合举办了一个对成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大会，罗竞先被授予“终身从艺荣誉奖”。

罗竞先痴迷于读书，不分时间、地点，激情洋溢。笔者在西城区文工团工作时期，有一次到罗竞先家中汇报工作。谈完正事，罗竞先说道：“小潘，你是学西洋音乐的，要多学习中国传统诗词，会对你帮助很大的哦。”说完，他拿出一本唐诗集，兴致勃勃地边读边讲起其中的李贺诗《李凭箜篌引》：“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刚开始读时，他还是神色肃穆的，读到“昆山玉碎凤凰叫”“石破天惊逗秋雨”“老鱼跳波瘦蛟舞”等诗句，他一下子站起来，眉飞色舞，满怀激情地畅谈感悟，给笔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罗竞先很早就已拜袁箴表伯为师。某天，周老给弟子江沙和李伯清过条，约罗竞先听“飞条”，罗竞先正准备到档案馆查有关刘湘的资料。周老知道后，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起刘湘的故事，对刘湘的身世细节了如指掌。罗竞先如获至宝，立刻给袁老师谈及此事。当天，袁箴老师在人民公园约见周老，三人从日中谈到月明，遂决定联合写书。

周老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业内人士夸赞他是“活图书馆”。创作过程中，周老提供历史事件、地理环境、人际关系、社会背景等翔实资料。值得一提的是，其夫人张咏芳冒着寒冬酷暑，两次随少稷先生到外地收集资料和写书，经常是周老写一段，她接着抄，两本书共计20多万字，她一直陪伴写完、抄完。

袁箴老师拟定了计划150多万字的十部书目及提纲，总名为《四川军阀演义》系列长篇评书。可惜因种种原因，只完成了《刘湘之死》《成都巷战》两部著作。周老腹中那浩瀚如海的“飞条”宝藏，还有很多有待整理，令人扼腕叹息。

笔者在青羊区政协工作期间，多蒙周老指点、教导。周老还特地将他和袁箴表伯的合影照片赠予笔者，并告知有关表伯的零碎往事。如今，二老皆已作古，但笔者坚信，他们的灵魂就在宇宙的某个地方，他们仍然在一起笑谈着文学艺术和评书艺术。

（作者：潘前春，原载《巴蜀史志》2018年第3期 总第217期）